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照耀尼泊尔：“作为革命者，我们开端启新”

尼泊尔工农党办公室前张贴的切·格瓦拉宣传板 图像来源：flickr

切·格瓦拉从未真正踏入尼泊尔，但他的革命思想，如同一道光亮贯穿了整个国家的激进传统。尼泊尔许多革命领袖与格瓦拉共享了同一信念——“筹划革命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一群坚定的革命者”。

作者 | David Seddon

翻译 | 黄蕙昭

编辑 | xd

美编 | 黄山

在身为反叛者的长久岁月里，切·格瓦拉从未真正踏入尼泊尔，但这个国家已被他的遗产烙印。一些尼泊尔革命领袖声言，他们直接受到了格瓦拉事迹的鼓舞，其中之一，拉姆·拉贾·普拉萨德·辛格（Ram Raja Prasad Singh）在回忆录中追忆了他与格瓦拉在缅甸的相遇。对今天的活动家来说，格瓦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他的革命思想，如同一道光亮贯穿了整个国家的激进传统。

切·格瓦拉海报

拉姆·拉贾·普拉萨德·辛格于1936年出生在萨普塔里地区（尼泊尔南部与印度交界处），是一位被C.K.拉尔（C. K. Lal）描述为“战士革命者”的尼泊尔政治活动家。彼时，尼泊尔和印度比哈尔邦之间的边界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动乱中成长，那时圣雄甘地的支持者在非暴力抗议活动中常常面对无情而有时甚至是血腥的镇压。

拉姆·拉贾回忆起他童年时一次特殊事件：在“退出印度”运动（注：1942年8月，英国殖民下圣雄甘地发起的让印度急速独立的一次行动）组织的一次边境集会上，居住在附近地区的他目睹了一场射击。当抗议者牺牲时，一些同为异见者的同伴将他的献血抹上自己额头，大喊：“他已经殉难了，他是殉道者！”多年过去，这次事件依然在拉姆·拉贾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他写道：“那时我意识到，革命者的血液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啊！”

记述中，拉姆·拉贾同样提及了他的父亲，杰伊·曼加尔·普拉萨德·辛格（Jay Mangal Prasad Singh）——因力大无比，性情火爆而英勇无畏以贾加利·巴布（Jangali Babu）著称——在袭击萨普塔里地区汉纽曼那加监狱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印度社会主义领袖拉姆·马诺哈尔·洛伊亚和（Ram Manohar Lohiya）和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 Prakash Narayan）曾在进行骨干战斗训练期间在辛格家中避难。但尼泊尔当局囚禁了他们，考虑是否将他们遣回印度。一群他们在尼泊尔的支持者袭击了监狱，释放了所有囚犯，并帮助洛西亚和纳拉扬逃跑。拉姆·拉贾回忆道，他的父亲被捕并遭到酷刑，但依然拒绝泄露任何细节，死守那些他视之为友的印度革命家的信息。

贾加利·巴布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央监狱服刑近两年。随着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不断施加压力，且尼泊尔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印度独立不可避免，他最终被释放。当父亲仍在监狱时，拉姆·拉贾和他的兄弟均未成年，但却仍然被拘留，尽管他们未受到任何正式的逮捕或起诉。

拉姆·拉贾·普拉萨德·辛格，尼泊尔著名政治活动家

父亲被释放后，拉姆·拉贾入读了印度达尔班加的寄宿学校。在那里，拉姆·拉贾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极端团体“民族志工组织”（RSS）的吸引，尽管他坚称自己从未加入该组织。当民族志工组织骨干纳图拉姆·戈德森（Nathuram Godse）刺杀甘地时，所有已知的该组织支持者都遭到了围捕。拉姆·拉贾因尼泊尔公民身份幸而躲过牢狱之灾，那时的他还是一位少年。

拉姆·拉贾的父亲紧接着将他送往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BHU），在那里，他接受了四年的英文学习和博雅教育。但在加入一次印度大罢工后，拉姆·拉贾被开除学籍。他尝试申请其它学校——包括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但最终进入了印度德里大学。在那里，他与其它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接触，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事业。

在回忆录中，拉姆·拉贾回忆起他与一位名为克拉拉的南美姑娘的友谊。他说道，1961年，是克拉拉安排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在缅甸海岸的一座岛屿上会见了格瓦拉。

就像C.K.拉尔所说，“我们无法确认这次会面的真假。但如果辛格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见到了格瓦拉，他将是唯一一个亲眼目睹格瓦拉的尼泊尔人”。无论如何，拉尔补充道，“从那次会面后，即使过了快半个世纪，辛格依然为记忆中格瓦拉的个人魅力激昂振奋”。尽管细节有所不同，其它资料同样提到了拉姆·拉贾与切·格瓦拉的会面。如“尼泊尔革命后的印度自由战士”报道称，两人在拉姆·拉贾就读德里大学期间相见，而格瓦拉鼓励他开始革命。

格瓦拉的世界之旅

格瓦拉世界之旅的细节既不证实、也未排除他和拉姆·拉贾见面的可能。在1959年首次完成对非洲、亚洲和欧洲为期3个月的访问后，第二年11月，格瓦拉再次踏上亚洲，和其它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与中国主席毛泽东会面。两小时的谈话中，两位革命家进行了如下交流：

毛：去年你曾去过一些亚洲国家？

格瓦拉：去过一些。比如印度、暹粒（现泰国）、印尼、缅甸、日本和巴基斯坦。

毛：除了中国，你已经去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亚洲国家。

格瓦拉：这便是我现在身处中国的原因。

毛：欢迎你。

1960年毛泽东接见格瓦拉

当年年底，格瓦拉还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北韩、匈牙利和东德。12月17日，他在东柏林签署了贸易协议。在那里，塔玛拉·邦克（Tamara Bunke）（格瓦拉的女友，她以另一个名字“塔尼亚”被人知晓）担任格瓦拉的口译员。几年后，她和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

拉姆·拉贾声称1961年和格瓦拉相遇，但我们对格瓦拉这一年的旅程细节知之甚少。可以确定的是，1961年上半年格瓦拉一直居留在古巴，因为我们知道他曾在4月份被卷入猪湾事件（注：中情局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向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格瓦拉并未参与主战，但在1400名受到美军训练的流亡者登陆古巴南部海岸的第二天，一艘装载海军陆战队的战船向西面发动偷袭，格瓦拉指挥士兵进行抗击。无论如何，由于格瓦拉担任武装部队的指导工作，历史学家在评论古巴胜利时同样给予了他一定赞扬。

没有独立的证据表明格瓦拉曾在1961年下半年访问缅甸。即使如此，他在当时已成为古巴的国际形象代表，并在世界内广泛游历，探索如何利用古巴的成功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运动。

如果格瓦拉正如拉姆·拉贾所说的那样在1961年到访缅甸，他可能曾会谈缅甸总理奈温，同样也可能与其它国家的青年革命家有过接触和谈话。我们确信，在1959访问缅甸后，格瓦拉在此地已有了长期的影响。

诸如，许多报道称缅甸知名的政治异见者昂山素季极为仰慕切·格瓦拉。2010年11月，当昂山素季终于摆脱软禁时，她的政党总部据闻曾在街巷张贴出“格瓦拉……和她的父亲昂山（一位缅甸自由战士，曾与英国展开缅甸独立谈判）的旧海报”。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ABSDF）同样受到了格瓦拉这样的革命家的影响，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致力于动员武装抵抗运动。

格瓦拉的遗产一直持续到今天。迈亚·图（Myat Thu），一名在1988年国内抗议运动被军事镇压后被迫逃离缅甸的异见人士，描述了他逃到泰国边境小城湄索后在一家餐厅看到的景象，那里“切·格瓦拉和昂山素季的肖像画高高挂在楼座”。

一些人相信拉姆·拉贾的描述是准确的。R. D. U.拉尔（R. D. U. Lal）写道，拉姆·拉贾“是尼泊尔唯一一位曾与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会面的人，而他从这次会面中获得了革命的启示”。

坚定的革命者

尽管格瓦拉先前不愿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在1960年9月第一届拉美代表大会上，他如此解释古巴的意识形态：“我会以马克思主义来定义它。我们的革命用自己的方法发现了马克思曾指出的路径。”

在随后的发言中，格瓦拉回应了美国《独立宣言》，他认为，“这些在人们认知中的真理是如此重要又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如今再讨论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出于相同的‘理所当然’，一个人应该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我们在物理学中自然地成为‘牛顿人’，在生物学中自然地成为‘巴斯德人’那样”。

在格瓦拉看来，古巴“实践革命家”的所作所为清晰而简明地旨在“实现马克思这位科学家预见的规律”，但他同样重视个体的道德承担，用C. K.卡尔的话来说：

在格瓦拉的构想中，筹划革命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一群坚定的革命者。有了革命者，便有了组织起足以推翻现任政府的民众游击队的力量。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格瓦拉相信人民的态度更为重要，而发起革命并不需要“特殊的战争条件”。最后，作为弱国游击队战斗的“根据地”，农村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尼泊尔街景

拉尔记得，拉姆·拉贾对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注：该党为现在尼泊尔共产党中最大的派别，由普拉昌达（Prachanda）领导，也是尼泊尔的一个左翼武装组织）及其人民战争主要的思想理论家巴布·拉姆·巴哈特拉伊（Babu Ram Bhattarai）说道，“每一场革命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创造。没有任何革命者可以复制他人的经验——作为革命者，我们开端启新”。

毫无疑问，巴哈特拉伊和其它毛主义的领袖在1996年发动人民战争时将这一建议铭记于心。但拉姆·拉贾自己的革命事业却走向了不同道路。

为了民主

在德里大学完成学业后，拉姆·拉贾进入比哈尔大学学习法律，并在1964年返回尼泊尔。3年后，他投身尼泊尔国民议会选举，力图在该选举为全国毕业生保留的4个席位中争夺一席之地。

他在竞选小册子中将自己的观点概述如下：“尼泊尔的政治转型必须经历代表异议，信仰传播，社会激荡，革命爆发的过程”，革命者应为“摧毁旧秩序”做好准备。由于如此反叛的言论，拉姆·拉贾被当局逮捕，逐出选举，并被指控煽动叛乱。

法庭上，拉姆·拉贾力争自己仅仅在做革命的理论阶段讨论而拒不认罪，加之他与印度高层的家族联系，拉姆·拉贾最终获得释放。

他的辩护与1963到1964年间纳尔逊·曼德拉在瑞弗尼亚审判中所做的3小时演讲颇为相似。在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简称为非国大）发起反抗活动并训练军事部队的决议辩护时，曼德拉解释道，由于政治活动日益受到限制，非国大决定放弃原先遵循的宪法手段和非暴力抗争。

到了20世纪70年代，拉姆·拉贾和他的政党，尼泊尔大会党（NCP），已经开始怀疑尼泊尔建立民主的“最佳战略”。当时，执政党领袖早已丧失武装斗争的信念，将武器拱手让与东巴基斯坦的叛乱者。与此相对，拉姆·拉贾，在尼泊尔大会党内其它同志和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终于看清从内部实现改革已毫无希望。他们考虑拿起武器。

1971年，拉姆·拉贾再次在议会选举中成为毕业生选举候选人。他在国内展开旋风之旅，呼吁结束尼泊尔不民主的评议会制度。C.K.拉尔写道，他那极具煽动性的宣传小册“让几乎不了解其意义的青少年卷入革命的狂暴激情之中”。1971年10月22日，尼泊尔周报报道了拉姆·拉贾在比拉特纳加尔的一则演讲，报道写道，候选人告诉听众：“如果评议会制度无法和平废除……子弹将取代金黄的稻谷，炮火将淹没一簇簇绿叶。”

拉姆·拉贾赢得了席位，这对尼泊尔政权构成了一次重大打击，后者千方百计阻止他宣誓就职，并对他加以逮捕。但在特别法庭宣判他有罪后，马亨德拉国王将拉姆·拉贾邀请到宫殿——这是君主政体争取异见者的方式。马亨德拉给予拉姆·拉贾皇室赦免，允许他在议会中保有席位。

1975年，拉姆·拉贾以大会党活动者和议员的身份再次游历尼泊尔。在激动人心的演讲中，他谴责了政权对整个国家不民主的控制。再一次，他被逐出国民议会并受到逮捕。事实上，未来几年大部分时间内，拉姆·拉贾都在监狱进出。

1976年，他建立了支持左翼政治运动的尼泊尔民主阵线。而当1980年比兰德拉国王召开全民公投以决定评议会制度的未来时，拉姆·拉贾将该党改名为多党民主阵线。

投票准备过程中，其它著名的大会党活动家从监狱中释放。在整个尼泊尔共产党图谱中，诸如M.B.辛格领导下的尼共（四大）和尼共（火炬）拒绝认可全民公投，但仍决定参与投票。拉姆·拉贾自己则开始倡导多党民主并呼吁组建立法议会。同时，他开始动员支持游击斗争。

拉姆·拉贾的游击战争

拉姆·拉贾开始从尼泊尔大会党左翼中招募战斗人员，同时寻求武器供应和战力支持。他试图在故地比哈尔邦设立战士训练营，同时向泰米尔自由战士和泰格尔·西迪奎（Tiger Siddiqu）（被刺杀的孟加拉国总理穆吉布·拉赫曼之侄）伸出橄榄枝。但这一切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因此，拉姆·拉贾去了昌巴尔，向当地土匪购买枪支。有人建议他用炸药替代枪弹，拉姆·拉贾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同时招募了一批尼泊尔军队退役军人来训练年轻的游击队员。

C.K.拉尔写道，“我们缺乏有关1980到1985年间辛格和他的游击队伍行动的详细信息，据拉姆·拉贾本人声称，这支队伍在印度北部不同地区接受火器和炸药训练。”

无论如何，到了1985年夏天，他们已经自觉为革命行动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年5月，尼泊尔大会党倡议展开公民不服从运动，其得到了包括大部分共产主义党派的左翼活动者的支持。媒体将这一事件描绘为暴风雨的前兆。到了1985年6月20日，首都加德满都和其他地区相继出现的爆炸事件震动了整个尼泊尔。

尼泊尔士兵宣誓

爆炸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议员。在加德满都，爆炸接连在皇宫附近、安纳普尔纳酒店、总理府和国民大会附近发生，一名政治家身亡，安纳普尔纳酒店一名工作人员同样丧命。

在博卡拉负责炸弹的一名人员和另一名比尔甘杰的女性身亡。爆炸同样在派勒瓦机场，西部的尼泊尔根杰和马亨德拉那加，东部的贾纳克布尔、比拉德讷格尔和贾帕发生。

辛格和他的游击队员承认对伤亡负责，但仍试图维护他们的行动。他们解释道，自己特意选定假期时间在国民议会施行爆炸。不幸的是，当时正值雨天，一些人到那儿躲雨，因而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受害者。

同样，游击队员将爆炸装置放在安纳普尔纳酒店的草坪上，但有人无意将其挪放到酒店大堂。我们再一次看到这种行动与非国大行动的相似之处：曼德拉解释道，他们只想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发动战争，但不打算杀死任何人。

爆炸后，数百人被捕。拉姆·拉贾·辛格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指控有罪。他的兄弟拉克斯曼、比舍希瓦尔·曼达尔和普雷姆·巴哈杜尔·维什瓦尔玛被判处死刑，其他人受到终身监禁，许多人被没收财产。被当局指明搜捕的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但另有无人在监禁期间失踪。

在第一次轰动性的袭击后，拉姆·拉贾的装备已不足以支持下一次行动。尼泊尔大会党撤回了公民不服从的号召但将爆炸归咎于王室。印度总理拉杰夫•甘地表示，“对爆炸事件深感悲恸和震惊”，并重申自己坚决反对恐怖主义。

辛格在印度被捕，随后被国家秘密释放，他被允许在巴特那隐秘地度过余生。

不到一年，革命便几乎不留踪迹地结束了。2008年，拉姆·拉贾试图解释他领导的团队的决定。他坚持说，组织爆炸是为了响应尼泊尔大会党公民不服从的号召，并将自己类比为曾在“退出印度运动”期间支持抗议者的武装革命党人。

在G.P.柯伊拉腊（G. P. Koirala）于1990年成为新多党派民主秩序下第一位民选总理后，国家撤销了对拉姆·拉贾的一切指控。他甚至成为了1994年大会党中期选举的候选人，选举惨败后，他最终退休。

遗产仍在延续

由于不认可新民主秩序的进步潜力，尼泊尔各个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奋力寻求促进革命转型的道路。克谢尔·忠格·雷亚玛吉（Keshar Jung Rayamaji）的派系与王室结合，另组成了一个名为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的联盟。该党后来被广泛称为UML，通过选举，它在1994年内短暂地执掌了政府。

1985年，毛派人士，尤其是M.B.辛格的尼共（火炬），分裂为两个主要派系：尼共（火炬）和尼共（新火炬）。它随后再次分裂，其中一群青年革命家（包括普拉昌达和巴布·拉姆·巴哈特拉伊）开始要求武装斗争以实现革命目标，他们组成尼共（毛主义），该党在1996年发动了人民战争。

尼泊尔街头标语：马列毛主义和普拉昌达道路万岁！1996年2月13日,尼共(毛主义)发动人民战争，试图推翻尼泊尔王室建立人民共和国。该战争一直持续到2006年。

毫无疑问，这些领导人之所以决定发动武装叛乱，部分是由于他们与拉姆·拉贾和格瓦拉共享了同一信念：“筹划革命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一群坚定的革命者”。在1996年，很少有人认为当前的条件正适宜革命。即使如此，巴哈特拉伊和他的同志们依然发起了人民战争，并将它一直推进到21世纪。

巴哈特拉伊自己声称，在还是一名学生之时，他“拿到了一本从未听闻的小册子……而这本书震动并改变了我的生活。这是一本切·格瓦拉的传记，在读完之后，我发誓竭尽所能，让我的人们生活在真正的经济和社会自由中”。

切·格瓦拉对尼泊尔革命者的影响依然持续。2010年12月，全尼泊尔民族独立学生联合会革命派（ANNISU-R）邀请了阿比马尔·古兹曼（Manuel Abimael Guzman，秘鲁毛派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创始人）之子和切·格瓦拉之孙，连同来自18个国家的毛派学生一起参与会议。

2015年，兰吉特·布尚（Ranjit Bhushan）将普拉昌达描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地下战士”联盟的一员，认为其代表着“亚洲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切·格瓦拉”。布尚同样提及了他和普拉昌达之间一次“难得的采访”。谈话中，普拉昌达被问及他是否将自己视为“那些领导革命的英雄共产主义领袖的一员，比如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等人”时，他回答说：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已经确定革命不能复制。革命只能根据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具体状况来筹划发展。

无论是苏联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古巴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们领导的革命都不会重演。换言之—— “每一场革命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创造。没有任何革命者可以复制他人的经验——作为革命者，我们开端启新”。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8/che-guevara-nepal-revolution-cuba-ram-r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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