【时代邮刊·独家策划】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开会

【策划人语】

    说到开会，大家可能立刻会想到那句老话：“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
    其实，国民党的会也多得不行。张天翼先生就写过一篇经典讽刺小说，叫《华威先生》。华威先生生活在1930年代的上海，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吏。当时前方战争紧张，而后方的华威先生一天到晚也在忙个不停。他在忙什么呢？就是忙开会。他到各个组织去开会去讲话，然而总是讲不了两句，就又赶到下一个会场去了。后来，人们把忙于开会的人，不分党派团体，统称为“华威先生”。
    其实，不管哪个党派哪个团体哪个企业哪个单位，以至哪个家庭，开会总是少不了的。因为会议是统一认识、交流思想、安排工作、解决问题的好形式、好方法、好手段。
    问题是，现在国人普遍感到会开得太多太滥太空太假，“华威先生”到处都可以碰见，很多会议已经不太像会议，于是便纷纷呼吁加以治理；然而，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人在对“文山会海”除了口诛笔伐时，内心却又非常喜欢开会。
    这种矛盾的心理和行为，到底暗藏着国人的多少文化奥秘和奥妙呢？以往，许多人一提到开会，总是从开会的消极事实和消极影响去大加指责，那样痛快是痛快，但终究还是于事无补；今天，《时代邮刊》愿意与读者一起，从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去考察和解读中国人喜欢开会，可能会让我们看到开会的另一番天地，感受到开会的另一种滋味。

（执笔/罗满元 罗 梅）
 

【本刊立场】

中国人开会咏叹调

□罗满元 罗  梅

        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开会绝对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记不清自己到底参加过多少会，我们也无法预料自己还要参加多少会，但我们知道，只要还活着，就还得要开会！
        或许，时常让你开会，而且这些会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你可能有点不高兴，有点不情愿，甚至有点不耐烦，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周围像你一样的人都被通知去开会了，唯独不要你参加，你可能更不高兴更不情愿更不耐烦，甚至，你可能还会去找会议组织者讨“说法”——尽管这个会同样是有你不多无你不少。这就是说，从心底上看，我们每个人其实还是喜欢开会的。细细分析这其中的缘由，还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道道。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

        中国人喜欢开会，因为中国人的学习、生产、工作、生活等等的一切人生领域，都离不开会议。班委会，少先队员会，共青团员会，家长会，学校工作会，高三备考会；春耕生产会，冬修水利会，村委会，村民大会；车间主任会，销售经理会，大区总监会，总经理会，董事会，股东会；班排长会，突击抢险会，科技练兵会，军事演习会，作战部署会；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职代会，妇代会，团代会，作代会；动员会，检查会，汇报会，总结会，表彰会，经验交流会，现场办公会，产品订货会，贸易洽谈会，物资交流会，理论研讨会，行业管理会，广告招标会，服饰博览会，房产展示会，汽车专卖会……月月开会，天天开会，事事开会，处处开会；单位开会，部门开会，系统开会，地方开会；你开会，我开会，他开会；省里开会，县里开会，乡里开会，村里也开会。打开电视是会，翻开报刊是会，收听广播是会，浏览网站还是会。大会小会，长会短会，会外有会，会中套会。
        不知有多少人一天到晚，忙忙乎乎，就是马不停蹄地忙会赶会开会。一个官员一年到底要参加多少会议，没有人做过精确统计，也无法进行精确统计，而且各人各地各时情况不一样，即使统计了，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四川省政研室的一帮秘书倒是有心，他们对某县的会议进行过一次专题调研，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该县科局级官员一年大抵要参加300次左右的会议，而县委书记、县长等县处级主要领导一年则要参加1000多个会议。也就是说，就县治而言，不分节假日，科局级官员每天差不多有一个会，而县处级官员平均每天有3个会！
        有道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会议多了，什么荒唐的会事也会出。
        有一则会议通知是这样写的：“我协会定于×年×月×日在广州召开××考察研讨会。特邀贵单位×××同志于×年×月×日到上海报到。会议于×月×日在杭州结束。请按时参加。”这不是旅游路线图吗？有人仿作《会海铭》，不无讽刺意味：“心不在会，到场则成；话不在妙，开口就行。斯是会海，唯吾会泳。龙门阵，唠唠山海经，累了伸懒腰，闷了看电影。可以打呼噜，挖耳孔；无群言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游山又玩水，还可喝两盅。心里云：何苦之有？”更有会议“抢领导”的热闹事儿，让人捧腹：某市有甲乙两会分别同时召开。为了能让当地“一把手”在开幕式上“亮相”，以壮声威，双方均暗中派出小车、大汉，恭候于市委机关大门前，拟“先下手为强”把“一把手”硬抢到会场再说。只是“一把手”早有“眼线”告知了“情报”，悄然从后门溜走了，害得甲乙双方空忙活了一场。当地群众闻讯后，叹曰：“昔日雷刚闹革命，要抢一个共产党去指路向前；今日倒好，开会也要抢一个大官去装点门面。”……会海中的景观形形色色，荒唐的开会，开会的荒唐自然也少不了，至于我们常见的“熬会”、“陪会”、“替会”、“混会”，“以会休闲”、“以会创收”、“以会逞威”、“以会推责”等等现象，更是让会海的景观更多样更有看头了，也更让开会有了更多更好的由头了。
        在一般人的眼中，官员的会多似在情理之中，可如今，连原来最单纯最清净也最耐得住寂寞的科技工作者，也是一年到头在忙着开会了。中科院某年“百人计划”入选者王教授，现在是北京某研究院的一名“海归”科学家，他每周上班时间大概要参加4个会议，有党政的会、学术的会、外事的会、后勤的会等等，这些会议挤占了他的大部分科研时间，他为此有倒不尽的苦水。他有一句自嘲，用来描述当今中国人开会忙、忙开会的状态，也许最形象最恰切了：“我几乎每天都有会。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

        不是要开会，而是喜欢开会

        王教授害怕开会，但王教授恐怕最终也没落下几个会；像王教授一样，他参加的会，并不是每一个会都是必开不可的，也不是每一个非王教授参加不行的，这一点王教授自己心里恐怕也是清楚的。其实，许多会不是必须要开的，许多人也不是必须要参加的，但到头来，许多不需要开的会照样开了，许多不必要参加的会也去参加了。表面上看，我们似乎都像王教授一样有些情非所愿、情非所已，而实质上，我们也都像王教授一样，从心底上说来，还是喜欢开会的。
        之所以喜欢开会，是因为开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并不是每一个会都能让你参加的，几乎每一个会都是事先确定了参加对象的，参加会议的人是坐台下还是台上，坐哪个位置，事先也是有安排或是有惯例可循的，而且通过开会就可以基本看出你的身份。每一次开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圈子”在开会，你是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一开会就见分晓。同时，中国有着独特的主席台文化，开会的时候，大众坐在台下，领导坐在台上，一般主席台上坐的领导人数为奇数，“一把手”永远处在中间位置，其他几把手分坐两旁。主持人宣布开会，首先介绍主席台上的领导，然后领导依次发言，“一把手”压轴作“重要讲话”，最后主持人强调“贯彻落实”。一般来说，会议越高级，场面越大，坐主席台的和出席会议的也就越有身份越有荣誉感甚至优越感，特别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从上望下，一览众山小，十分舒服，十分过瘾。
        之所以喜欢开会，是因为开会是社交的好场合。不管是大官还是小官，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大多数人是不喜欢一个人总是埋头闷头工作的。他们需要与上级与下级与群众的接触和联系，需要与老乡老同学老朋友聊聊乡情友情，需要结识新领导新朋友新伙伴，会前会中会后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社交场合。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不仅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有了分享个人思想与情感的通道，不仅可以谈论工作，而且可以谈论个人事宜。甚至有些似乎看起来与会议毫不相干的唠叨或牢骚，也可以在这里得到适宜的宣泄。同时，经常开会，还会积累许多人脉资源，有时在关键时候要办个事也就会方便许多。
        之所以喜欢开会，是因为开会是表现自我的好舞台。党政高官、企业高管自不必说，每逢开会，他们总是主席台上的领导或贵宾，除了身份显赫之外，他们往往出口成章，一二三四，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边说一，边想二，在一个分支话题里扯多远都能再拉回来；表态时充满了技术性的智慧，喜欢先肯定再转折，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们同时也十分在意会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站得高，看得远，有眼光，有水平”是他们最喜欢听到的“反馈”。而一般与会人员也可以巧借开会引起领导的关注以至好感，最好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听报告，你可以坐在领导最容易看到的前几排中间，集中精力看、听、记，不时地微笑着与领导会意地点头、鼓掌、交流；最好有个座谈会，抓住时机作一个不长不短的精彩的即兴发言，这样说不定哪天你就时来运转了。
        之所以喜欢开会，是因为开会能得到许多不开会得不到的“上级精神”。虽然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打造的是阳光政务、阳光政府，但是由于过去依靠计划、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执政时间很长，由此形成的行政伦理根深蒂固，以至到现在，在一些党政机关的工作实践中，仍还有许多这样的观念和行为存在：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批示）、白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操纵者我们党政机关的工作方法和行为方式。而这许多法律法规之外的“上级精神”，是通过层层开会来传达的，你如果不去开会，或者没有资格去开会，这些“上级精神”你就得不到，而往往这些“上级精神”又与你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
        之所以喜欢开会，是因为开会也能推脱责任。现在不少地方不少领导“用会议落实会议”几乎成了一种“规定动作”。开会不是为了推动工作，而是为了推卸责任。尤其是有些难度很大的工作，责任很重，风险很高。于是有些地方有些领导就用开会的办法把棘手的问题转嫁给下级。会开了，话讲了，文件发了，一一记录在案，能不能落实，会不会落实，责任在下级，不在我这一级；而如果不开会不发文件不讲“狠话”，出了事故问起责来，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一条就说你“领导不重视”，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为什么许多人为的灾难性事故最后问责问不倒几个关键的人，“开会”这块挡箭牌可谓功不可没。
        之所以喜欢开会，是因为开会还能给有些人带来实实在在大大小小的“好处”。他们或游说领导，把会议转弯抹角地开到自己亲戚朋友所办的宾馆酒店、会展中心，从而牟取暴利；或明里暗里与会务承办者搞权钱交易，大吃“回扣”。不少办会的干部就是这样栽倒在“会海”里的。
        喜欢开会的理由很多很多，相信喜欢开会的各路神仙定会概括和总结出更多更具体更生动更深刻的理由来。有这么多的理由喜欢开会，那各种各样的会议也肯定还将理直气壮、一如既往地开下去，说不定你读完这篇文章，就要去赶下一个会议哩。
 

        不是不开会，关键是怎样开会

        喜欢开会没有错，痛恨开会的荒唐和开会衍生的丑恶也没有错。而在实际工作中，开会还是非常必要的，许多事情可以通过开会解决分歧，使大家步调一致、思想统一，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家就可以按照会议的要求完成相应的工作，这样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相互配合，减少失误。当问题出现时，也可以紧急开会，做到迅速解决，达到科学管理科学发展的目的。所以说，开会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的好办法。不是说开会有会风问题就不开会，关键是怎样开会。
        其实，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坊间就广泛传颂着“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这条俚语。细细分析一下，这里面至少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二是共产党开会得到民心，国民党收税失去民心；三是共产党的会，最终战胜了国民党的税。从某种意义上说，回顾历史，我们共产党真的也是由会议起家、发展和强大、成熟的，党的一大、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开国大典、七千人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每逢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危机关头、紧要关头、转折关头，我们共产党都是靠会议澄清是非，统一认识，拨正航向，指明方向，使我们的事业历尽艰险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应该说，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共产党的会议制度和会议效能是拥护的是认可的是赞赏的。
        诚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今天的会风出现了一些问题，整顿会风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整顿会风而把会议妖魔化，把会议统统砍掉。重要的是，要把不正的会风端正过来，切实提高会议的含金量和效能，恢复“共产党的会”的本来面目和魅力风采，再现“共产党的会”的灿烂辉煌。
        那么，究竟怎样开会才能达到“共产党的会”的要求和目的呢？从今天的时代背景出发，那就是“少开会，开短会，开有用的会”。
        “少开会”，就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的会风，凡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开小会解决的问题不开大会，能一个会解决的问题不要层层开会。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就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现在的实际情况还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在一些人眼里，一年不多开几个会，好像工作做得就不多，成绩就不大；一个没有大领导出席的会议，算不上是一个有规格、有分量的会，邀请到的领导级别越高、数量越多，会议越上档次、越上水平；下属各单位的“一把手”到得越齐，会议可以说是越有“成效”；台上台下座无虚席，熙熙攘攘，会议就有了规格、有了气势。这种重形式不重内容、重过程不重结果、重排场不重实效的观念不除掉，会风就很难端正，“会海”就很难填平，“少开会”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所以，习近平要求改正会风，首先要从“少开会”做起，能不开的会尽可能不开，没准备好的会坚决不开，能合并的会最好合并开，条件具备可以直接开到基层的，就多利用现代通信和技术手段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或者网络会议。这样，会议就会少去很多。
        “开短会”，就是对会议的时限、数量、质量、规格等加以适当规范，提出明确要求，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开会时间不能“拖”长，文章要短而精，讲话要精练，不能让主席台上的领导个个都讲一大通，反复讲同一个主题，需要讲的也要做到少说空话多说实话、少说废话多说真话、少说长话多说短话。有一个省委书记就提出，开会就是要研究该办哪些事，怎么办，谁去办，没必要一个劲地只讲大道理；开会讲话要短，讲得长要有内容；“一把手”在一般会议讲话原则上不要超过半小时，你讲多了人家记不住，而且烦得很。江泽民在十六大作政治报告，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并没有念报告全文，他说：“报告全文已经发下去了，我就把要点说一下。”所以十六大的开幕式时间很短，报告要点全部讲了，只用了不到90分钟的时间，却吹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号角，细心的人们还数出了90分钟报告中的90多个“新”字和代表们的16次鼓掌，同时也让人们感到一股清新的会风扑面而来。
        “开有用的会”，就是开会、作报告、作决议，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的会就是“有用”的会，就值得开；反之，就不要开。一项调查显示，现在各种各样的会，真正“有用”的不到三分之一，许多人的许多时间都被“会海”吞没了。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说：“‘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是党八股吗？”这种“会议党八股”现在依然严重存在，所以就让不少会议的“有用”价值大打了折扣。怎样才能开好“有用的会”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会议必须有一个主题。一个没有主题的会议就如一场没有目标敌人的战争一样，越打越迷糊，越打越盲目。会议的主题必须是鲜明、直接、聚焦于当前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专家说，我们之所以开会，是因为要完成某一项具体工作，单凭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不够，需要结合几个人或一群人的学识和经验，从而通过沟通达成共识。一个成功而“有用”的会议有这样几个特征：会议时间恰如其分，与会各方达成共识，会议结果具体有效，会议决定得到落实。
        “少开会，开短会，开有用的会”，我们就不会被开会所困扰，“中国人喜欢开会”就不会成为一句笑谈，“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开会”就会增加更多更积极更丰富更科学的内涵。
 

【背景·盘点】

开会的十个“杯具”

        中国人的会多，中国人喜欢开会。会多，又喜欢开，便容易开滥开假开空开变味，再加上有些人把开会看得太重要太认真，于是开会又开出了许多趣味许多荒唐甚至许多“杯具”。我们在这里盘点出当下开会的十个“杯具”，一者真的是想博读者一笑，二者也希望读者能从中品尝到开会的种种味道。

        “杯具”一：开会整顿作风，干部呼呼大睡 

        2008年6月30日，陕西省政府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通报有关“华南虎照片事件”情况，同时启动省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参加大会的总人数超过千人，如此规模的干部会议非常罕见，以前只有听汇报会才有这么多人，目的就是让全省领导干部深刻汲取“华南虎照片事件”的教训。
        陕西省政府认为，“华南虎照片事件”暴露了相关部门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从周正龙提供照片到省林业厅开会发布新闻，中间经过了镇坪县林业局、县政府和省林业厅3级政府部门、13名干部，但都没有警惕并卡住假虎照。如果有一个环节负责一点、慎重一点、严格一点、规范一点，尊重科学、尊重事实，那么最后都可能避免问题的发生。非常遗憾的是，相关单位、相关人员并没这样去做。“华南虎照片事件”中干部作风出现的突出问题，在其他部门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存在，因此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十分重要而紧迫。为此，决定开展省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
        就是如此大规模如此严肃的会议，人们却发现，在会场上竟然有大量与会干部在座位上旁若无人地睡着了，而且睡相千姿百态，有的伏倒在桌子上，有的将头仰在靠背上，有的用手撑着头，有的则紧闭双眼，场面蔚为壮观。召开这样的会议，开展这样的活动，虽然这一举措的出发点很好，但这些干部会上睡觉的情景，给了此次整风大会一个不大不小的讽刺。

        “杯具”二：领导太多，主席台挤不下 

        2008年年底，河南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曝料，称该单位由于局领导众多，开全体会时，主席台上连着几排座位都坐不下局领导。由于班子领导众多，他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领导开会和领导指示。
        记者随后登录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的官方网站：WWW.ZZSZJ.GOV.CN ，在机构概况领导分工一栏看到该局领导共30位。其中，局长一人，专职副书记一人，副局长11人，纪检书记一人，工会主席一人，总工程师2人，总会计师2人，调研员(正县级)7人，副调研员(副县级)4人。
        获取上述信息后，记者致电该局值班电话询问此事。值班室连续提供五六个相关电话，均无人接听，最后接听电话的是该局人事处一位工作人员，一听记者询问此事，以记者无权过问，有问题可以找相关部门为由婉拒电话采访。

        “杯具”三：头天“开会睡觉”，次日神奇“睁眼” 

        “太夸张了吧，怎么能把开会睡觉的图片放到宣传栏里，这样影响也太不好了吧?”2008年12月29日，云南昆明一市民发现，昆明市翠湖南路的云南科普画廊里的宣传栏上出现了干部开会闭眼睡觉的照片，引起了很多市民围观。
       记者闻讯来到科普画廊前，找到了市民说的“睡觉照”。这是一组关于打击非法传销的宣传资料。资料包含了云南省各地打击非法传销的成绩展示。在这组展示中，有一幅“打击传销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的图片，从图片上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昭通市召开的。而在图片正中间，有3人正襟危坐，中间一人双手抱在胸前，眼睛却是闭着的。就是这么一闭，就引来了多数市民的好奇和观望。不少市民驻足在橱窗前指指点点，议论着这幅图片。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科普画廊，发现更换后的图片和之前的图片背景和人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之前闭着眼的那位仁兄，这次把眼睛“睁开”了。

        “杯具”四：开会打瞌睡，醒来后乌纱帽不见了 

        2009年2月19日下午，河北省永年县名州大礼堂内气氛严肃，该县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正在这里召开。13个单位的23名干部因脱岗、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打扑克、打麻将、泡酒场等问题被县纪委查实，在会议大屏幕上现场播放录像进行曝光。
        本来是干部作风建设的动员会，没想到就是这样严肃的会还有干部敢打瞌睡。就在会议进行当中，该县电视台又对会议现场的会风情况随机拍照录像，现场拍摄到了11名“瞌睡干部”。针对这11名打瞌睡的干部，该县县委当晚召开常委会，决定给予7人免职处理，给予1人全县通报批评，3人黄牌警告处分。处理决定当晚在县电视台播出。

        “杯具”五：领导找人“替会”，换来公开检讨 

        2008年10月17日，重庆市奉节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对全县城乡统筹工作作具体部署。会前数日，县委办公室与县政府办公室联名给80多个县直部门、30多个乡镇下发通知，要求“一把手”参加。
        会议当天，县党史办、县志办、银监办、法制办4家单位缺席，县教委、经委、科委等21家单位“一把手”用“替身”参会。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向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10月20日晚，在奉节县电视台的新闻中，有15个部门的“一把手”作了公开检讨，每人30秒钟，检讨内容是“无组织纪律观念”。
        看过该新闻的刘先生称，某部门领导在电视上很严肃地说：“我无组织纪律观念，开会没请假，放松了认识……”这让人吃惊，领导不去开会，为什么要跟群众作检讨？“这种做法总感觉别扭。”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会议缺席者，问他如何看待这种检讨方式。该“一把手”在电话中一连说了好几个“不好说”。记者联系上奉节县委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想就“如何看待这种检讨方式”等问题进行采访，该负责人称这是“整顿作风，严肃纪律”，其他不愿多说。

        “杯具”六：上海专家会前失踪，原来嫖娼被抓 

        2010年9月16日，江苏常州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早上7点多钟，一会务组的工作人员，发现从上海请来常州作报告的一位专家失踪了，多次给专家打电话，电话显示是关机。到专家所住的宾馆房间敲门多次，无人应答，后采取紧急手段打开专家的房门也没找到人。
        这场会议很重要，而该专家又是好不容易请来的主讲人，眼看着9点就要准时开会，可这人却失踪了。工作人员都万分担心专家安危，“难道专家出事了？”万般无奈之下，会务组只得赶紧报警。意识到事关重大，常州警方随即启动了全城搜索。通过监控，警方发现15日晚，专家下榻宾馆后就乘坐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常州市区会馆浜附近，之后就“失踪”了。很快，可笑的事情发生了，原来该专家失踪的原因是因为涉嫌嫖娼，被抓进了派出所，正接受审讯被关了机。

         “杯具”七：为避免被扣钱，医生扔下急救病人去开会

        2008年7月3日，重庆永川人杨刚的老婆潘女士因下体出血到当地医院检查，确诊为宫内早孕，有流产迹象。第二天，杨刚发现老婆病情明显加重，忙喊上朋友，一起将老婆送往永川计生集爱医院抢救。
        到医院后，接诊的医生简单看了看，让病人去照彩超。照完彩超后，诊室却不见了医生人影。护士告诉他们，全院医生都开会去了，得等一下。潘女士仍血流不止。杨刚见老婆孤零零地躺在观察室里，疼得在铺上打滚，一个医护人员都不在。杨刚扶着老婆上了一趟厕所，返回后老婆精神恍惚，脸色苍白。杨刚有些生气地催着护士去找医生，护士连续去了两次，回来后告诉他全院所有医生都在开早会。该会每周才开一次，由院长亲自主持，任何人都不得缺席。近40分钟后，早会开完，接诊的医生才匆匆赶来。对于他的抱怨，医生没有作任何解释。随后，潘女士进了手术室。所幸人流手术相当顺利，中午他便将老婆接回家静养。
        杨刚说，一个医护人员曾告诉他，医生之所以扔下病人去开会，是因为每周一次的早会缺席会被扣钱。就是这句话，杨刚气得火冒三丈：“究竟是开会重要，还是病人的生命重要? ”

         “杯具”八：县领导开会，上万学生停课两天

        2010年4月26日、27日两天，既不是假期，也不是周末，可安徽舒城县城区的多所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上万名学生却放假了。而放假的原因仅仅是这两天县城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学生放假与那两天县城里召开一次大会有关，“当时来了很多人，还有很多大客车。”有居民称，开会期间，街上有很多民警维持交通秩序。舒城县教育局副局长曹先法告诉记者，“这次放假只是一场正常的调课。”学生26日、27日的课程分别在25日与5月8日补上。调课的决定是由县政府作出的，然后教育局经过召开会议“谨慎讨论落实的”。
        舒城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余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4月26日、27日，县里在县政府大礼堂承办了一场重要会议，参会人员众多，大客车也有很多，这次会议有一部分时间就是参会人员乘坐大客车去县里多处地点观摩，“怕遇到学校上下课时间出现交通拥挤。”这次会议县政府很重视，调课的决定也是县里主要领导在该会议最后一次调度会上作出的，并没有形成文件。“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然后就通知了教育局。这样做是为服务大会，避免到时候出现交通拥挤。”

        “杯具”九：如此气派！村务会开到“国宾馆” 

        “这次村委会选举，我们一定要把那些腐败的村干部拉下马！”2004年末，浙江温州柳市镇三里村村委会选举前夕，村民们最不满的一件事，就是村里将村务会议开到了西湖国宾馆。而杭州西湖国宾馆是接待外国来宾及重要宾客的地方。
        原来，2003年2月27日至3月3日，温州柳市镇三里村一行19人，由村党支部书记朱伍川、村委会代主任朱小孟带队，来到杭州西湖国宾馆，在这里召开了为期5天的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柳市镇财务中心报账单上，这一“重要会议”的具体花费为：2月27日，柳市至杭州车费1700元，中华烟780元。3月2日，费用有两张单子，一张是31097.40.元，另一张是13033.5元。3月3日，外出会议餐费255元，杭州至柳市车费1414元。无日期费用：餐费900元，早餐费55元，出租车费656元，杭州至柳市车费120元。其间，三里村共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了对一块60多亩土地的开发、拆迁户安置，以及套房分配等三个问题。这次会议共报账43555.9元。
        4万多元，对三里村来说可能也算不了什么。但村务会议也要开到国宾馆，这样讲排场，村民们当然是会有意见的。 

        “杯具”十：“一把手”不与会，市委书记很生气

         2010年7月15日上午，广东东莞市领导干部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市委书记刘志庚参加第二组的讨论。参加第二组分组讨论的单位包括一些国家直属和省直属单位的东莞分支机构，如邮政、银监会、人保财险、人寿保险、平安保险、各大银行等。刘志庚一走进第二组讨论的会议室，就表明了参加这组讨论的目的：“听说省属、国属单位以往参加市里的会议积极性都不高，我特意过来看看。”分组讨论要求各单位主要领导参加，但刘志庚统计后发现，36个单位中只有9个单位的一把手与会，其他单位来参加会议的多数是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缺席的主要领导大多没有请假。尤其是20多个金融单位，只有几个单位的一把手来了。这让刘志庚很生气。
        针对这样的现象，刘志庚毫不客气地说：“这些单位经常要求市委、市政府支持，但是身在东莞，想要得到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你首先要懂得东莞的经济情况、发展措施吧？行长们提要求的时候很积极，却经常不来开会。你当行长也应该有体会，开个会下面的人既不请假也不来，是不是太没有组织性了？当然你可能说你有事，但是谁没有事？凡是在东莞工作的人，都有责任把东莞的工作搞好，省属和国属单位更要带好头，会都不开，怎么了解东莞？根本说不过去。”他要求市委办好好了解这些一把手为什么不来开会，并让他们作出书面说明。
        最后，刘志庚还笑着对东莞市财政局长詹文光说：“银行不是经常找你要政府存款吗？我看以后可以把参加会议的次数跟这个挂钩。”
 

【公众表达】

从过多过滥的开会中解放出来

        大多数领导同志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方面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下基层，到一线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被各种各样的会议、论坛、庆典活动所缠绕，有时甚至躲之犹恐不及。为什么人人都想从会议中解放出来，人人又深为种种无谓的会议所困扰呢？我想，不是我们大多数同志认识不到节会活动过多过滥的问题，而是我们对节会活动缺乏刚性制度约束，没有硬性纪律规定。对此，我们要“约法三章”：严把节会审批关，严控节会活动范围，严格节会活动规格。
        ——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徐守盛

        到65岁退休，一半的时间都在开会，一个人科研的周期缩短了一半，对国家的损失很大。现在的情况更严重了，老院士开会，年轻人也开会，中年人也开会，会议扎堆儿。
        ——中科院院士  吴国雄

        为了应付无聊的会议，我一定随身带上“武器装备”：杂志、报纸或者MP4。为了避免被发现，我一般都会选择最中间的位置，巡视领导也发现不了。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搞“地下工作”，实在是领导的发言太闷。 
        ——甘肃省兰州市某机关公务员  刘思

        我们的头儿非常喜欢开会，开会又非常喜欢讲话，讲话时每句后面都要加上一句“是不是”。我们就联起手来“整”他，让他意识到别把会开滥了。有一次，他开会讲话到快完工的时候，我们就一齐问：“是不是？”头儿非常不高兴，就说：“你们是不是不爱听我讲话，是不是？”我们又一齐更大声地回答：“是！”从此，我们的会就少多了。
        ——上海市淮海中路点亮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郭小亮

        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开会，在公司、在俱乐部我都是这样，多余的时间不如多干点事。我的做法一般是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直接的负责人。不明就里的人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沿海集团的董事长，以为我只是个挂名的。
        ——沿海集团董事长、前中国“足球先生”   郝海东

        官员开会打瞌睡就被免职，这样的问责太随意。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不能情绪化。
        ——全国政协委员  李汉宇

        现在我们有些干部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领导干部写文章、写报告不要让助手和写作班子代劳。如果作个报告，都照念写作班子提供的讲话稿，自己不长进，对听众也不负责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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