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艾滋病考生单设考场是保护？我更担心大学会不会拒绝他们

“高考只有一次，希望给学生一个平静的应考环境，这是一次让艾滋病患儿享受教育权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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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31日，陕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红丝带”学生参加高考，是中国首次为艾滋病毒感染者设立独立高考考场。

临汾红丝带学校16名艾滋病感染者毕业生将在该校单独考场高考的新闻引发热议，有人认为此举是“歧视行为”。该校校长郭小平昨日回应，当地很多人熟悉情况，和其他学生一起考试担心引起抗议。“在单独考场考试，有助孩子们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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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感染者高考首设单独考场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中国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昨日有媒体报道称，经批准，临汾红丝带学校高中班的16名毕业生，将在该校设立的标准化考场单独进行高考。

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认为，这是中国首次为艾滋病毒（HIV）感染者设立独立的高考考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据介绍，今年参加高考的16名学生，自2004年起就相继来到学校生活、学习。16人中11男5女，10文6理。临汾市将在红丝带学校设两个独立的文理科标准化高考考场。

由于这些学生的学籍档案归属于临汾市某中学红丝带班，因此这两个考场属于临汾某中学考点的一部分。目前，考试所需视频监控、通讯信号屏蔽等设备已经安装到位。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教育招考部门还在学校举行了高考模拟演练。

临汾红丝带学校2011年12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纳入国民教育序列，其前身是建于2004年的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病区。学校共有来自全国的学生33名，他们在校吃、住、穿、医疗等费用都由学校无偿提供。郭小平曾先后被推选为“感动山西”“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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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设考场营造出一种歧视氛围

对于红丝带学校设“单独考场”一事，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王凌航认为，经过多年艾滋病反歧视宣传，学校低估了其他学生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考生的接受能力。单独考场反而在客观上营造了一种歧视氛围。

王凌航解释，艾滋病的经典传播途径是性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和输血传播，日常生活接触肯定没有传染性。艾滋病感染者的汗液，唾液和泪液都没有传染性。

他对记者强调，艾滋病感染者考生和其他学生一起考试，显然不会构成艾滋病传播风险。

“单独考场”除引发“歧视”质疑外，还有人担心这样会泄露孩子们的隐私。2006年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艾滋病公益组织白桦林全国联盟负责人白桦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了这方面的担忧，他说，艾滋病感染者的个人隐私本身是得到保护的，如果这些孩子不去“单独考场”考试，有谁会知道他们是感染者呢？

白桦说，这几年有不少高中学生感染者参加过高考，他们在确诊后即使申请了抗病毒治疗也没有影响参加高考并考取大学。

“考场安排都是随机分配，其他同学不会知道他们是感染者。”白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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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长：“单独考场”有助于孩子更好发挥

▲郭小平，曾任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2006年9月1日，他创办临汾红丝带学校，这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校长郭小平为解决艾滋病患儿上学问题奔走11年。2011年，山西省临汾市教育局批复成立临汾红丝带学校，该校正式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

争议

“设单独考场，是怕给彼此带来恐慌”

新京报：红丝带学校单独设立考场什么时候获批的？申请准备了多久？

郭小平：十多天以前获批的，我们和当地教委沟通，教委认为单独设立考场（的方式）比较好。

新京报：申请单独设立考场是出于什么考量？

郭小平：一来担心我们16名艾滋病携带者毕业生走入考场时，给别的孩子带来恐慌，二来也怕这种恐慌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发挥。设立单独考场，出于保证所有的考生都能在平静的心态和气氛下考试。

▲红丝带学校文科考场的监控。

新京报：考生的隐私信息是保密的，为什么会有“带来恐慌”的担心？

郭小平：这么多年，红丝带学校一直接收艾滋病感染者的学生，这在当地是一个明面上的情况，外界的志愿者对孩子们比较熟悉，包括一些高中生。万一在同场考试被人认出来，可能会给其他考生带来恐慌和害怕，这种情绪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孩子。

新京报：这种恐慌和害怕实际中发生过？还是提前的一种预判？

郭小平：这是再现实不过的现实。咱先不提歧视，毕竟国人对艾滋病的知晓率和认知还没达到不恐慌的程度。害怕是现实，应该理解。很多毕业生把高考当做改变命运的考试，我们不能冒险，最后因这些情绪使彼此受到影响。

新京报：有人认为单独设立考场本身就是歧视，就像拿着喇叭告诉别人这些孩子的不同。

郭小平：很感谢这种说法，这说明大家对艾滋病感染者考生很关心。但热情归热情，总要考虑实际。这些孩子有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一下我认为不为过。这不是歧视，而是一种出于现实的保护，保护我们的孩子，也保护别的考生。

▲红丝带学校学生在紧张备考。

过往

“16名毕业生，从中考到高考无一掉队”

新京报：考场什么时候开始布置的？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郭小平：和其他考点没有任何差异，该有的监控、屏蔽措施都有。

新京报：红丝带学校的考生们对这个独立考场是什么反应？会有人觉得被区别对待吗？

郭小平：不会，三年前他们中考的时候就经历过一次，那时安保人员也来了，考场设备装上了，他们没见过这阵仗，会对突然而至的考场好奇、紧张。现在的紧张全部来自于高考，老师们尽力疏导，让他们正常发挥就好。

新京报：三年前中考后，有没有学生考到别的高中？

郭小平：没有，当时的中考就是针对我们本校的学生考本校，16名当年的中考生就是现在的高考生，没有一个掉队。

他们也不可能到别的学校去，因为很难被接纳。学校一个学生上兴趣班，别的学生知道他是携带者，后来就不去了。

▲课间操时间，孩子们正在做广播体操。

新京报：有没有尝试送孩子们去普通的学校上学？

郭小平：我不敢，我不能拿着孩子的前途去尝试，他们不单是艾滋病感染儿童，很多孩子是失去双亲的孤儿，我担心他们因为不被接纳而受到伤害。

他们每天都要吃药，定期检查治疗，在普通学校难免被人知道。将心比心地想，普通的班级里如果知道有个艾滋病感染儿童，能不担心吗？所以我们不敢冒险。

大学

“我告诉孩子挺过困境，不能因此放弃读书”

新京报：16名学生中有没有“种子选手”？

郭小平：我们有一个孩子考一本问题不大，三四个能上二本、三本。其他考生就算没上本科，我也不建议他们复读，上个学技术的专科也不错。我觉得我的学生们都能考上大学。

新京报：孩子们对上大学是什么样的心态？是否担心再次面临不被接纳？

郭小平：他们很想上大学，觉得读了大学就会让命运发生改变。我会告诉他们可能面临的困境，比如进入宿舍被同学知道了怎么办，面临歧视不被理解怎么办。我的建议是挺过去，不能因此放弃读书。我相信我的学生，他们的善良、能力会让别人带来改观。

▲红丝带学校的学生们。

新京报：你怎么向孩子们解释社会上的不被接纳，甚至歧视？

郭小平：我和孩子们倒好解释。孩子们奔着健康来学校的，六七岁的孩子需要有人能叮嘱他们按时吃药。长大一些了就要接受知识和教育。他们需要清楚途径传播，比如谈恋爱要注意些什么，不能不管不顾。

我是学医的，我希望能从这一代年轻的感染者这里阻断病毒传播，首先就得让他们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别人。

新京报：高考过后很快就面临报考大学，你会给你的学生描绘怎样的未来？

郭小平：未来肯定会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但先考上大学再说。我建议他们能学计算机、传媒，将来能到艾滋病防治机构、基金会、协会等单位工作，这些地方对他们的接纳度更高，他们的专业也能用在普及常识、艾滋病的预防上。

未来

“疲倦、困惑，但要做下去，孩子不能没人管”

新京报：你和红丝带学校一直像个保护者，有人认为学校的标签反而把孩子们和社会隔离了。

郭小平：我从创办学校开始就遭受了很多非议，但现实是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开始了，结果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对与错总是需要有人做了之后才能判断。

▲红丝带学校的学生们。

新京报：办学的这些年，你最困惑的是什么？会疲倦吗？坚持下去的动力在哪里？

郭小平：非常疲倦，也一直在困惑。艾滋病的常识在普及，一到世界艾滋病日，媒体也在关注，呼吁不要歧视，但感觉公众总是卡在对艾滋病的认知上，或者知道了，但接纳他们一起学习、工作的现实还迟迟不能到来。

我理解这还在一定的阶段中，我们只能在这个阶段中继续做下去，不然孩子没人管了。

新京报：这些年包括彭丽媛、濮存昕都关注了红丝带学校，很多人也在普及艾滋病常识，这给外界对学校的看法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郭小平：能让学生受到高中教育就是改变，能考大学更是改变。否则孩子的命都不知道在哪呢，别说命运了。政府、志愿者、社会的关心，也是学生们活到今天的动力。

新京报：你对孩子们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郭小平：他们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包容和理解，只有普通人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了、工作了，艾滋病感染儿童的未来才有实实在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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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高考不是艾滋感染者权利链的终端

今年高考，将因为这16位考生的参与，而拥有不一样的意义。

据媒体报道，我国目前唯一的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将迎来中国首个艾滋病感染者独立高考考场。临汾红丝带学校高中班的16名毕业生，将在该校设立的标准化考场单独进行高考。

高考，是一项基本的教育权利，不可因身体的残疾或疾病而失去。现在，艾滋病感染者“成建制”地走入高考考场，是对其高考权利的保障。

回顾这些年，高考迎来了很多“首个”：

2002年，盲人李金生被批准参加高等教育自助考试，成为了河南第一位参加自考的盲人。

2008年，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2014年3月底，教育部在年度招生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出要为盲人考生参加考试提供便利；当年6月，中国出现了第一张盲文高考试卷，李金生成了中国第一位参考高考的盲人考生。

2015年5月，教育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规定，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确规定。这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印发的“残疾人高考”文件。

2015年6月7日、8日，我国盲人首次大范围参加普通高考，有8个省份专门为盲生提供了盲文试卷。当年，有多人取得较好的高考成绩，多人被各地高校录取。

▲2014年12月26日，遭“200名村民联名驱逐”的四川南充艾滋男童坤坤进入当地某小学就读。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期待，这样的“首个”可以越来越多，这既是权利的兑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

但这些艾滋病感染者实现了高考的权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逐一解决后续问题。比如，在录取环节，大学会不会拒绝和排斥他们？他们如何开始大学的生活？毕业后走入职场呢？仍然存在太多的未知。这就需要相应高校和企业单位在录取、上学、就业各环节的个人信息保密做好对接。

正如临汾红丝带学校的一名学生在公开信里写道，“离高考越近，我的心揪得越紧，总有许许多多的困惑在不时缠绕着我。不知道大学的大门能不能向我敞开，不知道大学的老师是否能像正常学生那样接纳我，我不知道大学的同学愿不愿意与我同桌学习，同室生活……”参加高考只是把应有的权利还给他们，如何让这个权利链条连贯起来，让他们可以持续获得常人的生活体验，才是关键。

此外，单独设立考场固然是不小的突破，但也存在现实的无奈。据新京报记者采访到的最新回应，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表示，设立单独考场意在让考生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高考，为了保证考生更好地发挥。“担心如果这些学生和其他考生在一起考试，可能会引起其他学生和家长的抗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上的恐艾心理依然存在。

早在多年前，姚明和埃尔文·约翰逊的艾滋病公益广告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正常的生活。艾滋病感染者和其他考生在同一考场高考，不会传染。前提是考试部门依法为相关考生的信息保密。

从更广的维度来说，无论是如何不健全的人，无论命运的吻痕留在身体上、心理上、智力上，他（她）都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无差别的我们的一分子。命运为他们关上了一道门，我们不能再关上一扇窗，而是尽可能地帮他们打开，那本就属于他们的那一扇扇窗。（文/樊成）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李丹丹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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