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C丨从《天书》到《蜻蜓之眼》：在UCCA新展中发现徐冰的“思想与方法”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p0696f12u87&width=500&height=375&auto=0▲ “徐冰：思想与方法”展览预告片
7月20日，“徐冰：思想与方法”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开幕，展览由UCCA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和策展人、评论家冯博一共同策划。这场在北京的展览是徐冰继2014年在台北市立美术馆，2017年在武汉合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以来，近期规模最大的一场回顾展。
▲ “徐冰：思想与方法”展览现场，《天书》（1987-1991年）与《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1994，2018年），图片来源：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TANC
徐冰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专访时表示，“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比较全面，跨越了我40年的创作。此外，今年也是《天书》这件作品展出30周年。这次展览，作品背后的信息比较多；有些作品因为空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完整地呈现，所以有些作品是以标本的性质展出的。”
作为策展人之一，田霏宇在与《艺术新闻/中文版》的专访中说，“北京其实发展到今天，能做大型的当代艺术家的个人回顾展的空间还不算特别充分。其实徐冰对展览的要求一直在提高，所以现在他的个展基本上占据了UCCA所有的空间，包括大展厅、中展厅、甬道和大厅——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面积的个展。”
徐冰的个展是UCCA使用现有场地格局举办的最后一场展览。进行中的UCCA改造工作由OMA香港事务所领衔，这一工程将改变场馆的现有格局并为建筑赋予新的玻璃外立面。整个改造工程预计于2018年年底前完工。
田霏宇说，“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是，2007年UCCA开馆展‘'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中，《天书》就在甬道空间展出，它是第一件将甬道作为独立展厅展出的作品，也是最后一件。这个作品对于我来说也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始，和中国当代艺术的终结。我觉得徐冰的创作跟我们的馆史，乃至我们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什么是徐冰的方法？
本次UCCA的回顾展共展出了徐冰创作生涯各阶段的60余件作品，从早期的纸本木刻版画《碎玉集》（1977-1983年），到1990年代及此后一系列与文字、拓印、绘画有关的作品，再到2017年徐冰导演的首部剧情故事长片《蜻蜓之眼》。
▲ 徐冰，《五个复数系列：田》，1987，图片由徐冰工作室提供。
徐冰在多年的创作中使用了丰富的材料和媒介，例如《天书》（1987-1991年）和《鬼打墙》（1990-1991年）中的木刻活字印刷和宣纸拓印，《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1994，2018年）中的动物，《烟草计划》（1999-2011年）中的现成品香烟，《凤凰》（2010年）中的建筑工地废料，再到《蜻蜓之眼》这部完全用监控录像剪辑成的剧情长片。“其实贯穿里面的东西就是不把艺术的风格、流派、形式和艺术史的知识太当回事。”徐冰在专访中说。
“我创作中使用的材料和风格，看起来好像每件作品都跟过去不一样，而且好像都颠覆了前面的作品。但实际上，它里面有一种结实的内在线索。回顾展，当把作品都放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内在的揭示就更清楚。从过去的作品里面，就可以看到新作品中有的东西，或者说它已经涉及到一种隐约的课题或者内容。过去的作品又可以对新的作品起到注释的作用。”
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冯博一在与《艺术新闻/中文版》的专访中说，“《蜻蜓之眼》和《地书》的创作方法很相似。《地书》中使用的符号都不是徐冰自己创作的，而是在大量的收集后进行组合。《蜻蜓之眼》里没有一个镜头是艺术家拍摄的，而是从监控录像里采集来的，之后进行编排。所以我觉得在语言方式上，它们是一致的。
徐冰的作品中充满了细节，以及巨大的工作投入。他为《天书》雕刻了4000余个无人可解的“汉字”，而在《蜻蜓之眼》中，他用于剪辑的素材长达11000余小时。这样的工作方法也在他的多件关键作品中持续地浮现。“我的作品，其实每一件都似乎并不容易实现，”徐冰说，“因为我喜欢做有挑战性、有难度的东西。那种在正常范围内的、谁都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值得去做。我很喜欢非常认真地做一件事，但其实我真正要说的事还不是我表面给你的内容。就像《天书》，我认真地做了一本书，似乎我是真的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但其实这本书并没有在我们直接的认知范畴内告诉我们什么，反而它整体的这种不可解的性质告诉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中国当代艺术的坐标
徐冰1955年出生，1977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他的创作与发展历程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近乎重叠。田霏宇认为，以徐冰为坐标去看中国当代艺术，“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北京，或者央美这个流派的精髓。我觉得了解他就是要了解他的背景——他成长于北大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中，也经历了文革时期。徐冰在高中时期就作为文艺工作者，学会了很多我们现在叫做平面设计的东西，练习了书法。1974年他去北京延庆的农村插队，回到北京以后进入央美版画系学习——那个时候像李华等五四期间的版画前辈都还在，他们希望最有才华的学生去学习版画，因为当时面临了缺乏接班人的困境。”
版画在徐冰的作品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同时，他又用观念拓展了这一媒介的边界。“我觉得徐冰做版画其实避免了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最早、最核心的主要矛盾，那就是如何跟一些西方的媒介进行结合。”田霏宇说。“版画印刷这样的媒介，创作者不需要寄托在中国传统上，也不需要去面对这个媒介本身的文化雏形。他更多的就是在自己的知识环境和世界里面去探索。”
纽约与北京之间
1990年，徐冰奔赴美国；1992年起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攻读硕士。1990年代的经历让徐冰得以“直接走入了全球化的风潮当中，进入到美国最核心的关于多元文化的讨论。”田霏宇说。
1994年起，徐冰将英文字母变为汉字偏旁部首的形式，开始设计具有汉字结构的英文单词，也就是他的《新英文书法》。在这件作品中，冯博一说，“他强调了他所面临的问题，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背景中的艺术家，一个中国身份的艺术家在美国的现实处境。他说他要是没有去到美国，就不会做这件作品。”
谈及在美国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徐冰说，“人的任何生活经历都会作为一种基因埋在身体里，这是肯定的。我想，在纽约的经历，它主要的影响其实还是让我懂得了，任何一个社会里其实都有你很讨厌的东西，而这个社会或者说这种文明，它有价值的东西却往往是被那些你讨厌的东西所包裹的。你必须有能力穿透你不喜欢的东西，继而触及到它底下有价值的部分。回到中国也是这样。”
徐冰在2007年回到北京，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一职。2010年，他的大型装置作品《凤凰》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冯博一说，“徐冰当时强调，你生活在哪，就面对哪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当时他回到中国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市化。正好当时有一个公司委托他做一件大型作品，他就把那些建筑废料组成了一件装置。”
2017年10月，徐冰1993-1994年期间创作的作品《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准备以录像形式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大型展览“1989年之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中展出，然而在开幕前夕，这件作品与展览中另外两件涉及动物的作品一同受到了当地动物保护人士和组织的抗议，未能按原计划展出。《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中，徐冰选用了两只种猪，他在公猪身上印上伪英文，在母猪身上印上伪汉字，并让这两只猪在展厅中交配。
▲ 徐冰，《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静帧），1993-1994，影像记录，图片由徐冰工作室提供，摄影：徐志伟
在本次UCCA的展览中，徐冰以录像和恢复现场的形式再次展出这件作品，并邀请曾出现于1994年展览现场的观看者再度参与。徐冰说，“其实这还是一件历史性的作品——1993年做的方案，1994年初实施。在这次回顾展中，它只是作为这个艺术家在那个时期、在那样的关系中，做过的一个行为。时间过去了，当时参与这件作品的人，现在都是大腕，其实也都开始老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如果再呈现一次当时的情境，它会给人很多的反思吧。在时间面前谁都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意义并不在这件作品本身，而是在于时间所构成的一种历史感。”
触及中国艺术界之外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2017年经历了易主风波，而徐冰回顾展的举办正处于UCCA延续机构传统的同时打造全新面貌的时期，因此它也兼具了重要的机构使命。作为UCCA馆长，田霏宇表示，“这场展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把徐冰的艺术方法和艺术成果，呈现给更宽泛的人群。因为徐冰是这种少有的艺术家，即便是在中国艺术圈之外的人，也都会多多少少听说过他，可能知道他做过一件叫《天书》的作品。在国内，我们希望可以比较全面地阐释这个与中国社会一起往前走的人物是如何形成的，他是如何做的。所以UCCA作为一个艺术机构，它的工作是围绕着怎么把这个展览分享给更多的人，让那些可能未必对当代艺术系统有多么健全了解的人，对徐冰的作品有所触碰。”
从国际角度出发，田霏宇认为，“这是个更长远的工作。我们邀请了巫鸿在8月主持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会后我们还会做一个出版项目，从一个国际的角度去探讨他的当代艺术创作。这个出版项目还会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另外，UCCA是中国比较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平台，徐冰也是一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举办他的回顾展，可能还会引起世界上其他的艺术机构、评论家等开始重新对他进行思考。”（采访、撰文/李棋）
“徐冰：思想与方法”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展至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