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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鄂女医生出书成作家，“一百年后都有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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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澎湃新闻（thepapernews）
起初，每天写日记只是作为一项工作汇报，那时医院里领导和同事们都对武汉的疫情并不了解，大家都很关心我们。
到达武汉后，不停有同事、家人等给我电话，关心我，为了让他们放心，我每天写一点东西，或者录一些感想，发给医院党委宣传处，整理后发布在仁济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让他们知道前线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工作也在逐步有序地开展。
再到后面，我身边有很多让我很感动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们，包括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餐厅大厨等等，他们也在帮助我们，这也是我坚持写下去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澎湃新闻：您作为上海最早一批援驰武汉的医疗队员之一，当时出征时的感受如何？抵达武汉又面临了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医疗队出发得也很匆忙，除夕夜吃年夜饭的时候就被通知当晚出发。当时我们科室里的口罩等防护物资都被我清空了，我收拾了一些外科口罩、消毒液、手套，还有我的一些换洗衣物，一共也就装了一个箱子，再背了一个电脑包就出发了。到了机场，医院领导又给我们拿来了两个急救包，里面还装了外科口罩等。
刚到武汉第一天，我们就进行了防护培训，（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也来了，他说“我们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了”，还介绍了医院里的一些情况，我们那时候也有压力，毕竟金银潭医院是武汉的一家传染病医院，也是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他们医院最早开始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当时前期的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还是紧缺的，那里的医护人员也都很不容易，他们都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
我们所在的那个楼层收治了30个病人，我们组6个医生负责其中10个病人。10个病人中的9个上了无创呼吸机，剩下一个需要高流量吸氧，那时大家的压力很大。但随着气管镜、可视喉镜等医疗设备陆续到位，我们的抢救成功率越来越高，压力小很多了。
防护措施到位也给医护人员增强了救治的信心。一开始，我们每次都是2-3名医生一起进入隔离病房，进去时我们互相监督，也有专门负责院感的老师指导我们，看我们防护服穿的是否到位，检查合格后才允许进入隔离病房。走出隔离病房，我们也是两人一组互相监督、互相帮忙。
相比医生，护士的工作更辛苦，医生不需要24小时在隔离病房，护士需要长时间在隔离病房照顾病人。我们的护士一开始排班是6-8小时一班，后续随着医护力量的增加，减少到4小时一班，他们一旦穿上防护服就需要不吃不喝，也没办法上厕所。
一个病人如果能被救回来，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有很大的幸福感，如果病人走了，我们也会有很大的悲伤。也许大家看起来会表现得很冷静，但其实我们也需要时间，慢慢去化解这种内心的压力。
澎湃新闻：您的日记里面反复提及领队郑军华和周新教授，他们是不是给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同时，郑队说的“防护不到位，不进病房”，这句话让大家放下了一颗忐忑的心。后来，他每次都会规范一系列工作流程，反复告诫医护人员，一定要注意防护。
郑队在我们疲倦的时候对我们说“努力努力再努力，坚持坚持再坚持”，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还向我们重申了“英雄”的定义，让我明白越到关键时刻，越要一鼓作气，坚持到底。
而周新教授是我们医疗组组长，他今年已经66岁了，我们在病房有风险的操作，他都抢在前面。一开始大家对气管插管有顾虑，担忧感染的风险，那时候他说“第一例气管插管我来”，后面他也抢着做，我们都非常感动，他以身作则，来鼓励我们。
还有在工作中，他们两位强调医疗过程中一定要给予人文关怀，让我们很受益。人文关怀很重要，病人首先是人，除了身体上的治疗之外，一定也要关注病人的心理变化，因为病人一旦住院治疗久了，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心理问题，除了精神科医生的心理疏导外，医护人员也要跟病人聊聊天，去开导下他们。
他们两位都让我很佩服，他们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员，我在日记里也写了，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面旗帜。
澎湃新闻：您还记得当时参与气管插管病人救治时的情况吗？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还记得当时，一名30多岁的女病人心跳很快、呼吸很急促，氧合情况也很不好，需要进行气管插管。那天，我跟着陈德昌教授一同进入隔离病房，我的心情很紧张，也没有经验，我在旁边捏皮球，进行球囊辅助通气。
当时我也会有些害怕，但看着陈教授凑得很近，很认真淡定地在进行气管插管操作，我也沉下心来，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让我感动的是，那里的病人对上海医疗队充满了信心，其实不仅仅是上海，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陆续赶赴武汉支援，这些医护人员都具备一定的临床救治经验。
我还记得当时第一天进入隔离病房查房，就有这么一位戴着呼吸面罩的病人，一听到是上海医疗队来了，还摘下了面罩，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救救他”，我们赶紧让他戴上面罩，安慰他要对疾病有信心。
澎湃新闻：在日记里，除了写医护人员外，您还写了很多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志愿者们，为什么会想到也把他们写进抗疫日记？
我们刚去金银潭医院，护工紧缺，垃圾清扫工作没有人做，医院就招募了志愿者，有天我遇到了一名中年男性打扫办公室，我以为他是院感老师，没想到他说他是志愿者。他的工作除了打扫卫生，同时还进去隔离病房收垃圾，当时我问他“你怕不怕”，他很腼腆地告诉我“一开始也怕，到后面真的进去也就这样了。”后来我知道，他每天都不能回家，住在医院对面的酒店，每天都吃的是盒饭，但都会准时来做志愿者工作。
还有诸多TONY老师，他们负责帮医护人员理发，减少我们进入隔离病房感染的风险，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天要给六七十人理发，真不容易。
还有一位农民让我特别感动，那时因为武汉封城，我们很难吃到绿色蔬菜。这位农民自己种的蔬菜也不多，花了1000元跟村民买了很多蔬菜，骑着三轮车送来我们酒店，因为不认得路，也不会导航，他就一大早出发，骑了40公里，直到下午才赶到，酒店后厨想给他钱，他回绝了，又一路骑三轮车回家，到家都已经是晚上8点了。
这些人都在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好，他们都是无名英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2月5日，他在朋友圈看到了仁济医院党委宣传处转发的10余篇查医生日记。一直关注疫情的李广良觉得这是不错的选题。不过，当他和仁济医院党委宣传处沟通出书设想时，遭到了强烈反对。医院方认为，“前方在拼命，医护人员是否能够保证平安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医生这么忙这么累还要坚持写日记？再说战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场战疫要打多久，日记是否可以有足够的容量成为一本书？”
2月26日，随着武汉战疫形势的逐步好转，经报仁济医院党委有关领导和查医生本人同意，尝试启动前30篇日记内容的一审，而吴雪梅接下了责任编辑的重任。
不过，团队统一思想：不要让查医生有任何压力，她每天繁忙工作之余想写就写，不写就不写。
“不为了出书而写，只为了记录自己的心情，这样挺好的，更贴进原始状态。”吴雪梅说。
查医生2月18日的日记，缺了。原来那天她的心情很糟糕。
她的日记里写道：“各种美好的愿望与现实之间要达成平衡太难了，今天是我来武汉以来感觉最累的一天，不想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吴雪梅认为：“工作中难免会遇到阻力，这篇日记虽然简短，但很真实，也更能体现出坚持写下这67篇日记的不易。”于是，这篇只有七行文字的日记也被收入书中。
在家里看稿的时候，吴雪梅的孩子也在旁边一起读，她说：“妈妈，这本书什么时候出来，出来了要给我一本。”她的母亲在朋友圈得知查医生的日记要成书以后，给她留言道：“这本日记挺好的，一百年以后都有人看。”
近一个月，吴雪梅几乎每天凌晨一两点睡觉。核实稿子中的每一处细节，“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就会有遗憾。”她也坦言，虽然扎实读了好多遍整本书稿，但出版速度较快，压力很大，“书稿下印前，虽反复检查，仍担心自己有遗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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