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还原真实的弗里达·卡洛｜致敬勇气 IV
我喜悦地等待着出口，并希望永远不用返回。
1954年7月，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之后不久就在“蓝色小屋”（Casa Azul）里与世长辞。至此，这位一生充满了病痛与坎坷、爱情与背叛、民族精神与革命奋斗的20世纪传奇墨西哥艺术家的一生在47岁匆匆画上句点。弗里达·卡洛去世之后，她的丈夫、墨西哥壁画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命令将“蓝色小屋”里一间存满了弗里达私人物件的洗手间锁了起来，并要求直到弗里达去世15年之后才可以开启。事实上，这间房间一锁就是50年。
2004年，现已成为弗里达·卡洛博物馆的“蓝色小屋”才将这一封存了半个世纪的房间开启。这也由此打开了新一轮针对弗里达·卡洛的研究。研究者们发现，这间房间里不仅储存了弗里达极具辨识度的墨西哥南部特华纳（Tehuana）长裙，还储存了弗里达·卡洛亲手装饰的石膏胸衣、首饰、特制的靴子和义肢等伴随了弗里达·卡洛一生私密又意义非凡的物品。
经过数年研究，欧美的多家艺术机构在近年来开始与弗里达·卡洛博物馆合作，推出了一系列基于这批新近发掘的物品所策划的展览。2018年，伦敦维多利亚与埃尔伯特博物馆（V&A）率先举行了名为“弗里达·卡洛：建立自我”（Frida Kahlo: Making Her Self Up）的展览，首次在墨西哥以外的地区展示了这批珍贵发现；2019年，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在伦敦的展览和弗里达·卡洛博物馆2012年同名展览的基础上，策划了名为“弗里达·卡洛：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Frida Kahlo: Appearances Can Be Deceiving）的展览，并原计划于2020年3月巡展至加州笛洋博物馆。
这些展览都尤其关注了弗里达·卡洛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她的时尚、艺术、残疾、爱恨、身上流淌的墨西哥血液与墨西哥政治运动带给她的激情与失落，都无不在塑造一个愈发复杂、甚至矛盾的弗里达·卡洛的形象，挑战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人对她笼统的解读和想象，也映照出我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赋予她的标签。正如V&A的高级策展人克莱尔·威尔考克斯（Claire Wilcox）所说：“我们不知道，当看到弗里达的形象时，我们究竟是在看她，还是在看我们自己。”
“痛苦对于患者来说是常新的。对于周围人来说，痛苦会逐渐失去它的新鲜感。每个人都会习惯它，但除了我。”19世纪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曾经这样描述身体的病痛。对于弗里达·卡洛来说，身体的病痛是贯穿了她一生的主题。据记载，弗里达在6岁时感染小儿麻痹症，由此导致跛脚；18岁时，弗里达搭乘校车遭遇严重车祸，造成锁骨、肋骨、脊椎等多处骨折，并留下诸多影响一生的后遗症。
当我们如今将这些信息作为既定事实一遍又一遍地加以重复时，病痛亲历者弗里达个人化的具象人格特征却在时代言语的消磨中渐渐隐去。因此，“蓝色小屋”中发掘出的诸多弗里达的贴身衣物、首饰、医疗器械便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弗里达视角”，让我们得以从伤痛亲历者本人的角度体察弗里达作出的生理和心理回应。
为了保持平衡，弗里达会选择穿着鞋跟高低不等的靴子；展览里一串用人腿形状护身符装饰的红珊瑚项链透露出弗里达对于健康体魄的愿望。弗里达与石膏胸衣的关系则可谓是她与病痛斗争的缩影。车祸之后，弗里达需要常常穿着石膏胸衣作为矫正措施。但与其让石膏胸衣成为身体自由的束缚，弗里达通过在石膏上画画的方式，将石膏胸衣变成了自己的时尚，变成了衣橱里不可或缺的那件“衣服”，变成了自己的“第二肌肤”。弗里达成为了与石膏胸衣博弈之间掌握主动权的那个人。她曾经说：“我的父亲在车祸之后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我的眼中充满了痛苦。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直面镜头、毫不退缩，不苟言笑，决心展示我是一个战斗到底的战士。”
正是因为个体的病痛无法转嫁于他人，他人也无从亲身感受患者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因此直面痛苦成为了弗里达对抗病痛最直接的方式。在弗里达·卡洛的绘画中，她总是以一种当时少见的直接描绘疼痛，这种描绘甚至因为过于写实，而致使一部分学者坚持将弗里达·卡洛归类于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行列。
在1932年的绘画《亨利福特医院》（Henry Ford Hospital）中，弗里达描绘了刚刚在底特律经历了第一次流产的经历。画面中，弗里达小小的身躯蜷缩在偌大的病床上，身体流出的血液将白色床单染红。她的肚脐中蔓延出6条脐带，分别连接了一只象征手术之漫长的蜗牛、一个象征已经失去的婴儿的胚胎、一个粉色骨头支架、一台机器、来自丈夫迭戈·里维拉送的兰花和盆骨。这些元素与床榻的组合确实不禁令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者的梦境。但是，弗里达在1953年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说：
他们总说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
我从来不画我的梦境。
我画的都是我自己经历的现实。
“我的人生里有两次重大事故。一次是车祸，一次是迭戈。迭戈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弗里达曾经这样评价她与迭戈·里维拉的婚姻。
迭戈·里维拉是墨西哥重要的壁画画家，曾经在墨西哥壁画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年少时期的弗里达曾经观摩过迭戈·里维拉绘制壁画，但两人直到1928年摄影师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举行的派对上才正式结识。当时，迭戈·里维拉仍然和第二任妻子、墨西哥小说家瓜达卢佩·马林（Guadalupe Marín）保持着婚姻关系。1929年，22岁的弗里达·卡洛与43岁的迭戈·里维拉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对于这对年龄、身材都相差悬殊的夫妇，弗里达的母亲尤其表示不赞同。她甚至称这对夫妇是“大象和鸽子”。1931年，弗里达绘制了《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Frida and Diego Rivera）。这件作品被普遍视为两人的“结婚照”，而这也是弗里达·卡洛最早以日后代表性的特华纳长裙形象出现在作品中。
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婚后的弗里达被“庞大的”迭戈·里维拉完全掩盖在了阴影中。确实，如果我们按照这对夫妇婚后的时间线索梳理他们的经历，似乎不难得出这样绝对的判断。无论是迭戈·里维拉在1931年就受邀前往新近落成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行个人回顾展，还是在旧金山、纽约、底特律受到包括洛克菲勒家族的壁画委托，随同迭戈·里维拉一同前往美国的弗里达看起来似乎就真的只是——正如当时《底特律新闻》的文章标题所描绘的，一位“伟大壁画画家的妻子”。
但对于弗里达本人而言，美国之行却是她奠定一系列重要身份，甚至开启日后国际认可的重要开端。她的艺术才能与信心也在这期间飞速增长。例如就在那篇将她称作“伟大壁画画家妻子”的采访里，弗里达就幽默地说：“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里维拉做得已经不错了。但我才是大艺术家。”在美国期间，弗里达结识了尼古拉素·穆雷（Nickolas Muray）、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等众多艺术家，甚至开始了一段与尼古拉斯·穆雷发展了一段婚外情。在底特律期间，她创作了包括《亨利福特医院》（Henry Ford Hospital）、《美国墨西哥边境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Along the Boarder Line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等多件鲜活描绘了她的个人经历的重要作品。
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主义政治气候和社会氛围让弗里达更加明显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墨西哥人和一个墨西哥共产主义追随者的身份。她开始更加频繁地在日常场合穿着墨西哥服饰，以此巩固自己的墨西哥身份。同时，美国社会展现的极端贫富差距也让弗里达的政治立场遭受冲击。她曾经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虽然我对美国的工业和机械发展很感兴趣，但是我对这里的有钱人感到愤怒，因为我看过成千上万可怜的人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睡觉的地方。这是（美国）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有钱人每天歌舞升平，但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死于饥饿。”
1933年，迭戈·里维拉受到洛克菲勒家族邀请，为纽约洛克菲勒大厦的前厅绘制壁画。迭戈·里维拉绘制了一幅巨幅列宁头像，并拒绝做出任何修改，并因此与洛克菲勒家族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这一矛盾多少影响了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不久之后，两人就回到了墨西哥。
回到墨西哥之后，弗里达与迭戈的婚姻矛盾开始激化。虽然两人在婚内都各自发展了婚外情，但迭戈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的婚外情最终触及了弗里达的底线。与此同时，弗里达在回到墨西哥之后又经历了两次流产，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39年，迭戈向弗里达提出离婚，然而两人又在1940年复婚。
虽然弗里达在这一期间反复经历情感伤痛，但在1937年至1939年期间，她却以前所未有的动力创作了超过之前八年的作品量，以更加真实的方式描绘身体和情感的伤痛。1937年的绘画《记忆，心》（Memory, the Heart）记录了弗里达对于丈夫出轨妹妹的回应。画面上，弗里达的身体被一根金属长棍刺穿，地上一颗巨大的心脏流淌着血液。
弗里达在1938年的作品《水给了我什么》（What the Water Gave Me）里描绘了浸泡在浴缸里的双腿，双腿周围漂浮着如洛克菲勒大厦等过去生活的片段，每只脚上都有两双脚趾，展现出弗里达的生命里病痛与治愈、痛苦与喜悦等从未间断的对立与矛盾。 她说：
我用喝醉的方式淹死我的疼痛，
但这该死的疼痛学会了游泳。
我被淹没了。
1938年，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前往墨西哥拜访弗里达和迭戈，并称赞弗里达的作品就像“环绕着炸弹的丝带”一样。布勒东提出要为弗里达在纽约举行展览，因此，1938年10月，弗里达独自一人前往纽约，筹备11月的展览。
展览吸引了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克莱尔·布思·鲁斯（Clare Boothe Luce）等人前往参观。即便是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弗里达仍然出售了展览半数以上的作品。次年，布勒东又邀请弗里达前往巴黎举行展览，并最终在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帮助下得以顺利举行。虽然巴黎当时已经开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影响，但弗里达仍然在巴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卢浮宫收藏了她的自画像《画框》（The Frame），这也让弗里达成为首位进入卢浮宫收藏的墨西哥艺术家。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弗里达在墨西哥和美国展览频繁，已然展现出超越迭戈·里维拉的地位和影响力。
当弗里达·卡洛在1970年代的女性运动中被重新发掘并被写入西方艺术史正典的同时，尤其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伴随美国身份政治运动的兴起，弗里达·卡洛也成为了大众文化的标志，并引发了至今仍然经久不息的“弗里达狂热”（Fridamania）。弗里达成为了战胜逆境和压迫的象征，成为了女性主义、酷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偶像。在这种狂热之下，弗里达的形象进一步成为物质文化的宠儿。我们可以在T恤、袜子、化妆品、蜡烛等任何可能的商品上见到弗里达“标志性”的头像。2017年，洛杉矶艺术家山姆·坎特（Sam Cantor）甚至推出了一款弗里达的表情包；2018年，市面上还出现过以弗里达为原型的芭比娃娃。
泛滥的物质文化虽然看似对弗里达·卡洛的形象起到了宣传作用，但事实上，商业化的行为却将弗里达复杂和多面的人生一再简化，甚至到了媚俗的地步。曾经撰写了弗里达·卡洛传记的作家戴维·马丁·德尔·坎普（David Martín Del Campo）就曾经愤慨地表示：“弗里达是一个勇猛的、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但现在人们只欣赏她的表象和着装。弗里达·卡洛形象的大肆商品化是一种品味败坏的方式让她变得无足轻重。这就是商业剥削。”
但事实上，弗里达·卡洛在世时就不曾避免，甚至主动追求公共曝光，戴维·马丁·德尔·坎普也肯定了这一点。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通过摄影师父亲的照片和自画像。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利斯·潘克（Lis Pankl）和凯文·布莱克（Kevin Blake）则在90年代时就提出弗里达·卡洛和物质文化彼此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弗里达·卡洛对于物质文化的挪用和生产甚至在她在世时就开始了”。弗里达·卡洛用特定的物质构建了自己的身份，而物质世界反哺将她塑造成一个流行标志。
但或许正是因为弗里达·卡洛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才让我们意识到对她进行“祛魅”的必要，以此还原一个不只停留在消费主义表面的弗里达·卡洛。由“蓝色小屋”的发掘所延伸的展览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一步。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原定于3月21日在笛洋博物馆开幕的“弗里达·卡洛：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被迫延期。不过Google Arts & Culture已经在网站上汇集了世界各地33家艺术机构，展示超过200件弗里达·卡洛的作品和历史物件，让观众可以从弗里达·卡洛的视角了解她真实的一面。（撰文／Laura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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