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记者节丨离开与留下的他们
我想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不会是这一生的唯一一次选择。不要丧失思考的能力，不要放弃向上的努力，不要失去做梦的勇气。不要恐惧选择，反正还有下一次机会，不是吗？”——燕晓英”
我们邀请了两位曾经的记者与一位还奋战在一线的记者。聆听他们的故事，或许能启发你我的思考、选择。
曾在多家媒体从事记者工作
2001年我来到复旦大学政治系念硕士，虽然当时并没有树立以学术为业的志向，但那个时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学术品味。平日里看的书多是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不过只从书本上了解中国现实有很大的不足，因此我一直觉得做新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了解现实的途径，找工作时也主要在这个方向努力。后来进入一家新创的月刊，开始做一些探索性的政治报道。那一年多是我做记者状态最好的时候，很花心思去寻找选题，去研究很多在政治学的著作中看不到却又在隐秘地决定政治过程的东西，虽然当时新闻写作的技巧还很生疏，但报道背后的关怀着实令人怀念。
只是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几年间因为各种原因换了几家媒体，对琐碎的热点新闻的追逐最终将我对新闻工作的热情消磨殆尽。一旦失去兴趣，做新闻就感到疲于应付，变成了台湾学者张文强所说的那种被“常规”磨掉理想和激情，只是按照标准化重复工作的人。其实2006年我就曾经有过回政治系读博的打算，那时在北京的一家新闻周刊工作，专门购置了指定的参考书，但是没有下定决心。一年后终于将考博提上日程，考虑到有几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似乎更适合去新闻院系任教，于是选择报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当时我在上海的一家都市报国内新闻部工作，每个月平均出两次差，有10天左右的时间不在上海，不出差的时候就在办公室做电话连线，只能利用工作之外的零碎时间复习。一番苦读后考上了博士，我非常坚决地辞掉了报社的工作，选择全职去读。彼时的报纸还处在都市报乃至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没想到短短几年后就衰退得不成样子，我的一意孤行反而成了“先见之明”。读博期间出于收入和职业规划的考虑，又找机会到一家广州报纸的上海记者站做起了驻站记者，因此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一边在报社工作一边读博。这段频繁跳槽的经历对于一个记者的职业发展来说算是糟透了，但对研究者来说，却又是一段相当难得的生命体验。以至于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记者职业中的一个小群体的研究来观照自身。这样一个研究在无意中契合了美国社会家者米尔斯所说的，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
如果按照博士毕业才进入学术界来计算的话，我作为一个新闻研究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当记者的时间，但那段不算成功的记者经历对我的研究工作依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大到对新闻业的关怀，小到具体的研究选题，甚至写作风格和工作节奏。记者和研究者的工作其实也有不少共通之处。记者和研究者都是在截稿期的压力下工作，前者的截稿期相对短暂，后者的截稿期长短不一，也有很多研究工作根本没有明确的截稿期，我每次都在一个开始的研究计划前加上一个日期，冀望于能按时甚至提前完成。记者和研究者都是靠文字安身立命，努不努力看他的报道或论文便知道了，只不过前者要通过扎实的采访与众多消息来源对话，后者则要通过阅读文献与众多同行进行理论交流。记者和研究者也有各自的焦虑之处，前者的焦虑在于如何找到好的选题、如何实现采访的突破，最终如何写出好的报道，后者的焦虑则在于有没有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有没有看过好的文献、有没有写出好的论文。
燕晓英：为什么会选择成为记者？这真是个好问题。这一回溯就是遥远的上个世纪了。我是复旦文科当年在我们省招生的最高分。做记者是我少年时候的梦想；为了“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这句话，复旦新闻成为我的第一志愿（不吹不黑，那时候在复旦新闻和北大法律之间犹豫，后来一想，律师是为委托人服务不是为正义服务，就毅然报了复旦）。确实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匡扶正义。因此我在复旦读完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之后，进入上海电视台成为一名深度调查报道记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到今年为止，我在新闻一线工作了15年。
我毕业前的一年，正逢上海电视台打造全新的新闻杂志《1/7》，它的参照系是美国的王牌电视栏目《60分钟》。《1/7》有一个宏大的野心，希望成为“中国的60分钟”。我和我的同事也在这个野心的感召下，开始奔走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创作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作品。就我个人来说，最北，我到过黑龙江的兴凯湖，那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湖；最西，我曾经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把上海定点援建的新疆喀什下辖的四个县跑了一圈；中国的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出过差。但是我这个经历不算什么，我有一个做录音师的同事，他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区去过4次以上。2004年和2005年，电视如日中天，加之《1/7》的节目形态——在一期节目里集中呈现三个深度报道，节目时长55分钟，因此栏目横空出世之后迅速收获了口碑和收视率的双丰收。收视率超过10%的单片经常出现，高的到15%。如果按照2000万常住人口计算，我们制作的节目每期都有200万人收看，这给我们这群电视民工带来了极大的自豪感和获得感。
在我进入《1/7》工作的前几年，“讲故事”这个概念在新闻从业者中还不是那么流行。但我们一早就在认真研究“讲故事”。“讲故事”的核心是“人的故事”，我记得我从前辈那里反复听到的工作原则是“尊重”和“理解”，对任何一个采访对象都是如此。举个例，发生重大事故了，报道的方向肯定脱不开问责，但是在采访的时候并不是一上去就气势汹汹地去责问，我记得我的上级当时说过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存心想把事情办砸，把饭碗砸掉”。对的，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去责备单一的个人，在这个个体之外，制度层面的、程序层面的那些错漏，更应该被发现。
在《1/7》栏目里，我从一个小编导，兼出镜记者，成长为主编，制片人，最后一个头衔是改革后的融媒体中心的深度报道采编总监。
青年：正式入行后的这些年来想法有无变化，是因为什么？
燕晓英：我仍然认为，记者是一份非常有趣的工作。说实话，我是不能接受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的，站在20岁的路口，一眼就望到了60岁的自己。但记者这份工作不一样，我个人只会拥有一份人生，但是经由采访别人，经由共情的过程，我得以倾听无数人的人生。可以这么说，工作的内容永远有新鲜感，不会一成不变。今天，社交媒体的发达，让我们可以随便刷刷微博就纵览天下，但那也只是脑子的快感；而我15年来出差走过的路，带给我的见识，要更加真实可感也更加珍贵。就更不用说那些我曾经见过的人。
当然，对于我的儿时梦想，匡扶正义。事实证明那是我当时武侠书看得太多造成的想象。我只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只要切实知道我的工作确实能让别人受益，就足够有意义。
尤其对于年轻人，我仍然认为做记者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虽然它的酬金确实微薄，但它打开年轻人的眼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自出生开始，我们就生活在自己的阶层之内，往来朋友也都是统一阶层。但是，当你成为一名记者，你就拥有了一根穿透各个阶层的针，你会去采访政要、巨富、院士，你也会去采访街边卖花的阿婆、菜场卖猪肉的阿伯，你可能会突然发现，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其他人！这对于锤炼年轻人的思维能力，经风雨见世面，都是大有意义的事情。
青年：为什么选择了转行？脱离了新闻一线，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有什么改变吗？
燕晓英：先说一个事实，女生做记者，需要得到全家人的全力支持。因为全年无休、随时应战的工作状态，意味着女记者可能管不了孩子的作业，辅导不了孩子的功课，连早就安排好的休假出游也有可能会突然取消。我有过很多次在举家出游的过程中，独自乘坐大巴或高铁返回上海工作的经历，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家人出游了而我在上海值班。现在我的手机里还留着某年元旦我女儿给我画的贺卡，她写，“妈妈你一个人在上海，新年快乐”！（此处必须感谢队友每次假期的认真安排，毕竟父母的年纪大了，可能从某一天起他们就走不动了，所以要满足他们的心愿多带他们出门。）所以说，一直做记者是很任性的选择，可以说是把生活卖给了梦想。任性了15年，觉得也够了，为了结束这种长期“缺席”的状态，我给自己的记者生涯按下了“结束键”。
最近，我女儿刚刚结束了期中考试，我陪伴了整个过程，负责复习语文和英语，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下周我会受邀出席四川电视节，并且参加圆桌论坛，发言的主题依然跟“讲好中国故事”相关，也仍然跟我的工作经验相关。所以说，我不是完全离开媒体圈，我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和后半段是有机联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记者
如今的我在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工作，与原来台风报道记者工作当然有所出入，但是对于做记者这件事依然还在坚持和努力。今年新冠疫情期间，我在武汉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们通过现场直播、文字报道等多种形式，向公众传递疫情一线的抗疫经验，也通过一些作品，发挥着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作用。在报道工作之外，我们通过人民日报开通的线上求助平台收集到３万多条求助信息，我们和求助人挨个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困难，并为他们奔走呼吁，解决实际问题，那时候我感到自己对记者工作的理解又拓展了，我们是记录者，但不只是记录者。
不论是在校求学期间，还是现在正式加入新闻工作行列，我始终相信新闻报道、记者工作能推动社会进步，新闻能促进社会不同群体更好地沟通。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希望扎根新闻工作的的重要动力。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周洁林
责编|甲干初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