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顾城、张艺谋...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热火朝天、激情燃烧的年代，我做的拍摄在那时特别自然。如果我现在做这个事情，人们肯定觉得干嘛呀，大家都很忙。那时候他们并不忙，没有电话，登门拜访，一找一个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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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肖全。他几乎拍遍了八十年代所有的精英。
“我从泳池中一跃而起，在镜子里看见一个少年”。清晨，58岁的肖全游泳后，用手机敲下这句临时起意的诗。
年轻时，肖全不怎么敢写诗，因为他和一群写作很好的人混在一起，顾城、北岛、三毛、王安忆……他为他们拍照，拍胶卷人物肖像，黑白分明。
在他出的《我们这一代》摄影集中，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文化艺术界名人进行影像建档。里面收录着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顾城、崔健、窦唯、三毛、杨丽萍、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巩俐、王安忆等二百多位艺术家。看过照片的人评价：肖全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他们独立存在，彼此之间没有过多联系，却彼此缠绕着交叉着，编织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小说、音乐、诗歌、评论以及思想。”肖全在自述中写道。
肖全说，他幸运地被时代选中了，用摄影的方式，成为那个年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近日，肖全在北京连续开办三个摄影展，他将此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顾城，谢烨
1986.12，成都
顾城在肖全面前，乐得手舞足蹈，“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
照片拍摄于顾城与谢烨在成都演出时住的屋子里，两个人很相爱。两人在公园竹林里，把枯藤制成花篮，戴在脖子上。
“他真的像小孩儿，完全生活在自己真实的世界里。”肖全回忆着，顾城领到了100元的“舞台演出费”，他非常激动，想留在成都办讲座、卖门票。
后来，顾城给肖全邮来他的诗集，并留下两行字：
那些花已经走远了。
给肖全。
张艺谋
1994.12，苏州
镜头聚焦在张艺谋的面部，他眉头紧锁，像是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那是在《摇啊摇，外婆桥》的剧组，肖全做图片摄影，一呆就是半年，拍下了张艺谋调度指挥时的神情，就像卡什拍的《愤怒的丘吉尔》。
肖全愿意将这张照片解读为他在发声，喊出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某种东西，所以选择让他喊。
在肖全眼里张艺谋是他见过最勤奋的导演，“他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他也很用力，聊剧本的时候别人都犯困趴下了，他还精力旺盛，我从来没见过他打哈欠”。肖全开着玩笑说“我和张艺谋有私情，我不愿意听别人说他不好。”
现在，他称呼他为“老谋”。
陈凯歌
1993.3，北京
肖全敲开了陈凯歌的门，他让陈凯歌把身上的西装换成皮衣，“当时在户外，如果西装领带，不太搭，而且我在电视中看见过他穿皮衣”。
陈凯歌下了楼，站到肖全选择的地方。
慢慢地，陈凯歌收起了笑容，他留意镜头的一刹那，神情震到了肖全。“我清楚地感受到了站在镜头另一端的人，是一个有教养的虚怀若谷的艺术家。”
导演李少红看到这张照片曾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全扛在了凯歌身上”。
照片里陈凯歌，还没有获金棕榈奖，也没有身缠各种各样的传说。
姜文
1995.3，北京
北京三环路边，一片家属楼里，有一处白墙红顶的小楼，是姜文的办公地点，那儿刚刚成立“阳光灿烂制作公司”。
他看过肖全拍摄的照片后，认真起来，说，“走，上楼去看看”。肖全把相机装满“子弹”，和姜文在楼上练起来，越拍越疯。
最后姜文索性让肖全到楼下去，他站在房檐边上。肖全调动着姜文的前前后后，他也十分配合，两个人都过瘾。
肖全后来回味过姜文的这个眼神，想不明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崔健
1990.3，成都
这是崔健广为人知的照片。
夜晚，人们奔走相告，万人空巷，崔健的歌声传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他来到成都，为亚运会募捐做全国巡回演出。刚出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专辑，还热手。
肖全在电视台门口看见一堵旧墙，和TV的“V”字。旧墙有点儿像长城，而“V”代表着胜利，肖全觉得这组合很奇妙，邀请崔健过去。
“我操起机器，按了21张，老崔不停地改变着身体姿势。1分钟后，我心里有数——一张好照片诞生了”。肖全说。
窦唯
1993.9，北京
肖全约好与窦唯在清晨拍照片，窦唯穿上一件黑西装。
他们在窦唯家附近的胡同里转悠，过往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们。
快要拍完时，太阳慢慢升起，两个人的影子长长地投在了路面上，肖全强烈地感受到，那一天的太阳是为他们而升起的。
别去试着诠释窦唯的姿态与表情，那就是他。
三毛
1990.9，成都
肖全拿给三毛看这张照片，她的视线久久没有离开。
肖全给她讲结构很完整，三毛说，“这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十几二十岁就一个人梳着短发，背着包，浪迹天涯，十几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你瞧，这是一个多么倔强的女人”。
拍摄前，肖全看到三毛走了过去，以为她要去坐那把椅子。结果，她坐在了地上，把凉鞋扔在一旁，动作干净利落。
杨丽萍
1991，北京
慕田峪长城上风很大，杨丽萍要求要站到烽火台上拍。
肖全退到远处，冲她一招手，她一抖手中绸布，顿时，一片“白云”横空而出。
她大叫一声，两手死死抓住绸布的两个角，这块布比她身体长出几倍，在风中，像匹受惊的野马。
天蓝得可怕。
杨丽萍
1992.4，北京
肖全辞掉工作成为职业摄影师拍的第一个名人是杨丽萍，杨丽萍也成为肖全常年拍摄的唯一一个人。
此后的二十多年，肖全说在杨丽萍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杨丽萍特别重要的阶段他都用一张照片来阐释。
“即便很久没见她，我通常去的时候她在排练，我看她一眼，她点一下头。过来她会搭着我的肩，没有任何一句客气话，我们之间不需要。就像我的离开和到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从来没说好久不见，或者抱一抱，从来没有。”肖全说。
王安忆
1993.11，上海
肖全陪王安忆去菜市场买菜，在她家附近的弄堂里穿梭。
拐角处吃东西的老人，背着手散步的大爷，还有她身后的小阁楼；和她《长恨歌》中的“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弄堂是一致的。
王安忆曾写“上海女性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
她双手叉腰，坚毅的神情仿佛无坚不摧。在肖全的眼里那神情透出一种不可比拟的自信和女人味。
王朔
1993.2，北京
一开始拍王朔——不顺心。
但后来再想，拍他很有意思。
“我知道你是苏童、叶兆言他们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实在不愿拍照片，何况咱俩又不认识。如果有机会在什么地方，一帮哥们吃饭喝酒，这样顺理成章地认识了。我喜欢用这种很自然的方式认识你。”
王朔的这段话，被肖全写在《我们这一代》中。了解对方后，肖全再不愿听到别人对王朔说三道四。
郭路生
1993.9，北京
食指、诗人、“知青诗魂”、就是郭路生。
他的《相信未来》成为一代青年人心中温暖的干柴。
他曾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1990年住进福利院。
肖全去看望他，他说，“我不想出去，我出去干什么呢？我是疯子，这里很好！”。
余华
1993.2，北京
漫天飘落的雪片把地面和房顶染成了白色。
路过团结湖公交站，肖全请余华停下。余华提起衣领，把头缩进去，嘿嘿地笑。那时离他和张艺谋合拍他的小说《活着》还没多久。
贾平凹
1991.8，西安
那时，找人没有现在这么难。
到了住所，敲敲门，门开，即是要寻的人。
可不知道地址该怎么办？西安夏天的柏油路上，知了在叫。肖全一个人都不认识。
他守着部粗糙的电话机，打了114查询台，他被告诉了贾平凹的电话。
话筒一端传来低沉的、近乎沙哑的陕西口音——“我是贾平凹”。
易知难
1990.5，成都
直到今天，搜索引擎中关于易知难的信息，还是这张在当年引起轰动的照片。
她上完了妆，拿着烟灰缸倚着钢琴，墙上挂的是陈逸飞油画的复制品。
后来这张照片在一个地下厅展出，很多女孩站在前面不肯走。“她们说一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看完这张照片，你会觉得，她区别于你周围10公里以外的任何一个人。”肖全说。
这么多年过去。易知难可能已经没有照片上的光辉。
《我们这一代》里的最初面孔，都慢慢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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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肖全：被那个时代挑中，这是老天给我的
烟花四处绽放的时代
新京报：你在拍《我们这一代》时，对中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名文化艺术界人士进行影像建档，并列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最初都有谁？你选择拍谁的标准是什么？
肖全：名单上就是我后来拍的那些人，顾城、三毛、杨丽萍等等。但不是是个名人就去拍，我拍的是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有推动作用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新京报：在你看来，八九十年代是个什么时期？
肖全：各个领域都开始觉醒的时代。崔健的《一无所有》；老谋、凯歌、田壮壮对当代艺术的贡献；何训田他们的音乐；杨丽萍的舞蹈；张晓刚、何多苓的美术；北岛、顾城的文学创作……就像年三十晚上，你站楼顶上看到烟花在到处绽放一样。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热火朝天、激情燃烧的年代，我做的拍摄在那时特别自然。如果我现在做这个事情，人们肯定觉得干嘛呀，大家都很忙。那时候他们并不忙，没有电话，登门拜访，一找一个准儿。
新京报：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
肖全：有个后来嫁到以色列的诗人，她向别人介绍我——“肖全，著名男粉”。粉在我们方言里指特别漂亮、帅气。年轻时候我很多情，容易喜欢上一个人，也容易一下子把一个事情淡下来，不靠谱。有股子热烈又浪漫的“欲”。
新京报：很多中年人在怀念八九十年代，你会怀念吗？你觉得人们在怀念那个年代的什么？
肖全：我怀念，但我不执着。
那时候物质匮乏、信息又闭塞，但恰恰越是那样，越有一种刺激。没有书，看不到，大家就越喜欢手抄本，如饥似渴地读书。晚上吃完饭后听说一个地方演露天电影，我们带着凳子到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点儿不嫌累。有些人说我记性好，一个电影看了10遍，台词都能慢慢背下来。
新京报：万夏曾评论，你既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你认可这句话吗？
肖全：完全同意。我整天和他们（被拍摄的人）混在一起。我看到何训田写曲子、朱哲琴出《黄孩子》专辑、杨丽萍编舞、顾城给我写过信、我和张枣骑着自行车背孙道临版的哈姆雷特、柏桦跟我讲他爱上一个女同学在火车上写《再见，夏天》那首诗……这都是我见证过的。
他们是在码字写诗，唱歌跳舞，我是拍照片。我哪儿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啊，我他妈的和他们一模一样。
▲肖全拍摄的巩俐。
被时代挑中的人
新京报：有人觉得你是被时代选择和挑中的那个人，你怎么看？
肖全：这个说法肯定是成立的。我经常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是收音机在不断地调频，然后我就收到了，这是老天给我的。
新京报：作为一个局内人，你当时应该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身处时代的洪流中吧？
肖全：不，我意识到了，而且感觉太强烈。那个时代、那些人在他们的领域里痴迷、工作。那时电影、文学、绘画等领域都在飞快向前，我可以感受的到那是个特别快乐的年代。
而且国外也是经历过一股文化思潮而发展的，我就知道自己在国内正经历着那个类似的阶段。
新京报：前几天你刚结束了在北大的讲座，近期又在北京设展。你觉得90后能够理解体会到你所拍摄的那个年代吗？
肖全：只是部分，肯定不是全部。因为毕竟不在一个语境里面，很多人在那时候还没有出生。但是我可以去试着制造一种气氛，比如我会在展览西川照片时下面写他的代表作——“突然停电，我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面”。说不定有一两个人，对这些语言有兴趣，他会想去了解诗歌是怎么回事儿。
新京报：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可以拍摄很多照片来见证社会的转型。为什么你在后期没有拍摄这些记录时代的照片，转而去拍摄旅行中的见闻了呢？
肖全：因为我在八九十年代的状态，是受布列松、马克·吕布的影响去拍摄。没人告诉我会怎么样，等真把那些照片集合在一起了，大家会说哇塞，挺牛的。但这对我而言是个很自然的过程。之后，我就没有那种想法说现在是什么样的年代，我再去拍怎样的记录。慢慢就走到现在的状态了，很难说清楚，我也随性地走。
新京报：有人评价“肖全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你怎么看？
肖全：那个时间段，他们正处在那个火候，一下子爆了。拍他们的之前之后都不会有那样的效果了。比如之前崔健在吹小号，他还没唱一无所有，或者他是一个中学生，他就像一个没开的花骨朵。再往后推，可能一些人就谢了、没了。
▲史铁生。
“我的袒护就是不拍他们了”
新京报：现在名人明星层出不穷，你为什么没有继续拍下去？
肖全：最近一次就是2012年拍了周迅。我现在没有拍摄名人的计划，我不觉得必须成为一个拍摄名人、时尚圈的摄影师。
早年拍顾城、三毛、张艺谋他们是因为我当时看到庞德的一张照片，觉得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照片，就是一个朴素的念头。后来拍多了，很多人给我支持和鼓励。顾城很喜欢我拍的照片，何多苓跟我说，“肖全，狗日的，你要是这样拍下去，不得了啊”。
1990年万夏鼓励我出书、做展览。后来书出版，到1996年之后，我就觉得够了。
新京报：后来成名的人有来找你给他们自己拍肖像吗？
肖全：少，很少。
新京报：有人猜测，你不再去拍《我们这一代》里的那些人是因为对这个时代失望了？
肖全：不是。有人强烈建议我拍一下那些人现在的模样，我也斗争过，挣扎过。如果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就是经过这么多年，我们都在变，包括我自己的相貌，和之前变了很多。
比如老崔现在戴个帽子，那肯定没有过去那样好看。这时候，我再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把他们再拍给全国人民看，有必要吗？
新京报：你心里是想把他们留在最初拍摄时的那个样子吗？
肖全：我讲心里话，我拍了他们之后，挺袒护他们的。我的袒护就是我现在不拍他们，这是我的真心。
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实习生张世超 编辑 苏晓明 校对 陆爱英
（文中部分内容来自肖全《我们这一代 最初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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