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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8年9月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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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减税了:中美税负和基础性成本比较

任泽平 罗志恒 泽平宏观 今天


文: 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感谢贺晨、赵宁、唐慧提供的数据支持


导读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2017年去产能和去库存基本完成,2018年去杠杆行至中盘、步入稳杠杆,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降成本和补短板,从以前的做减法“三去”转向做加法“一降一补”,这将是未来提升企业和民众信心、决定改革诚意的关键举措,也关系能否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改革成败。是该减税了,放水养鱼。

美国特朗普大幅减税,为什么我国迟迟未能大幅减税?我国税负高不高?中美的税负和基础性成本孰高孰低?我们此前强调,中美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本文旨在客观全面对比中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制度性原因,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摘要

中美宏观税负对比: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四本账)自2009年起高于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持续提高,存在大幅减税降费空间。

1)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偏高,居民占比偏低。纵向看,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近年略有下降;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9年起下降;当前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仅相当于2003年的水平。从横向国际看,我国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占比(18.5%)高于美国(17.2%)和日本(17.5%),但低于福利水平较高的挪威(38.2%)、瑞典(32.3%)、芬兰(29.1%)和爱尔兰(22.8%)。我国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占比61.6%低于美国(79.6%)、日本(75%)、德国(77.2%)和法国(73.7%)等。因此,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是政府高、家庭低


2)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财政收入/GDP比重上升至1980年的较高水平,减税呼声高涨。

3)我们在《中美税负和税制比较》中研究发现,2015年中国的全口径宏观税负为33.9%,略高于美国的33%,美国减税后预计减少宏观税负0.8个百分点/年,对中国产生压力。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考虑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大量财政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单位队伍和建设性支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我国医疗、社保与就业等支出占比近年来上升,但仍远低于美国,教育支出占比与美国持平,量财政支出用于财政供养人员及基建财政供养人员为6400万以上,财政供养人员/百万美元GDP在国际处于较高水平,为美国的4.8倍。虽然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相当部分无效投资浪费仍不可忽视,民生支出虽然增长较快但基础薄弱仍有待提高。


中美企业税负对比:我国企业面临的高成本包括“综合税费成本”过高,以及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不足导致的基础性成本过高,高于美国。以前环境、资源、土地(招商引资无偿划拨)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可以弥补部分企业高税负成本,但随着环境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高质量发展要求,降低企业税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综合税费成本包括税收、社会保险费用、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费、行政性灰色隐性寻租成本、办事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1)我国企业总税率(占利润的百分比)为67.3%,在世界处于较高水平,为美国的1.7倍。

2)社会保险(五险一金)的企业缴费率为43%,高于美国的13.65%。

3)行政事业收费项目仍保留较多,我国非税收入占比16.4%,美国联邦不足5%。

4)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审批程序冗长、开办企业时间长等办事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营商环境的成本。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78/190,企业开办时间为22.9天,为美国5.6天的四倍。

5)与执行政府指令导致的相关运营成本。

6)此外,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中国企业负担高于美国的深层次原因: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企业作为缴纳税费的主体;政府与市场边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不足,政府规模较大、干预较多;过往不规范、不健全的预算体系,非税的自由裁量权大;社保欠账、统筹层次过低的社保体制,依赖企业和个人缴费;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足。


对策建议:加大力度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带动消费和民间投资。降低宏观税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根本的仍是全面推动改革开放,营造低成本的营商环境,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事权和支出责任,精兵简政,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1)减税与税改相结合,从政策式、碎片化减税转向改革式减税,税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转型。建议增值税标准税率从16%逐步下调至10%,同时设置优惠税率6%,对月收入1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个税改革短期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模式,最终全面综合征收,减少不同收入类别的不公平征税,尤其要避免“劳动重税、资本轻税”。考虑不同家庭的负担差异,从个人转向家庭征收。建立免征额根据物价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在增加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专项扣除的基础上,将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至35%,将7级超额累进减少至5级,扩大级距。企业所得税进一步下调税率至22%,提高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比例。

2)继续清理费用,压缩全国性及广东、广西、上海、新疆、甘肃等行政性收费项目较多省份的非税收入。

3)降低社保缴费比率,建议养老保险从当前19%下调为10%,医疗保险从8%下调至5%。

4)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梳理政府职能,压缩事权和支出责任,精兵简政。改善财政支出效率,向社会保障领域倾斜,解决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等问题,促进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

5)全面推动改革开放,推动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服务业开放,强化竞争,降低基础性成本。

6)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7)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降低相关地价、房租等成本。

 

政策选择及利弊分析:中美间的竞争实质是改革的竞争,从政策效率看,结构性改革优于单纯的减税,减税优于基建,基建优于货币放水刺激。我们认为,推动供给侧改革,减税清费降社保是当前的最优选项,将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居民和企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虽见效慢,但放水养鱼,更可持续更长远,受惠群体更加广泛。次优选项是基建,但要增加有效投资,往人口、产业流入的区域增加投资,增加地下管廊等“看不见的投资”,避免消费性的楼堂馆所建设,发挥公共投资的正外部性效应,但由于涉及利益链条及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慎重行之。最差的选项为货币放水刺激,导致产能过剩、债务和杠杆高企,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正文




一、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于美国,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上升且偏高

当前中国财政有四本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基本覆盖政府的收支行为。因此,一般公共预算为狭义宏观税负,四本预算之和是全口径的中国宏观税负,由于社保基金中有部分收入是公共财政补贴,需剔除重复部分。

我们在《中美税负和税制比较》中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税收制度与中国不同,以联邦财政、州和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之和衡量宏观税负。第一,美国是财政联邦主义,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征收和使用相对独立,税收法制化程度高,以直接税为主。美国联邦政府税收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州政府主要来自所得税、一般销售税和总收入税;地方政府主要来自房地产税。中国税权高度集中,法制化不够健全,存在寻租空间。税收主要来自增值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以间接税为主。第二,美国政府没有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第三,美国的社会保险税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由企业和个人缴纳,中国仍以费的形式存在。

中国全口径宏观税负自2009年起高于美国,今年上半年狭义宏观税负大幅上升,下半年减税降费存空间。其中,中国宏观税负在2013年前整体持续上升(2013年宏观税负为35.6%),2014年以来在减税降费的带动下呈下降趋势,2015年为33.9%,较美国的33%高0.9个百分点。从狭义宏观税负看,减税降费在前几年取得效果,但由于“营改增”后加强征管及个税多年未调整免征额,今年上半年宏观税负大幅上升。我国税收收入/GDP比重从2013年的18.6%下降至2017年的17.5%,财政收入/GDP比重从2015年22.1%下降到2017年的20.9%。但是2018年上半年,上述指标分别上升4.4和4个百分点至21.9%和24.9%,财政收入、税收和个税增速分别为10.6%、14.4%和20.3%,高于名义GDP增速10%。按照GDP10%的增速,上半年税收应该为88081亿,但实际税收91629亿,多收3547亿,相当于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10.5%;财政实际收入比按照GDP增速计算的财政收入高539亿。同时,2017年底特朗普税改法案通过,预计每年将再降低宏观税负0.8个百分点,在全球减税竞争的环境下对中国产生压力。

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看,中国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自1993年来整体持续上升,大部分年份财政收入高于名义GDP增速,仅2015-2017年低于GDP增速。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GDP”、“中央财政占财政”两个比重上升,提高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从1994年的14.5%提高到2015年的18.5%。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13.4%上升到2008年的24.5%,金融危机后伴随产能过剩、持续通缩,占比从2009年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19.8%。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从1992年68.7%下降到2008年的57.2%,其后因货币宽松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到2015年的61.6%,相当于2003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