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那风高浪急岁月，知不知“知青家长”李庆霖
书名：《知青家长李庆霖》
作者：黄志雄 著
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定价：69.00元
我希望，那个荒唐的岁月，永远不要重现。
——黄志雄
他原本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大儿子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后，由于吃不饱穿不暖没钱看病没钱理发，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1972年底，他眼看小儿子即将初中毕业，又要面临着大儿子同样的命运，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写信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反映知青在农村生活的艰难状况，以及在知青招工、招干、招生中存在严重的“走后门、拉关系”等问题。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他写了复信，并“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同时表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复信与他的来信作为中央文件附件下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对知青工作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上报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指示，成立了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调查知青状况，并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研究解决知青在上山下乡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他这封来信，客观上为在此前后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青带来了福泽。毛泽东的复信，因缘际会，他此后担任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以及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等多项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因为一封写给最高领导人的信及其批示，使毫无政治经验的小学教师一下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从中央至地方省、地、县各级不同派别人物拉拢、争取的对象。从此，他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在政治斗争漩涡中，他的命运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与沉浮，时而被树立为“反潮流战士”；时而被以参加工农干部读书班的名义“软禁”于省城，或被以省直机关干部工作队的名义下放到闽西山区；时而被许以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甚至省委常委的职务。他在不同政治力量的裹挟下，终于无法把握自己，被政治漩涡搅得越来越深。后来，他的行为被指控构成反革命罪，界于杀与不杀之间，命悬于一丝。
他，便是本书主人公李庆霖。
本书作者黄志雄历时近30年，阅读大量档案卷宗，采访多位当事人，数易其稿，终成此书。
知道李庆霖的人，几乎都会问，毛泽东主席是如何收到李庆霖的来信？李庆霖的来信究竟对知青产生了什么影响？李庆霖的命运又是如何沉浮的？本书首次完整地揭示了李庆霖命运沉浮真相，为读者还原一个处在“文革”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的李庆霖。在网上，他有时被誉为“知青之神”，有时又被称为“知青之父”，本书作者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读者，他是一个平凡而传奇的“知青家长”。
创作欲望是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中产生的。这些资料细致繁多，同我的工作有关。我阅读这些资料，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心，是为了熟悉我们福建莆田的人文历史，不如说是为了消遣打发日子。阅读是我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仔细地阅读卷宗、比对证据，去伪存真则是我的职业习惯。通过阅读，我发现李庆霖很特殊而又很普通。他很特殊，是因为他与所有的“文革”人物不同，不是靠造反起家，而是因为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了老实话，反映了具体问题，从而在客观上为前后1700万知青带来了福泽。也就是说，他是靠做好事起家的。他很普通，是因为他虽是一介小学教师，但命运沉浮却具有时代性与代表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期间，历次大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有他的份。反右时，他被定为“中右”；“大跃进”年间，他被插过“白旗”；“文革”初期，他被打为“三青团员”；“清理阶级队伍”时他成了“国民党员”、“美蒋特务”。毛泽东主席给他复信后，他成了共产党员，担任了上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下至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等多项职务。不久，他的言行又被指控构成反革命罪，界于杀与不杀之间。
这样一个命运沉浮的人物，与那样一个主宰他人命运的时代，引起了我创作的欲望。
本书人物的观点、态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如果离开时代背景，对本书人物进行评头论足，无疑是幼稚而可笑的。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曲折走向的一场“内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斗争是主旋律，观望不得，逍遥不得。斗争是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每个运动都必须站队、表态，稍有不慎，便要身败名裂。在这样一个荒唐的岁月与恶劣的政治生态下，一些人为了身家性命，难免被迫要说几句荒唐话，甚至被迫做几件荒唐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我无意于翻旧案算旧账。“文化大革命”早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就已明确否定了。《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有“文革”情结的人，不妨再细心读一读这份历史性文献。通过本书写作，我进一步理解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认识到邓小平伟大的历史地位，也深深地体会到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民主法治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无意在作品中宣扬什么，也绝不刻意褒贬某个人物。我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离得不远不近又够远够近。由于年龄的原因，我远到无法参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足以保持审视的距离；近到深可理解那些人物在特定年代的所作所为。由于工作的便利，我可以将听到、看到的一些材料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许对，或许不对，但绝不违背良知。我无意给书中人物刻意增添一点什么，但遗漏与偏颇却是难免的——那是因为我学识浅薄与材料不足。正如盲人摸象，或许我只摸到了大象的腿，但我会说这大象像根柱子，而绝不会说像堵墙。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记忆总是有所选择的，即便是一个最为真诚的人。那些痛苦的、引以为耻的、有损良心或者尊严的经历，往往会被内心压抑至潜意识而被忘得一干二净；而那些能够去除痛苦、引以为荣、能够表现良知或者体现尊严的经历，往往成为最牢固、最向往的记忆。我向来对所谓亲历者的回忆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翻开某些人物的回忆录，我有时被书中的真实感动，也有时为其中明显的虚假恶心。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即任何人都无法评判自己的行为，这表面上是程序问题，实质上是人性因素。
构筑本书的基石是卷宗材料，它是当事者在事后留下的痕迹。这既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当事者接受采访时自我标榜的虚夸成分，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由于人性弱点带来的记忆选择性遗忘问题，但它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高压下，当事者自诬或诬陷。我在修改本书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引用相关材料时，也力所能及地予以提醒。
尽管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进行写作，但表达方式却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提供给读者的人物形象，也是属于文学艺术画像。
本书成稿之后，曾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阅读过底稿。年长者大多送我两个字：真实。我想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因为真实既是我写作初衷，也是我写作目的。当然，这种真实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真实，而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我所担心的是尽管自己有求真的写作态度，恐怕也达不到真实的高度。年轻者也送我两个字：荒唐。
送我“荒唐”两个字的朋友都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以对待魔幻小说的态度，阅读本书，除了感到新鲜外，无法理解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本书是满纸荒唐言。
说“真实”与“荒唐”的都是我的朋友，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年龄，以及由于年龄差异而形成的对事务判断的差别。我想，荒唐的不是我键盘敲击出的方块字，而是那个岁月。我希望，那个荒唐的岁月，永远不要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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