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改判，尊重民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

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于欢案的改判，应当成为司法民主化的又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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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欢案二审：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新京报动新闻出品（ID：xjbdxw）

6月19日，山东省高院发布官微，通报将于今天对于欢案二审宣判。

根据山东高原微博，被告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聊城市中级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一审判决。宣判后，被告人于欢、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受理该案。

2017年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

▲于欢案合议庭组成人员。   图片来自山东高院官方微博

今天上午9点，该案在山东省高院第22法庭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其防卫性质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鉴于于欢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于欢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且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于欢之母的过错等情节，对于于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于欢案二审改判5年:属防卫过当，犯故意伤害罪。

于欢案改判尊重民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

从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在万千民众和媒体舆论的高度关注中，经历了有如过山车一般反转的审判过程。对于23岁的于欢来说，无论内心曾如何煎熬，无论压力曾如何山大，从今天法槌郑重落下的那刻起，他终于得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公平和正义。

这个改判的结果，回应着民众的心声。今年3月，当那则“刺死辱母者”的报道出现时，在无数人心中激荡起惊涛骇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是，以“辱母情节”之卑劣、性质之恶劣，为人子的于欢“义愤拔刀”，如何不算防卫？

即便是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也应当是防卫过当，为何以故意伤害罪判重刑？而今，防卫过当的审判认定，实现了一审判决结果的“逆转”，也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虽然，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暴露出一审时起诉书、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具体侵害行为有遗漏，防卫性质认定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硬伤”，但正义的回归过程，何尝不是司法顺应民心、勇纠错误的过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公众舆论的监督下，通过程序纠正错误，司法机关负责的态度，更能重塑形象和威信。

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司法审判愈加呈现专业化的倾向，甚至可以称作是一门精巧的艺术，要求审判者掌握更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裁判技能。但是，这种专业的精深程度，不应成为排斥民众的“隔离墙”。

对于普通大众，可能对审判不那么了解，对法律不那么精通，但他们却拥有朴素而强大的公平正义观，对案件结果是否合理、是否公正，也能作出基本的判断。

永远不要嘲笑民众的智慧，也不要贬低他们的力量。回看美国影片《十二怒汉》中，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尽管“铁证如山”，来自各行各业的12个人，最终达成了无罪的一致意见。我国虽未建立陪审团制度，但民众监督的大门敞开着。

所谓司法审判，既是“代替上帝”作决断，就无法避免人为的错误，也就需要“校正”，而民众就是最好的监督者、最好的纠偏器。司法裁判不仅要让民众听得懂，更要契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真正说服他们。

如此，司法才有威信，法律才有尊严，法治才能进步。这次于欢案改判，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进步。

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于欢案的改判，应当成为司法民主化的又一个契机。当然，也期待类似错判较为明显的案件不再重演。

文 欧阳晨雨 编辑 王巍 与归  实习生 魏显勇 王琳  校对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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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首发自新京报公号“重案组37号”“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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