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用10年从深圳女工逆袭为纽约程序员的女生吗，现在她失业了

“世上许多重要的转折是在意想不到时发生的，这是否意味着人对事物发展进程无能为力？”

作者丨CJ

邮箱丨[e-mail]

硅星人联系上孙玲时，她正在柬埔寨隔离中转，犹豫该何去何从。向前是孤注一掷前往美国，8千元飞纽约，在裁员大潮中找工作、保签证；向后是2万元飞中国，接受一个潜在的工作机会。

孙玲近乎“逆天改命”的故事一度刷爆全网：

她出生于湖南农村，12岁辍学，学过理发、干过农活，终于说服父母让她读完高中。她19岁高考失利，成为深圳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月薪2300元的一名女工。

靠着微薄的工资，她拼命攒下学费，上编程课，最终如愿获得了一份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而后她自考深圳大学的本科，苦练英语，又用9个月攒了12万元前往美国留学。

孙玲就读的不是名校，但重视个人能力的美国科技行业接纳了她。孙玲毕业后如愿以偿成为了纽约的一名高薪软件工程师，年薪约合人民币80万元。

她没有杨超越式的机遇一夜成名，而是花了十年时间、尝试了一切可能，从高中学历的工厂流水线女工蜕变成纽约的高薪工程师，和象牙塔中走出的科技人才站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她的故事予无数人激励和希望。

然而，她的生活在今年被打碎了。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孙玲因父亲病逝回国，突如其来的旅行禁令让她无法返回美国，她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她的签证宽限期只到七月底。

孙玲的遭遇引起了大量关注与共鸣，也是许多在美科技人才的缩影。硅谷超过七成的科技员工不是美国出生，支撑起科技行业的他们却正在被一步步驱逐：工作签证收紧，旅行禁令加重。很多人羞于开口讲述自己的困境，已经默默离开美国。

孙玲的微信签名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境：要心存善念，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打一场硬仗。

硬仗

当国际交通因为疫情而路路不通之时，孙玲却在中美两地之间飞了三遍。

孙玲春节回国一到机场就听说武汉封城了。此前很多人劝她不要回去，但她必须回国，父亲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可能是我陪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随着疫情进一步爆发，很快特朗普政府发布旅行禁令。身在中国的她争分夺秒飞回纽约机场，禁令已经生效，但她幸运地被海关放行。很多科技员工没有孙玲那样幸运，他们成为了第一批滞留海外无法返美的疫情受害者。

然而孙玲回到纽约一个月后，陆陆续续收到家人发来的信息，告诉她父亲的病情恶化越来越快，催她“快点回来”。

孙玲向公司申请了84天探病假期，公司那时就警告她：如果不能在假期结束前返回美国，你就会被解雇。申请流程还未走完，孙玲就毅然飞回了中国。

在她回到家的三天之后，父亲去世。村民们听说孙玲从美国回来，又有一场丧事要办，便纷纷给她打电话，让她去做检测、隔离。

孙玲在县城的宾馆里隔离了14天，甚至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由于父亲病逝，她的假期也变成了因私假期，缩短到只有30天。由于严格的旅行限制和限航政策，孙玲最终没能在丧父后及时赶回美国。

她被解雇了。

孙玲陷入了迷茫，短短一个多月之间，父亲去世了，工作没有了，美国回不去。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她开始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转山玩，“他们玩什么我也会跟着玩，跟小朋友待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容易开心一些”。

很多人曾问孙玲人生的最低谷是在什么时候。她觉得不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候，不是咬牙攒下十几万元出国留学的时候，不是那些辛苦工作学习的日日夜夜。

她告诉硅星人：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我人生低谷的一个时候。

自从出来打工之后，她觉得生活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很多人认为她经历了很多，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但对她来说，到了那一个阶段，就做那一个阶段的事情，是一种“顺其自然”。

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确实付出了努力，但是都获得了回报。这个就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却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可是这一次，疫情蔓延与国际政策都不由她个人左右，前途渺茫，似乎真无力与天争。

美国低迷的就业市场已经让外籍员工失去了依托。美国雇主原本告诉她，如果她能够回到美国，就可以立即重新雇佣她。可是她发现，前往美国的中转路线一度关闭。直到五月底，孙玲才发现从柬埔寨转机这条路线，各种中转攻略、互助群也成熟起来。

当孙玲确定了回美国的路线，询问公司能否再次雇佣她时，公司却告诉她“没有客户公司，没有岗位”——疫情已经断了无数人的美国工作梦。

孙玲在领英上发文章求助。她不知道失去了工作之后，她的实习签证是不是连入境美国都会被拒绝。

枷锁

外籍员工是科技公司的重要支柱：2019年，谷歌获批了2678人的H1B签证，亚马逊获批3026人，Facebook获批1518人，微软获批1701人……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硅谷71%的科技员工都不是美国出生。

然而工作签证一直是美国外籍员工身上的枷锁。在美国收紧一系列签证政策之前，实习签证OPT的累计失业天数不能超过150天，工作签证H1B失业后，必须在60天内找到新的工作，逾期就是非法滞留。

今年外籍科技员工更是胆战心惊：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威胁收紧签证政策，终于停止向海外的工作签证申请人发放签证。一些曾经为了保留签证而在公司挂靠的外籍员工，发现续签都遭到了拒绝。

人们更加担心这只是前奏，OPT实习签证续签会不会也被收紧？今年新的H1B签证还能不能签发？

一些硅谷科技员工向硅星人表示决定回国，一些人则考虑前往加拿大。在美国的失业裁员大潮下，被裁员、难再就业、签证难以续签、被迫离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是针对中国外籍员工，美国似乎对全球外籍员工关上了这扇门。

很多科技员工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被裁员之后，有段时间孙玲晚上睡不着，每天精神状态都不好，学习效率又很低，如果能够学习专注两个小时内已经很不错了。

她开始在国内求职、面试，国内的面试难度也在加大。有朋友还告诉她：“国内加班真的很严重，严重到你没法想象的一个程度”。

孙玲知道自己的状态不稳。电话面试之后她就患得患失。”只要是自己哪里说的不太好，意识到如果哪一方面有缺陷时，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好，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小电话都会打击到心态。”

在低谷中，孙玲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有时候我真的会很讨厌我自己，因为一天下来学习都不在状态，就会觉得怎么会那样子，一看到那些人那么厉害，技术也很厉害，然后再就拿那些优秀的人跟自己对比，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会很打击自己，很鄙视自己。”

有很多人受到孙玲的经历鼓舞，燃起希望努力去突破自己人生的困境。也有人质疑她：“你不就是外包员工。”

这让她更加渴望努力去获得一份大公司的工作：“我也是心里想得到外界的认可，自己还没有成熟到，‘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心里还是渴望大厂认可，成为一个正式员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孙玲的实习签证原本还可以再续签两年。在疫情发生之前，她原本希望充分利用这两年时间探索可能性、探索她能有所作为的工作，然后决定在美国还是回中国发展。

这次在签证失业宽限期将满之前，她决定至少要尝试返回美国。

“我就想如果去美国发展，冒一下险折腾，我觉得我都可以承受。最后如果真的是发展不下去了，花很多钱回国，那也没关系。但至少我已经试过了，多给自己多创造一些可能性。”

选择

孙玲在领英上发布了自己的遭遇、寻找工作机会。很多人帮她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很多人联系她，表示即使不能为她做什么，也会给她鼓励的话语。

这些鼓励也让孙玲振作起来：“这些东西都很打动我。然后又让我去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愿意来鼓励我，我如果还是处于那种比较消极的状态，我都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他们。”

有人安慰孙玲：“你要相信世界终将会走出无知和偏见，全球还有其许多伟大的国家，好的机会，澳大利亚永远欢迎你。”

一名加拿大籍工程师给孙玲留言，表示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糟糕的签证问题，但是“美国的工作机会值得你费尽这些周折”。

在美国出台政策，停止向海外申请人发放工作签证后，吴恩达等众多科技领袖抨击这类政策。很多人回忆当初都是拿着一张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最终才有机会成为了企业家、CEO。

孙玲还是拿到了两个无薪实习的职位，这样的职位不能帮她续签OPT签证，只能帮她入境美国。在柬埔寨隔离期间，孙玲也通过了一家国内一线大厂的所有技术面，如果收到了录取，她犹豫是否应该就此掉头返回中国。

孙玲很想念纽约平静的日常生活：

“早起，然后去公司阅读两个小时，上一天班回去之后，晚上还可以去玩飞盘，周六的时候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喝酒吃肉。虽然可能在美国没有这边没有中国的朋友多，但是很安逸美好。”

“平静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孙玲说曾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要付出所有去美国留学，就为了拿那个学历。“我说不是的，那个学历在国内也不会太被认可。”

对于孙玲来说，去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份非常牛逼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找不到，她还是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她所看重的，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如果真的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真的没有一个好工作，只能是去做一些临时或者是为了生存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调整自己去做那些事情，去做那份工作。”

她渐渐找回了正常的状态，在柬埔寨隔离的十几天中，她每天起床之后就学习、健身，在酒店里面只有吃饭、学习、睡觉三件事，有时晚上做一些面试。

“办法总比问题多，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即使可能情况没那么好，没那么完美，只要能生活下去就好了，就是我的一个最低的要求了。“

在这场时代浪潮中，她可以甘于平凡，却不能甘于平凡地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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