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在爱情幻想与社会狂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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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d fed the heart on fantasies,
我们的心为狂想哺养，
The heart’s grown brutal from the fare.
这种食粮使心残暴，
More Substance in our enmities
我们仇恨的质量
Than in our love.
超过了我们的爱
——The Stare's Nest by My Window
叶芝《我窗边的燕八哥巢》
”复旦青年记者 沈天边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杨越 编辑
恢复单身、餐厅事业有成的他本以为这将是一次美丽的重聚，却不料引发了一场风暴。
蜗居在伦敦城的她用理想包扎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疤，却不料有一天纱布被人扯开。
她听着他滔滔不绝谈论自己的事业，对于社会上左翼人士的批评，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不合理政策，过去二人美好的生活。她感到困惑：这个男人此行的目的究竟为何？
他愤怒于她对自己亡妻与儿子的好奇。他用政治意识武装自己柔软的内心，攻击她的生活，她的世界观，将彼此卷入身份政治斗争的涡旋中。
过去的愧怍与罪孽仍然缠绕着他们，如同一根无形的丝线，牵连着彼此，于是他们的胸脯不得不紧贴着，以汲取一丝宽慰。当硝烟退去后，他们才发现，此时已不同于昔日。
由大卫·海尔（David Hare）操刀编写的话剧《天窗》，在上演二十多年后，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继1995年赢得奥利弗奖最佳新创话剧奖后，2015年英国国家剧院出品复排剧目，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后，便一举赢得第69届托尼奖最佳复排话剧奖。四月初，中文版《天窗》在上海茉莉花剧场与观众见面，也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2015年复排版《天窗》/图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中文版《天窗》
/图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天窗》看似普通的家庭情感生活背后，反映的是时代的阵痛。将时钟拨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彼时英国的难民问题正处于风口浪尖。1990-1998 年，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难民潮的助推下，到英国申请庇护的难民人数达到 30 万人，伦敦的东汉姆（East Ham），也就是剧中凯拉工作的地方，便是英国少数族裔的聚居地之一。
在正处于经济衰退期的英国社会，对外来难民的态度，最终激化了左右派的政治矛盾：右派人士将难民视作经济发展的累赘；而左派则秉持博爱、包容的原则，倡导积极援助难民，并接纳他们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从英国庇护申请数量历史统计图可以看出，90年代难民申请数量迎来激增/图源：Full Fact
大卫·海尔以对话的形式，将这一段历史嵌入简单的故事中：相差20岁的婚外恋在维持六年后因被男主妻子发现而被迫中止。在妻子死后，男主再次找到旧情人，渴望重新开启感情，却发现二人已站在世界的两极。在大卫·海尔的剧作生涯中，这部短小精悍的戏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大卫观照视角的转折——从宏观的政治批评，转向对于社会狂想的反思。
社会的狂想
“当然，如果你没出生的话
而是被天使扔在正义之巅
也许你觉得自己有资格评判
我们其他所有人”
——大卫·海尔《众人的死亡》
(The Death of Everybody)
当冷战的阴霾逐渐消散，意识形态编织的关系网分崩离析后，人们惊异地发现，个体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相互之间的联系愈发微弱而不稳固。情感在时间的冲刷下，逐渐失去表面的光泽，只有“顽固的愚者”才会继续收藏这类过时的“货币”。
工具理性成为了新的货币，它将人视作达成目的的手段，将利益作为维系关系的基石。但这却意味着面临“他人”的地狱——这也正是汤姆与爱丽丝悲剧性的源头。汤姆对于妻子爱丽丝的追求，仅仅是出于对“美丽”的占有。她的“愚笨”是游戏开始的条件，更是其走向尽头的理由。爱丽丝病后，汤姆按照她的喜好布置房间、赠送花束，为的却不过是遮掩道德上的缺陷，将爱丽丝视作赎罪的工具。而在爱丽丝死后，她的幽魂又成为对汤姆精神上的道德折磨。“一个妻子竟然在将死的时候告诉这个男人，他应该去爱别的女人”，汤姆的心被愧怍填满。如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所反思的，“当星辰以一种我们无以回报的激情燃烧着，我们怎能心安理得？”
▲汤姆回忆爱丽丝去世/图源：bilibili心中的乌森
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归属感，另一批人则为自己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以符号与想象筑起身份的高墙，并以此作为自身生活的准则，将自我寄托于想象的共同体中。当凯拉不再是“汤姆的情人”和餐厅的员工，上一段情感中的不欢而散，在潜意识里推动着凯拉行走到汤姆的对立面：底层劳动阶级与左派政治的支持者。因而，汤姆对于凯拉生活方式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凯拉节俭的生活并不能使她成为贫民区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对于真实自我的逃避与伪善的包装——
“这里（贫民区）的人都想出去，而你却想着进来”。
这种身份的狂想，往往引发道德的战争。大卫·海尔在《众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Everybody）中写道，“如今，道德制高点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地方（The moral high ground is an over-crowded place these days）”，以此抨击现代人在精神荒原上为自己竖立起的道德巴别塔——在上帝出现之前，人们将不断为了自身族群竞争唯一的道德制高点，互相厮杀。
被规训的爱
纵观剧情，凯拉与汤姆的矛盾其实并不复杂。凯拉在得知两人的信件被爱丽丝发现后落荒而逃，单方面终止了二人的恋爱关系。彼时的汤姆却已决定与妻子离婚，并准备向凯拉求婚。即便是一场错过，二人心中仍然有着彼此。在爱丽丝去世后，汤姆再次找到凯拉，本是为了解决过去的纠葛，弥补这一场错过，两人却被寒暄的内容中的社会阶层问题所干预，带上属于自己“所属”群体的面具，互诉衷情的小屋，最终成为彼此指控的议会。
当意义的标签过于沉重，个体往往不堪重负，反而被意义支配，成为暴力机器的齿轮。人为划分的身份、群体、类别，一旦通过无形的规训，内化成为自我的认同与分别的标准，对立与斗争就永远无法避免。
让司机在雪夜坐在车中等待老板的汤姆，在凯拉眼中早已成为标准的剥削者。而站在汤姆的角度，“弗兰克正舒舒服服地坐在高级轿车里读色情杂志，并领着丰厚的薪水”。他不满于凯拉的“伪善”，“总是看不起我们（商人）做事的方式”，却不知“我们”的归类，已然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阶级的鸿沟，以至于凯拉只能错愕而痛心地惊叹道“我从来不知道这是我们分开的原因”。
▲凯拉与汤姆的争辩/图源：bilibili心中的乌森
在另一个“我们”登场后，凯拉也开始视汤姆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资本家，毫无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因身份而起的争执，最终也结束于汤姆对凯拉身份的质疑：“我就是出身于底层老百姓，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有多可悲，而你出身上层，当然以为底层人民是纯善”，“因为你爱的是没有意识的大众，而不是具体的人”——当“我们”逐渐退散，直至最后只剩下“你”和“我”；当模糊的大众逐渐成为清晰的个体，盘根错节的问题，似乎才能寻找到暂时的解释。
实际上，二人在对过去情感的态度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在褪去身份盔甲后，他们不过是两个脆弱的灵魂——他们为爱丽丝的死去感到同样的内疚，对二人初遇的场景依然耳目犹新，并深深留恋着彼此的依靠与爱。中场的拥抱像是战争中突降的一场甘霖，二人短暂地扯下面具，在肌肤之亲中体验那份最纯粹的爱情。
但梦醒之后，余震却又再次来临。这份本该弥足珍贵的爱，在一轮又一轮身份的反扑后终于变得疲惫不堪，即便是“我爱你”这最浓烈的告白也无法挽救。他们最终发现，社会或许已经将面具根植在彼此身上，成为了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身份政治的意识早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门当户对”也成为一种择偶的门槛，共同的社会观念成为爱情必不可少的基石。
爱情本身，早已被社会建构；爱情天平的两端，看似是同样的空白，却早已被游码预先决定。
“一分钟的欣悦”
2015年《天窗》复排版中扮演学校老师的女演员凯瑞·穆里根曾表示，这部剧不仅仅是政治和社会学的问题，更是关于人性的温度。这似乎与大卫·黑尔撰写此剧的初衷相吻合。不同于大多评论所强调的“阶级对立”，《天窗》本身并不是批判时政的载体与工具，而是一种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反抗。
虽然凯拉与汤姆的爱情最终成为身份对立的牺牲，但总是被诟病冷漠的大卫却为观众带来了两份宽慰。结尾处汤姆离开时对凯拉说的“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开的餐厅看一看，有一两家味道还不错。”对于凯拉和汤姆而言，他们的初遇，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和一位十八岁的学生，便是一场纯真的爱情之梦。
▲汤姆与凯拉互相袒露内心
/图源：bilibili心中的乌森
虽然如今的二人无法重返过去，但大卫并没有否认过去诚挚的情谊。它将成为玫瑰色的礼物，永远封存在十年前的玻璃橱窗里。戏剧结尾，大卫·海尔为寒冬中的凯拉安排了一顿早餐。在经过一晚的情感纠纷后，身心俱疲的凯拉被突兀的门铃唤起，她打开门，看见汤姆的儿子爱德华抱着一个巨大的泡沫盒。
“我给你带来了你最想念的早餐”。
她没有想到，在与汤姆重遇前的一个小时里，同爱德华提及的早餐，关于过去她最想念的事物，会被小心记住。在接受侧幕笔记采访时，中文版《天窗》凯拉的饰演者谢承颖提到，“其实我一直觉得早餐是编剧对她的一种偏爱。”
因为十八岁时吃到的不仅仅是早餐，还是对于爱情最可爱的幻想。
而大卫·海尔用他的方式守护住了人情的这份温暖。
▲爱德华与凯拉共进早餐/图源：澎湃新闻
在复旦大学文科楼的209室，有另一群偏爱这份幻想的人，正试图重现汤姆与凯拉过去的温存。2022级新闻学院本科生傅冰清，复旦大学麦田剧社《天窗》剧组的演员，正伏在桌前写一封信。“汤姆，最近好吗。我去了沙滩……”她边写边用英文低声念道。
虽然信的内容是回忆度假的经历，但凯拉在给汤姆写信的时候脑中所想的是汤姆收到信后的反应与感受。这种想象调动着凯拉的情绪，使她在期待与激动中将藏于心底多年的真挚想法倾泻而出。爱情或许源于一种高于生活的想象，但这份悸动与灵魂的震颤却又是如此真切。
▲汤姆坦白对凯拉的思念，也同样表现出他对于凯拉本身的爱/图源：bilibili心中的乌森
凯拉过去对汤姆的爱，爱的是他身上最本质的、真实鲜活的人性。尽管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汤姆的价值观注定越来越令凯拉难以接受。但正是过去那段与汤姆一家生活的美好经历本身，推动她决意寻求新的意义，去真正地爱其他的人。
结尾处，凯拉激动地感叹道，“做一个教师真正的意义在于，发现一个好的学生。如果能找到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目标，你就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依旧迷恋着杰克与罗丝的爱情神话。这种神话在现实中已被视为一种“幻想”，因为杰克与罗丝从来没有想过，出身的差距必然会导致世界观间的冲突。而一旦屋中的大象逐渐现形，泰坦尼克号的伟大爱情便不复存在。幻想的伟大之处便在于其对人本身的爱，而正是这份“幻想”抵抗了身份政治的狂想，换来了最振奋人心的爱情。即便是短暂的幻想，却也能够寻得哪怕一分钟最真实的狂喜。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夜》中所刻画的幻想家，在孤独的人生中邂逅了一位忧愁的年轻姑娘。她与一位房客私定终身，却又久久没有见到未婚夫。在四个夜晚彼此间心灵的交流中，对爱的追求将使他们成为知己甚至情人。可在最后，未婚夫的出现，将幻想家重新退回现实的冰冷中。但短暂的爱情却已在二人心中成为永恒。
▲《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图源：微信读书
“那是足足一分钟的欣悦啊！这难道还不够一个人受用整整一辈子吗？”
对于凯拉，这份包含爱的早餐，便是陀式笔下与娜斯简卡共同分享的“一分钟的欣悦”。
（据内部人士消息，《天窗》也将于6月3号在校麦田剧社上演。）
微信编辑丨杨越
审核丨张志强、徐竞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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