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蔡国强在那不勒斯的“毁灭性再造”，在庞贝斗兽场与火山共谋
那不勒斯。2月21日下午当地时间3点20分在两千年的庞贝斗兽场遗迹之中，倒计时3.2.1刚落地，蔡国强在细碎银沙上点燃导火线，后者以急速蛇形攀爬进各自的位置，火焰倏地腾起，烟雾呈几何倍数膨胀，电光爆裂乱飞，让人恍然忆起公元前79年维苏威火山吞没庞贝古城的那场末世大火。
爆炸声在下沉剧场里猛烈地来回激荡，黑色烟雾借着风力，释放刺鼻的火药硫磺骚乱着距离爆破场仅仅4米的观众群。据助手蔡灿煌说，为了制造爆破和冲击感，本次爆破所采用黑火药的成分多过于2018年在11月在佛罗伦萨《空中花城》爆破。
犹如在现代城市下遭遇一场恐怖突袭，人们下意识地纷纷撤退，弯曲蹲下，保护着身体。混乱的“末世”持续几秒后，渐渐消散烟雾揭开这场戏剧的帘幕，“火山”从堆积成小山丘的日常陶器里像泉水一样喷彩，此起彼伏地欢乐升腾，映衬其后的是大力神和维纳斯、塞内加等古罗马雕塑石膏像，在熊熊大火中悲壮静默的持续燃烧。恐惧、天真、欢庆、残暴、悲壮、血腥同时并置在舞台之中。
“这些角色看起来好像由我安排，但它们也会自己说话，每个角色都会跑出来，有些敲敲打打地就上台了。”蔡国强说自己不是很喜欢僵硬和正经，总是喜欢在悲壮的气氛里放点“香蕉皮”。即便当工作人员快速扑灭火焰，“危险”的气焰仍未离开，蔡国强依然热情地“邀请”观众加入这种危险和混乱，零星的炮仗在脚边炸开骚动，这似乎也是他的“计谋”中的一环，世界在此刻仍旧在真实的体验与模糊的认知之间来回切换。
蔡国强于爆破后检查作品《炸大力神》，庞贝古罗马斗兽场，2019年，赵小意摄，蔡工作室提供
余烟中，工作团队有条不紊地从狼藉的“遗址”里，小心翼翼挖掘出火药爆破的84件作品，连夜送至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进行布展展出，重现一次小小的浩劫和再生的过程，留给观众短暂的考古、考今之旅。法国巴黎大皇宫策展人Jerome Neutres表示：“蔡的每一幅画，在设计和实现上，都是画布上或纸上的爆炸。每一件作品都成了艺术家为发现新事物而策划的灾难的故事。”
《在火山里：蔡国强与庞贝》于国家考古博物馆展览现场，那不勒斯，2019年，蔡文悠摄，蔡工作室提供
这似乎与公元前79年的那次火山的爆发达成了某种共谋，即他的作品复兴了现代性的基本辩证法之一：毁灭和创造的辩证法，这一艺术范式反映了庞贝的命运，而火山的矛盾性又是古城的破坏者。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Paolo Giulierini表示“当代艺术并没有从客观保护的角度改变遗址，而是扩大了保护的可能含义，将其开放给能够协作、相互作用的多种文化、学科和假设，从而激发了考古学家的日常研究，蔡国强也是庞贝当代故事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场所，作为人类知识和集体遗产。”
从马德里普拉多、佛罗伦萨乌菲齐到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蔡国强的创作足迹追寻着西方艺术史的重要遗产，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的采访中，他阐述了这次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庞贝的“旅行”。
Q：庞贝计划在你的历次“爆破”里面算是一种最失控的一种控制吗？
斗兽场本身的属性一开始就限制了我的内容，为了保护这个遗迹，方案也经过调整，一开始想弄十几块60吨的大石头堆成一座山，里面装满了烟花，来一场烟花表演，让所有的烟花在石头缝里劈里啪啦地蹦出来，仿佛看一场美丽的烟花，隐藏的却是悲剧灾难，但由于场地底部是空的，承受不了石头的重量，其次石头炸开的冲击波和碎块也会影响到遗迹和人群。因此就转化为做自己的“爆破工作室”的想法，利用几块大石头未必能够表现历史的悲壮及“灾难性”，反而当我把陶瓷，玻璃器皿等代表当代文明的生活用品放置在熊熊大火中燃烧，仿佛看到了一种恐怖主义的袭击。日常性更能表达当代社会的语言，产生政治问题也易被提出和被看到。
Q：如何带着自己的“神”和当地的“守护神”（geniusloci)打交道并感知庞贝这个场域？
我的家乡泉州，民俗神祗崇拜盛行，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小时候我奶奶念的神，我也会跟着念，奶奶去世后，我就把她看做专心保护我的神。艺术在“好的”状态就是要和看不到的力量合作，就像这次风的走向，刚好将烟雾推向了观众，包括天气都不是我能决定的。庞贝的场域向下沉，整个历史在这个空间十分残酷，从风水的角度来说是比较“凶”的，但我们本身不就是冲着这个“杀气邪气”来的吗？火药这把火是阳刚的，可以治愈、冲掉这把“邪气”。斗兽场旁边就是一个格斗士学校，格斗有招数有招式，也会渐渐变得血腥升级，虽然死亡并不是天天会发生，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关暴力与格斗，更是关于人与人性的探讨。
《在火山：蔡国强与庞贝》手稿图，蔡工作室提供
Q：对于这样的合作对话，从马德里普拉多、佛罗伦萨乌菲齐到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从你个人的视角看，如何理解这些机构与博物馆在西方文明与人类文明中的意义？
他们能够能把文明保护下来，如同庞贝“火山灰”的作用，在对庞贝文物考察时也不断进行分析和研究。而在这次合作中，他们化身为古代和当代对话的通灵者的角色，当代的艺术家希望和古代一些精神文化对话。到了这些地方，我除了像游客一样看到这些作品与收藏之外，也在与不同档案和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对话，他们就是我的通灵者，他们可以与我分析追溯一张画的每个部分，哪个部分是学生画的，那个部分是作者的儿子画的，最后在哪里地方结束。他们凭借科学仪器与十几年的经验，把自己浸泡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专家。
你看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画中，各种男女在激烈的动态之中，其实在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模特可以摆在空中，他们像写书法一样理解了身体形态和表达，都装在他们的脑子里。在跟研究者交流时，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艺术家非常了不起。我很享受去了解这些很具体的历史细节，因为我相信这些是真实的，真实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譬如到美第奇（Medici）家族的波波里花园（Boboli Gardens）研究文艺复兴花草品种，又或与乌菲齐植物专家合作，重新种植当时花草入画。能对我的作品起到帮助，他们也觉得很兴奋，因为知识被使用更新在这个时代。他们为我与古代艺术家架起了对话的桥梁。
图左：圣塞巴斯蒂安，1610–14年，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图右：Selfie, 2017年，蔡工作室提供
Q：对你来说“一个人的西方艺术史之旅”中的“旅行”与你在访谈中提到的面对艺术史的是一次“新长征”，这两个词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和区别呢？
我从不避讳我经历过的艰苦和痛苦，“旅行”某种程度上是想让自己放松地在不同的文化和地方里获得“滋养”，在内心世界中再培养另外一个自己，不同于大家看到的蔡国强的外在，而是还充满着生命，充满好奇和调皮捣蛋的内在的自己。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史旅行，能让不同时代下的意识和过去的先辈与内在的自己对话，但是对话也是很焦虑的，有时候甚至是觉得屈辱的，因为会发自内心地感叹到前人的“好”，如同走遍天下和高手过招拜师，即使浑身伤痕，却更加健壮有生机。我身处中国经济发展飞速的时代，看过了美国相对完善的艺术系统，又在日本生活成长过，和很多人成为朋友，这些都让人看起来全身是“优点”，慢慢就养成了一个“外壳”，那些最让人有焦虑和屈辱感的东西便不愿意被碰，容易保护自己，有时外表会呈现如“病态”的大树般的状态，但我在心里更希望自己是一颗小树。
《升龙：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二号》1989年，蔡工作室提供
Q：1990年你在欧洲第一次作展览，方案《升龙：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二号》描绘了一个没有实现的方案设计。原计划在黄昏时分用火药和导火线来表现一条飞龙从圣·维克多山升天的足迹。你在当下如何来看20年前那次的探索？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我将在明年继续开始的事情，我欠塞尚一个说法，他也欠我一个说法，回过头来看，我仍旧期待自己保持纯粹简单，就像《升龙》它就是一个闪电，《天梯》就是一个梯子，有时候就是一条线、一刀切、一剑毙敌。我还是希望自己回到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采访、撰文/林林）
天梯，2015年，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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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山里：蔡国强与庞贝
展至5月20日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如无特殊标注，本文图片均由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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