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反面不是恨国，而是与我无关

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气氛越来越像过年了，人们转发着国外疫情的新闻——《英国首相鲍里斯确诊！》，一片喜气洋洋，我想人们很可能正在把失去的春节补回来。确诊的人地位越高，越显得疫情严重，越显得国外的失败，于此同时也反证了我国的伟大。古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现世欢腾，不过是国外的病毒在替你负重前行。

气氛一旦好了起来，爱国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沈阳的杨妈妈粥店打出了“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的横幅，还被日本的电视台报道。粥店做的有点不太体面，但其精神内核还是被认可的，所谓的“吃相难看”，并不是不让你吃饭，而是要注意仪态。同样是为了祝福国外疫情严重，人民日报刊发的“喜讯”《中国以外87182例，反超了！》，是不是就优雅多了。

爱国是有层次的，最低端的就是粥店这种，把仇外的心理写在脸上，体现在行动中。在前些年特别热衷于吃不吃外国的快餐，用的哪国的手机，买的哪国的汽车，过的哪国的节日，并勇敢的走上街头打砸国外的商品。最近好像不太流行了，他们不去砸苹果手机的原因，很可能是自己真的有一台苹果手机。

热衷于“抵制”各种东西的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表达爱国的方式就是仇恨敌人，越排外越爱国。还停留在清末士大夫的水平——“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但以诟毁洋人为快”，当时，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本意为让国人更了解日本，结果那种气氛下无法出版，等到甲午战争打完，士大夫们错愕良久。

如果仇外从上到下一以贯之，也可以是同仇敌忾的佳话。偏偏民间仇外，官方却把伺候好外国人为政绩。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对684名外籍隔离观察对象进行了详尽的服务：“老外买了大件物品，没有电梯，我们硬是派了两个人抬上4楼、送进家里。老外酷爱淘宝，我们有一天帮他送了20多趟快递……” 此情此景与慈禧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异曲同工，在这句话之前，慈禧还让义和团去打杀各大外国使馆，然后洋人反扑她又打杀了义和团，她还讨好般的说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采用排外方式爱国的，要先搞清楚自己是慈禧还是义和团。那个时代的国家是慈禧的，爱国于慈禧就像爱自己一样简单直接，爱国于义和团就是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了。刀尔登在《中国好人》中有一段话，“一个朋友购入一批书，我帮他搬上楼。他养的一条狗，看到我们往家里搬东西，非常兴奋，打滚撒欢，伴以高唱，我想那唱词不过是“我家好兴旺”之类。我觉得奇怪，如果主人搬来牛肉，也或许有它的份，它的高兴，大有道理；但我们搬的是书，它又不识中国字，跟着瞎高兴什么？说不定里边还有本《怎样烧狗肉》呢"。

另一种爱国就是讴歌和赞美，每逢悲剧发生，询问真相追责是煞风景的，鲁迅说的“大家也就比一比谁的挽联做得好”也落伍了，汉口殡仪馆长长的队伍更不合适，要写正能量，要表达感恩。先是用英雄的救助体现大无畏的勇，然后用老人的捐助体现大爱无疆的美，最后用洪水滔天体现国外的惨。这行竞争有点激烈了，舌头很容易受伤，还容易酝酿出无法控制的公众情绪，连胡锡进都出来说“反对嘲弄欧美遇难国家，反对自我膨胀”，老胡也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越来越习惯于问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该怎么做悲剧才能不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悲剧变大了，更是因为悲剧离每个人都更近了。这时候，很多人的呻吟无法被有效屏蔽掉，赞美的粉底就不够用了，所以还要揪出卖国贼，通过指责别人的负能量来体现自己的爱国。我已经被很多人骂过卖国贼了，他们老让我去美国，老让我考公务员，我很迷惑我的文章从来没提过美国，他们也能一下子就能想到美国而不是非洲，他们打心底觉得美国比中国好啊，崇洋媚外的到底是谁呢？

揪出卖国贼的声势浩大，连岁月静好派都加入了进来。一直岁月静好的连岳在一篇文章中冷嘲热讽作家方方，说，“疫情之后的中国，别再用纳税人的钱养一堆作家了，别以为养着他们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与特权，还要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 。连岳已经开始用做生意的套路来理解写作了，无利不起早，方方一定是为了“博反体制的美名”才去写作，不写就是没有外在利益的驱动，按照连岳的动机揣测思路，漂亮女人如果不出来卖，那也一定是因为价格没谈拢。

我们经常会碰到连岳这样的人，他们很聪明，不会说自己爱国，也不会说你不爱国，他们只要证明你是不道德的。他们把人们内心深处的悲悯当作能够被自己理解的利益，并自以为掌握了真理一般得意洋洋，因为除了利益，他再也找不出支撑行为的理由，写垃圾鸡汤的连岳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割韭菜的。这并不是智慧，而只是因为连岳们心里清楚，哪个危险哪个安全。方方和连岳都不开心，方方的不开心是因为苦难的人，连岳的不开心是因为方方，方方的日记让他随手摆上的蜡烛显得太廉价。

当然，方方已经被各路人马痛批，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记录和批评的时代，以后凡事等官方通稿就好了，官方通稿出了错，人们也不敢骂。爱国人士们掌握了斗争的技巧，先划分好敌友，然后从方方阐述中发现问题，并将问题泛化到所有的言论和道德层面，最终目的就是塑造一个心狠手辣、以博直名的形象。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在德国这样文明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他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概念，认为这是人们的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在众人对方方的围攻中，就是在悲凉的底色里大谈特谈工具理性，却没了人性。

爱国是天然正确的，正是因为这种正确，才要警惕时不时挥舞这面旗帜的人。需要警惕的是，国家不可能独立于每个人的利益而存在，很多人的爱国，只爱那个字面的“国”，而不爱“国人”，只爱那个字面上的“民族”，而不爱“民”，对身边的不公和苦难视而不见，仿佛同胞的嚎啕大哭打搅了自己的盛世好梦，同时对千里之外的异族张牙舞爪，迫切希望远方的哭声传来。

将爱国变得特别抽象化、符号化，会丧失体验别人情感的能力，也丧失追寻真相的需求，虚假的事实会导致虚伪的爱，从而产生虚伪的道德，人们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去爱，而只是装作很爱。所以毫不奇怪，那些为同胞的尊严和权益奔走的人，会首先在自己同胞手下失去尊严，而且以爱国的名义。

爱国的反面不是恨国，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国人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