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不听社长的，只听事实的
摘要：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事实。靠什么保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底气和自信？事实。靠什么总得罪人却能让人尊敬？事实。靠什么在面对重重压力敢于去签发重大的舆论监督报道？事实。事实就是媒体人的护身符，媒体人的勇气、智慧、判断、思想、良知、权力都来源于它。
听新华社朋友讲过国社前社长田聪明的一件往事。记者调查涉及某部门的一件丑闻，该部门领导给田社长打招呼，问能不能让记者别报道，田社长回应说跟记者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事实确凿，调查很扎实，那篇针对相关部门的批评报道还是发出来了。后来一次开会，那个部门的领导碰到田社长，挤对说：看来社长说话不管用啊，记者不听社长的话。田社长不客气地怼回去了，说：是啊，新华社记者不听社长的，只听事实的。
不听社长的，只听事实的。——这句话真是荡气回肠，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最好阐释。新闻的王国里如果有国王的话，那个国王就是事实。尊重客观事实，告诉公众真相，这正是新闻这一行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塔奇曼说，客观性是媒体人自我防卫的策略仪式。——对于新闻人来说，“事实”更是一种基础性的职业防卫的策略仪式，无论面对什么压力：当事人的狡辩，政客的压力，熟人的招呼，企业的公关，诽谤诉讼的压力，网络暴力的围攻，一句话就可以怼回去：我说的是事实！《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到，法国第一张报纸虽然由政府所有，但是其编辑在创刊号上承诺：在一件事上我不会向任何人屈服――那就是我对真实的追求。
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事实。靠什么保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底气和自信？事实。靠什么总得罪人却能让人尊敬？事实。靠什么在面对重重压力敢于去签发重大的舆论监督报道？事实。事实就是媒体人的护身符，媒体人的勇气、智慧、判断、思想、良知、权力都来源于它。人们依赖一个媒体，喜欢一个媒体人，也都源于他们在报道事实上的公信力。据说华盛顿邮报有一个原则，为了追求真实，报纸应该做好牺牲物质财富的准备，只要这一牺牲对于公众利益来说是必要的。
新华社记者不听社长的，只听事实的。――这句话给我很多启示。
其一，媒体领导要有事实自信，敢于担责任顶压力。被批评的相关部门找关系，让社长阻止稿件面世，田社长在了解情况看到事实很确凿之后，支持了记者，没有屈从于庸俗的关系，这很了不起。不仅是站在记者一边，更是站在事实一边，总编辑没有理由扣压一篇事实确凿的报道。媒体的公信力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事实就在那里，你不报道，其他媒体会报道，你总是不报道那些看得见的事实，你这份媒体就会被公众瞧不起，无论你有多高的级别，无论怎么号称自己是多主流的媒体，在公众眼里只会不断被边缘化。
一个媒体的气质，很多时候就是社长总编辑的气质在新闻纸上的投射。媒体领导有担当，有新闻理想，新闻纸上就会洋溢着那种理想主义气质，记者身上都会熏出那种味道。否则，媒体就没有灵魂，报道就没有精神，无非是一篇篇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而成。媒体卖给广告主的是什么？不是版面，而是事实所塑造的公信力，媒体人不是向顾客出售内容，而是和受众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对事实的忠诚上。如布罗考所言，报道事实真相创造了媒体与公众的联系，然后媒体再把这种联系租赁给广告主。
关系社会，媒体掌握着报道的权力，当然会被“找关系”，稿件会受到公关压力，我常跟一些媒体朋友说，千万不要惯着那种“关系”，长期以往，被这个“关系”摆平，屈从了那个“关系”，报道就会被关系所淹没，台将不台、报将不报，就没法干新闻了。既伤害了媒格，更寒了记者的心。常被“关系”摆平，也会被那些被监督对象瞧不起，无法树立媒体报道的权威。让人尊敬的方式，不是遇到关系就三缄其口，而是直言不讳的批评。
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里提到了当年堪萨斯《恩波里亚新闻报》的一个案例，这家报纸在某天的醒目位置报道了该报两名记者因违反交通条例而被带到警局的消息，记者的姓名也曝光了。然后该报评论说：“下一回，你到报社来，想要我们隐瞒对某事负有责任的人的报道，就请记住今天这个报道。这两位被告都有令人尊敬的家庭，他们都有看到这条新闻就会死的生病的亲人，而且他们都有一份新闻一见报就会丢掉的好工作”——说得多荡气回肠！对自家的记者都“下得了手”，没有任何情面可留，足以让那些“求情的朋友”闭嘴。
其二，记者要调查事实的能力，我从来不觉得新闻行业是一份靠勇气、良知和正义的冲动去赢得尊重的行业，靠的是事实的调查能力。有确凿和权威来源、交叉核实、用脚采访用笔还原的事实，总编辑才有签发的底气，否则的话，仅靠着模糊的判断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感，靠着单方的信源和捏造的采访，既是给总编辑挖坑，更是给自己的职业挖坑。当一个行业不谈专业技能了，不谈调查的方法，而都大谈良知、勇气和道德，那这个行业是很危险的。
这个行业的专业内涵，就是调查事实的技能：少依赖电话和微信，多去面对面采访；少去想当然脑补，有疑问就去问；少点轻信，不能用信息代替专业求证；少点儿互联网＋，多去新闻第一现场；少点儿10万＋欲望，多点儿对事实的好奇心；克制评论的冲动，一个准确的报道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最佳社论。
一个南方周末记者曾经反思说，我从不认为报道弱势群体比报道跨国公司更有道德优越性。出现在我们报纸上的一些新闻，新闻操作上存在的硬伤被忽略，文中显露的底层情怀却受到美誉，显示出对新闻评价“道德化”的苗头，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这种反思，也是对事实逻辑的尊重，不是看你是鸡蛋还是石头，是弱者还是强者，而是听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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