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溅面馆的背后，基层精神病医疗的罪与痛 | 土逗挖掘机

武汉火车站面店砍人事件嫌犯被曝持有精神病二级残疾证。精神病患者伤人/杀人案，这不是第一件，也不是最后一件。“冤有头债有主”，杀人者固然可恨，监护人固然未必尽责，然而这笔血债，可能是整个社会欠下的。

作者 |  酥麻麻 沙捞越

美编 | 黄山

一元钱引发的血案？

刚过去的周末，不少人因为手贱，被一则当众砍头行凶案的现场照片和视频震惊了。2月18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发布了一条警情通报：

当日中午12时25分，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恶性刑事事件。犯罪嫌疑人胡某(22岁，四川宣汉人)，因口角纠纷，在一面馆门口持面馆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42岁，湖北郧西人)砍死。

 死者姚某的家属在事发地点祭奠。图片来源：网络

事发地点为武昌火车站附近一家面积十几平米的炸酱面馆。事情的起因目前仍然未有定论，有“涨价一元说”——红星新闻的信息来自在场顾客，据称是因为老板在收钱时涨价，二人起了口角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也有“找工失败说”——澎湃新闻称，嫌犯胡某想在姚某的面店找工作，姚某认为其行为不正常，二人发生口角。无论如何，悲剧已经酿成。

目前，警方已经确认嫌犯胡某持有四川省达州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证，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二级”。媒体也报道，胡某发病时曾经打伤父亲，带菜刀到亲戚家拜年等。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如今，胡某的母亲向公众致歉：

杀人者固然可恨，监护人固然未必尽责，在一切未有定案之前，带着上帝视角的围观群众已经恨不得凶手诛之而后快。

首先，残联的精神残疾评级与精神病司法鉴定是两回事，“持证杀人”的说法并不成立。即使有精神病证，病人犯罪后，也还是得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持有精神病证，可以提高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最终法官判刑的依据，是司法鉴定结果。所以有精神病的，未必都无罪。

目前我国刑法对精神病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采取“三分法”——即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通俗理解，分别就是因病免罪、因病从轻或减轻处罚、照常判刑。

——《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张爱艳教授

其次，退一万步讲，按照网友所言，把精神病患者都“锁在家里”、“关在精神病院”，真的可行吗？这种看法背后隐藏着太多的不解和误解。

任何人都有机会患上精神病

精神病确实有可能无处不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600万——这意味着每13个人中就有1位精神疾病患者，而不到100人中，就有1位重性精神病患者。

当时这一数据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少的震荡，可是土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在网上找到数据源。疾控中心自己也转了这条新闻，在官网却找不到报告原文。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14 中国统计年鉴》， 2013年全国监护精神病人数为461.9万人，但该报告中精神病人监护率、肇事率和开展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县（市、区）个数一栏却无统计数据。南方都市报曾从国家卫计委获悉，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到429.7万例。总之，目前无法找到最新的精神疾病患者总数相关的数据。

我国的精神疾病患者/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到底是登记在册的400多万，还是从2009年讲到现在都没有更新的1600万？估计就连相关部门都“傻傻分不清楚”。但按照这个比例，全中国平均每13到33个人之间就有一位精神病人。

不过，精神疾病患者不等于疯子。根据香港心理卫生会的定义，精神病是一种脑部功能不稳定的疾病；病人的情绪、思想或行为暂时或长期出现障碍；严重时，会改变病者的性格、社交和人际关系。精神病的病因往往是生理、心理、环境、遗传等多种诱发因素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任何人，都有机会患上精神病。常见的精神病包括：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躁狂症、精神分裂症等。其中，严重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例如抑郁）、妄想症以及一些器质性精神疾病（染色体变异）等。

精神病收治之痛

既然精神病患比比皆是，那我们的医疗收治条件又如何呢？

一方面，作为一种长期慢性病，精神科疾病具有特殊性，治疗过程较长，病人容易出现“只进不出”的情况，因此费用高昂的私立精神病院找到了商机。例如，靠精神病治疗赚钱的康X医院都在香港挂牌上市了：康X医院董事长管伟立曾在公立医院工作，见识过公立医院精神科医疗资源的紧缺，他对新京报记者说，“说得普通一点，从这里面，我看到了商机。”

“康宁医院的净利润由2012年的1320万元，增长至5120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6.9%。同时，近三年来，康宁医院的毛利率均超过了三成，最高达到38%。2015年上半年，康宁医院的毛利率则已经超过40%。目前，温州康宁医院的整体住院床位使用率达到了95%，且该医院接受治疗的住院病人，平均每床每日的开支约为377元。

精神疾病本身的性质，也决定了这是一门‘好生意’……对医院来说，这意味着持续的收入来源。”

——2015年11月，新京报《康宁医院赴港上市 “精神病院”如何赚钱？》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在2010年撰写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以当时经济总量排全国第一的“发达”省份广东为例，说明沿海发达省份的财政投入尚不能满足基本的精神卫生治疗需求，中西部地区的情况更不敢想象。

就拿武汉砍人事件的嫌犯所在的四川省来说，《2015年四川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社区康复、视听力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等领域，都明确报告了康复机构的数字，然而，到了“精神病防治康复”这里，却只有这样一句含糊的话：

“已在146个市县开展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对41.8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进行了综合防治康复；对2.4万名贫困精神病患者进行了医疗救助。”

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精神病医院经营惨淡：

痛中之痛：聚焦基层的精神病防治康复问题

基层如此缺乏精神病收治的公共资源，所以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如果有家庭成员患上了精神病，可能就掉进了无底深渊。“一人得病，全家、全村遭殃”的情况比比皆是。

不少媒体都对农村的精神病患进行过调研和深度报道，从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对农村精神病患者满满的恶意。

镜头一：病患家庭难以负担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邵阳市辖区的牛马司镇康乐医院属于新落成的民营医院，条件相对简陋。2015年，湖南省给了130个救助名额，每个病患者可获得5000元的救助费，该院分配到80个名额，另外50个归邵阳市脑科医院。精神病患者中，五保户可以全部报销医疗费，低保为88%，普通病人70%。即便如此，很多病人家庭的经济状况仍旧难以负担长期治疗所产生的费用。院方要求病人在医院每天交付12元的餐费，个别家庭依旧表示困难。

——2015年，《盘点农村精神病人生存现状：被妖魔化生存困难》，澎湃新闻

甘肃河西学院讲师李鹏程在2013年曾前往甘肃农村地区，调查了当地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状况。李发现，高昂治疗费用患者所在的农村家庭，导致不少患者常年被关在家中或被家属诱骗到外地抛弃，患者和家属收到严重歧视。“农村地区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李鹏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总是治标不治本，总是在出现一件社会影响较大的此类事件后，媒体、社会才给予关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镜头二：基层医疗资源匮乏

在山东省巨野县城南的北城医院精神科的护士长称，她们20多个护理人员除了照顾这100个精神病人的日常生活外，还给这些人 谈心，做些心理疏导。有些重症精神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护理人员还要给他们喂饭。但是有些躁狂病人根本不配合，有时候还会打骂护理人员。据记者了解，这些护理人员工作很辛苦，工资收入也不高，只有几百元。

——2016，《谁来救治农村的精神病人？》，网易

镜头三：“大家一起管，就大家都不管”

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失，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七八个部门都有责任。但现实情况是“大家一起管，就大家都不管”。在农村基层，由于本来行政资源就稀缺，精神疾病相关工作“没人管”这一问题更加明显。例如，在陕西永寿县，精神病防治与康复工作的探索是由当地公安局牵头的。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大多数正陆续地接受治疗，并且都登记在册。在“永寿县入院治疗精神障碍患者花名册”上，监护人、有无合作医疗或医保、管辖派出所、包抓民警等都有具体登记。对于所有的患者，包抓民警会一直进行追踪管理。为防止农村精神病患者漏录、漏管、失控，县公安局还实行了责任倒查追究责任制。

——2014年，《一人患病，拖累全家 ：农村精神病患者谁来管》，人民日报

土逗采访的一位社会福利服务从业者表示，像这样由公安局牵头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却往往非常容易陷入weiwen模式。

最后，我们还是要追问一句，类似武汉砍头事件的精神病患犯罪案件，到底应不应该进行社会归因？

我们能做的，真的只有如网友所言“注意多锻炼身体，平时待人接物要有礼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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