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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谪仙记——写给林青霞

2017-02-27 天涯文摘



林青霞的名字取得好,青霞两个字再恰当不过,不容更改。青色是春色,象征青春,而且是永远的。霞是天上的云彩,是天颜,不属人间。青霞其人其名,让我联想起李商隐的《霜月》诗——“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乃主霜雪之神,冰肌玉骨,风鬟雾鬓,是位孤高仙子。


林青霞是台湾制造出来的一则神话,这则神话在华人世界里闪耀了数十年,从未褪色。


我第一次看到林青霞的电影是一九七七年李翰祥导的那部《金玉良缘红楼梦》,她的第一部电影《窗外》,倒是后来在美国看到的。我自己是红迷,林青霞反串贾宝玉,令人好奇。说也奇怪,这些年来,前前后后,从电影、电视、各类戏剧中,真还看过不少男男女女的贾宝玉,怎么比来比去,还是林青霞的贾宝玉最接近《红楼梦》里的神瑛侍者怡红公子。


林青霞在她一篇文章《我也梦红楼》中提到她与《红楼梦》的缘份,觉得自己前世就是青埂峰下那块大顽石。《红楼梦》写的是顽石历劫,神瑛侍者下凡投胎,是位谪仙,所以宝玉身上自有一股灵气,不同凡人。林青霞反串贾宝玉,也有一股谪仙的灵气,所以她不必演,本身就是个宝玉。这是别人拼命摹仿,而达不到的。


一九八七年,隔了三十九年,我重回上海,上影厂的导演谢晋来找我商谈改编我的小说拍成电影的事,谢晋是当时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他的《芙蓉镇》刚上演,震动全国。谢晋偏偏选中了《谪仙记》,这多少出我意料之外,这篇小说以美国及意大利为背景,外景不容易拍摄,谢晋不畏艰难,坚持要拍这个故事,因为他看中了故事中那位孤标傲世、倾倒众生的女主角李彤,他欣赏她那心比天高、不向世俗妥协的个性,也是一位在人间无处容身的谪仙,最后自沉于海,悲剧收场。


这样一位头角峥嵘、光芒四射的角色,哪位女明星能演呢?谢晋跟我不约而同都想到:林青霞,就是她。我们认为林青霞可以把李彤那一身傲气、贵气演得淋漓尽致。林青霞有那个派头。


谢晋去接触林青霞,据说她已有允意,而且还飞到上海去试过镜,但那时台湾对大陆刚开放,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林青霞大概在诸多考虑之下,到底没接下这部片子。


《谪仙记》后来改名为《最后的贵族》,李彤一角,落到潘虹身上,男主角是濮存昕。摄影组到纽约拍摄,拍到酒吧中李彤买醉那一场,林青霞突然出现,到现场探班。据武珍年的记载,林青霞“穿着黑色的上衣、裙子,黑色的大氅,飘逸地走到了我们大家面前”,她拥抱了潘虹,而且又“握住谢晋导演的手久久不放”,林青霞是在祝福潘虹,向谢晋致歉。林青霞大气,有风度。


潘虹是个好演员,最后李彤在威尼斯自沉的那场演得很深刻。但我常常在想,如果换成林青霞,踽踽独行在威尼斯的海边,夕阳影里,凉风习习,绝代佳人,一步一步走向那无垠的大海——那将是一个多么凄美动人的镜头。


其实我在八零年代初就跟林青霞会过面,八二年我的舞台剧《游园惊梦》在台北上演,轰动一时,制作单位新象的负责人许博允兴致勃勃,想接着把《永远的尹雪艳》也搬上舞台。


他把林青霞约在一位朋友家里,大家相聚。尹雪艳是另一个遗世独立的冰雪美人,许博允大概认为林青霞就是永远的尹雪艳吧,那时林青霞红遍了半边天,可能头一次见面,有几分矜持,坐在那里,不多言语,一股冷艳逼人。后来跟青霞熟了,才发觉原来她本人一点也不“冷”,是个极温馨体贴的可人儿。


二十多年后,一次在香港机场,等机时我买了一些日用品,正要到柜台付钱发觉已经有人替我付了,回头一看,青霞微笑着站在那里,很随便地穿了一件白衬衫,背了一个旅行袋,她跟施南生一伙正要到吴哥窟去。青霞已经退出影坛多年,看她一派轻松,好像人生重担已卸,开始归真返璞了。可是浓妆淡抹总相宜,风姿依旧。


二零零七年十月北京国家大剧院落成,开幕第一出戏邀请的便是青春版《牡丹亭》三本大戏。青霞在好友金圣华的怂恿下,也一起到北京去观赏《牡丹亭》。她没看过昆曲,只想试一试看第一本,那晓得一连却看了三天,完了兴犹未尽,还邀请《牡丹亭》的青年演员去吃宵夜,她一下便被昆曲的美迷住了,而且由衷地爱惜那群努力扮演《牡丹亭》的年轻伶人。


十几个《牡丹亭》里的花神把青霞团团围住,女孩子们兴奋莫名,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能跟她们崇拜的偶像东方不败坐在一起,她们对青霞的电影如数家珍,原来大陆的电视常年在播放她的戏。青霞取出了一叠签名照片,给了那些女孩子一人一张。


香港大学同时在北京举行了昆曲国际研讨会,在国家大剧院七重天的花瓣厅开了一个盛大的晚会,那晚文化界冠盖云集,青霞盛装出席,我挽着她进场时,全场的注意力,当然又集中在这颗熠熠发亮的星星身上了。


这几年青霞生活的重心之一是写作,她很认真,有几次跟我讨论,问我写作的诀窍,我说:写你的心里话。她的第一本书《窗里窗外》果真写下了许多心里话,可说是本“青霞心语”,我写下这样的感想:你这本书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你对人的善良与温暖。


“真”与“善”是你这本书最可贵的特质,因此这本书也很“美”。


这些话用在她第二本散文集《云去云来》上,也一样正确。第二本书还是以人物画像刻划得最好。《印象邓丽君》是一幅很动人的速写,邓丽君是另一则“台湾神话”,她的甜美歌声,响彻大地,曾经是多少人的心灵鸡汤,尤其是饱受“文革”创伤的大陆同胞。


林青霞、邓丽君在一起,一对丽人,倒还真像青女素娥,月中霜里斗婵娟。难为两位“神话人物”,竟能彼此惺惺相惜,青霞写这篇纪念文章,极有分寸,写到两人的友情交往,含蓄不露,写到邓丽君香消玉殒,则哀而不伤,这都出于她对邓丽君的敬重,不肯轻率下笔的缘故吧。


其实邓丽君不好写,她是个神秘女郎,她的声音在你耳边,可是她的人却飘忽不定,难以捉摸。青霞几笔速写,却把这个甜姐儿抓住了,勾画得有棱有角。


青霞跟张国荣的交情匪浅,两本书中都提到他,而且笔调都充满了怜惜与哀惋。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张国荣从文华酒店跳楼自杀,香港人为之心碎。


此后青霞每上文华酒店,总要避开ClipperLounge的长廊,因为生前,张国荣常常约她在那里聊天,青霞与张国荣之间似乎有一种相知相惜的心灵之交,张国荣事业鼎盛,满身荣耀,但无论在演唱会上或是电影中(《胭脂扣》、《春光乍泄》、《霸王别姬》),他的眼神里总有一痕抹不去的忧伤,青霞了解他,同情他为忧郁症缠身的痛苦。


张国荣的孤独,她懂,因为她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同一篇文章中,她写到有一回拍完戏,深夜回返公寓,远眺窗外,一片灿烂,如此良夜,香港的美景当前,青霞突然感到孤单,不禁伤感哭泣起来。艺人爬到巅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与寂寞,往往也就随之而来。


写到不同个性的人物,青霞的笔锋也随之一转。杨凡与张国荣两人南辕北辙,形容杨凡的调皮任性,潇洒豪放,青霞的笔调变得轻松活泼,《醉舞狂歌数十年》,她把杨凡写活了。


甄珍与邓丽君又是一个强烈对比,她把甄珍写成《一个好女人》,她笔下的贤妻良母,变得有点诙谐,但看得出来,甄珍的贤惠,她是真心钦佩的。七零年代,甄珍刚冒红,我见过她,到过她家,甄珍少女时代就是一个乖乖女。


书中有几篇是写她的心路历程,青霞皈依佛教,《法王与你交心》记载她二零零八年到印度新德里去参拜大宝法王的神秘经验。起源是青霞的母亲因忧郁症不幸往生,青霞经常梦里见到母亲愁容不展,因此忧心忡忡,希望参谒法王,指点迷津。


十七世大宝法王的确气势非凡,青霞见到他似乎感到地在震动,耳为之鸣。她如此形容:“大伙儿蹲跪在法王跟前,这时飞来两只黑色的鸽子,站在窗外的栏杆上,望过去恍如停在法王的肩头,守护着法王。法王撑了撑眼睛,嘴里发出一个声音,感觉就像是龙在叹息,仿佛有万千的感伤和肩负着沉重的压力。”匍伏在菩萨面前,佛门弟子林青霞感动得泪如雨下。


林青霞拍过上百部电影,扮演过人生百相,享尽影坛荣华,也历尽星海浮沉。演艺生涯,变幻无常,有时不免令人兴起镜花水月、红楼一梦之慨,一个演员要有多深的内功定力,才能修成正果,面对大千世界,能以不变而应万变。


我不禁纳罕,青霞是凭着一股什么样的内在力量,支撑着她抵挡住时间的消磨,常常不期然在她身上,我又仿佛看到了《窗外》那个十七岁的清纯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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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白崇禧在二二八



大家好!首先谢谢未名讲坛邀请我来做一个演讲。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的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是发生在68年前,但它的阴影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台湾,影响着台湾的政治,更影响着台湾人的心理。所以要了解台湾,还是要对二二八事件有一定的了解。


切到二二八事件之前,对于白崇禧,我看到大陆方面对他的评价或者称谓,很多时候是桂系军阀。我说我父亲不是军阀,因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他见证过中华民国的诞生;他18岁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到武汉去支援;他参加北伐,那时蒋介石是总司令,邀请他做北伐的参谋长,是他从广州领军一直打到山海关。


台儿庄大战前期,蒋介石跟我父亲飞到徐州,要我父亲留下来,帮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台儿庄战役在中日战争中是关键一战,那时候南京沦陷,南京大屠杀军民死伤30万人,整个国家士气消沉,非常悲观,以为抵不住日军的侵略了。


因为日军从上海、南京打下来,一路势如破竹。在山东台儿庄这地方给日军迎头痛击,打了第一次胜仗,那是1938年。那时候日军想要三个月解决中国的战事,这一战对他们打击很大,击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也奠定了八年持久战的根基。


1938年4月打的台儿庄,《良友》杂志大家都知道,当时最流行的画报,五月那一期以白崇禧做封面,四月以李宗仁做封面,所以那一仗非常重要,使全国士气高起。


台儿庄、昆仑关、长沙大战,我父亲参加了很多战斗,打了很多胜仗。他一路上参与中央的事情,所以我提出他不是桂系军阀,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北伐,参加过中日抗战,都是全国性的,并不是在地方。军阀都是为了地方军事利益,白崇禧是全国性的。


为什么派我父亲去做善后工作?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其实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那时候烟酒是公卖的,不准卖私烟私酒。台湾人民生活非常苦,有人就卖私烟。1947年2月27日,有一位老妇人卖私烟被抓到了,缉私人员没收她的烟,这会使她的生活更没有着落,老妇人就哀求这些人,但这些人用枪托打她的头,把她打昏了,这就激起了民怨,几个缉私人员一慌张,朝天开枪,那一枪打死了一个人。第二天,2月28日,有民众开始游行,很快野火蔓延。


从2月28日到3月17日这段时间,台湾有些曾经当过日本兵的人,一些流氓,把一股怨气发泄到外省人身上,在街上看到人就问会不会讲日语和闽南语,不会就打。有不少外省人被打伤,甚至危及性命。全省就这样失控了,一直到3月8日,国民政府派军队来镇压。


我们看看历史,这一时期情况相当尖锐,那几天蒋介石正派胡宗南部队攻打延安,国民政府的整个重心在延安方面。二二八事件这边,国民政府开始有误判,没想到那么严重,觉得不行了,才派军队镇压。


军队一去,就逮捕了很多人。不光是军队逮捕,警卫总部和便衣队,很多机关也随便捕人,一片混乱,很多人糊里糊涂就被逮走了。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就派我父亲去做宣慰工作,善后。


为什么派我父亲去呢?第一,因为他是国防部长,有这个权限,对军队、军警可以直接下令;第二,他在抗战中有威望;第三,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复杂,他们40年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这个时候是合,是蒋介石信任他的时候。


台湾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听到我父亲要来台湾,很紧张。因为台湾光复一年多就发生二二八事件,不管怎么样行政长官都是要负责的,所以他多方阻挡我父亲去。我父亲本来12日就要过去,陈仪写信给蒋介石,让我父亲晚点到,说等安定下来,这样我父亲3月17日到台湾。


我父亲到台湾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参加此次事变人员,除了共党之外一律免究。”因为那时候是国共内战,所以这么说。其实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开始跟共产党无关,中间在台共问题上有些牵扯。


“一律免究,情节轻者统统放掉,”这句话表示从宽处理,那时候已经好多人被判了死刑,马上就要枪毙的。开始陈仪还想阻止,后来我父亲在全省用飞机把传单投下去,要安定民心。那时台湾600万人,人心惶惶,大家非常恐惧,尤其是军队来,我父亲是国防部长,不知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如果来了以后也是要报复镇压,就不得了了。


这十六天,我父亲都做了些什么?

  

从3月17日开始,没停一天,总共十六天。这十六天里我父亲从北到南,从南又回到北。北是从基隆开始,然后到南部,到屏东,每天宣慰,广播、演讲、接待民意代表。在基隆,他对21师那些军队训话,要他们守军纪,不可以乱来。

  

他在基隆看到一艘商船上挤满了人,一问都是外省公务员的家属,还有公务员。这些人有的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打了,有些人还被杀了。他们很恐慌,纷纷要回大陆。

  

打外省人的时候,那些真正贪污的高官没打到,打的是一般民众,外省的民众,有些是商人,有些是公务员,还有好多老师,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很多老师只会讲日语,不会讲普通话。

  

3月20日这一天,我父亲给这些外省公教人员训话,请他们留下来,建设台湾,并且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二二八这样的事件。他到处走,在台中,火车站,会集了很多民意代表,他到那边去看他们,每天不停。

  

他的训话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对外省的人;第二,对学生。二二八事件不少学生牵涉到里面了,说逮捕时学生害怕了,跑掉不敢来上课。我父亲就安慰他们,要他们复学。因为学生很年轻,他们不懂,我父亲说只要家长带回来,签了名就既往不咎,而且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令下来后,很多学生复学了。


有一个叫白克的,当时是台湾制片厂厂长,广西人。这十六天他全跟着我父亲,拍照片,拍纪录片。当时的原住民有好多民族,很多原住民被拉去当过日本兵,回来以后他们还有武器。二二八事件他们很多人参加了,事后很害怕,就统统逃回山上去了。我父亲特别广播,向他们喊话,

  

要他们回来,说既往不咎:你们回来,把武器交出来就好了。他自己也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到部落里面去。白克会日文,那些部落的人,原住民那时候除了自己的语言之外,会讲日文,他们去安慰这些原住民。

  

我父亲虽然下令禁止滥捕滥杀,宽大处理,可是陈仪他们还是在做秘密处决的事。后来我父亲听到了,在3月28日那天召开特别会议,把陈仪他们都招来了,柯远芬那时非常嚣张,说宁愿错杀99个,只要杀对一个真的就行。他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父亲当场拍桌子训斥他,他说杀一个无辜天下不为也,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我父亲呵斥柯远芬,也把他下面的军警拘束住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时候很乱,什么人都可以逮捕,也没有公开审判。陈仪有两个身份,一是行政长官,一是警备司令。我父亲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给警备司令,等于说除了警备总部可以逮捕人,其他单位不得随便捕人。


警备司令捕人后也要公开审判,要造册,报国防部,等于把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权限拿回国防部来了。你以前枪毙的人也要造册往上报,所有逮捕的人犯,姓名、案情、处理经过,一律造册。因为他听了很多陈仪他们的阳奉阴违做法。

  

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派的,所有的情况我父亲要向蒋介石呈报,还有蒋经国夹在里面。他跟我父亲一架飞机到台湾,不过他在台湾待了三天就走了,视察台湾的三青团跟二二八事件什么关系。他走了,留下三青团的一个人在我父亲旁边,我父亲那十六天的行程统统要向他报告。所以我父亲夹在中间,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些事情,是不太容易的。


这十六天,他救了很多人

  

到4月2日,我父亲回去了。这十六天非常关键,他宣慰台湾,灭苦,善后,安定人心,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提议:比如把台湾改成省政府,不设行政长官;要重用本省人;鼓励通婚;土地改革。虽然只有十六天,但是这十六天他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影响很大。

  

这十六天他没有让二二八事件扩大,把台湾的民心基本安稳下来。当时那么敏感,而且那么焦躁的前提下,如果稍微处置不当就不得了。即使这样,还是有阴影,还被很多政治人物操控。

  

按理讲,68年前的一个历史悲剧,应该慢慢消除伤痕,但国民党开始时掩盖相关的资料,直到90年代才开放。但越是掩埋真相,越引起人民的抗拒。有些有政治野心的就趁机扩大宣传,所以每年选举的时候都拿二二八事件来攻击国民党,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二二八事件那些家属本身不见得愿意被利用,本来已经很伤痛的事情,每年再来说一下,心中不愿意的,但是很多政治人物为了政治利益,就扩大宣传外省跟本省的情结。其实在台湾,每一个家庭都有外省和本省人的家属,通婚几代了。

  

还有一点,因为二二八事件,我父亲在台湾声望很高,但是现在台湾官方出版物里,对我父亲做的事情很多是一笔带过的。至于民间作者写的那些书籍,他们因为要攻击国民党,而我父亲是国民党,是蒋介石派去的,所以他们对我父亲做的这些事情也没有一个公平的判断。

  

我讲一个例子,二二八事件时有一位名叫萧锦文的实习记者,才22岁。这个报纸对陈仪政府是有所批评的,报社社长是萧锦文的舅舅。他舅舅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委员。二二八事件后要逮捕他舅舅,他舅舅就逃掉了,逃哪儿去萧锦文也不知道。一天刚好他值班,抓他舅舅不着就把他逮走了,严刑拷打,问他舅舅在哪儿,他讲不出来,就被判了死刑。

  

那时候台北的派出所里关了几十个死刑犯,那天轮到他被带去枪毙,眼睛蒙上,后面插个牌子,装到卡车上,走到一半,非常戏剧性的,卡车又绕回警察局,把他放了。怎么回事?原来卡车走到一半我父亲的命令到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

  

萧锦文现在88岁,我访问他时他脑筋非常清楚,他懂日文,现在在二二八纪念馆当解说员。我访问他,他讲得很动人,我也非常感动。最后他讲了一句,他说感谢你父亲这道命令,让我活命,让我多活了66年。他老泪纵横,我也陪着他掉泪。我说你命真大,天保佑你。他很了不得,我很佩服他,他很公正。二二八事件时萧锦文还救过外省人,有一个外省人被打到水沟里面,他把他救回来了。

  

所以当时也不是那么仇恨,很多外省人被打,到台湾人家里面,台湾人就收留他们。后来台湾人被打,外省人也会把他们藏起来。我想民间的人总不愿意看着人家死,平常人互相救是有的。

  

我父亲回去一年,还关心二二八事件。警备司令部最后一批呈报上来,13个案子,28个人判刑,18个人判死刑。我父亲看到之后把18个人全部改成徒刑,呈到蒋介石那边去,蒋介石批了一个“可”,那个“可”字救了18条命。

  

因为他在台湾身份很高,所以蒋介石更加忌惮。外省人跟台湾的士绅勾搭起来,是那时国民党最大的噩梦。所以我父亲在台湾17年,都是受特务监控的,他本来要跟民国共存亡,但是蒋介石还是步步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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