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12月2日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上关于“农村教育区域发展：方向与模式”的圆桌论坛讨论整理。

“各个地方学校的变革，都会遇到不同的困境，但其实最大的困境还是我们自己，因为当你自己改变了，所有身边的那些不足，甚至会变成资源。”在12月2日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第三届年会的一场题为“农村教育区域发展：方向与模式”的圆桌论坛上，东北师范大学的邬志辉教授如是说。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甘肃省平凉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三地教育系统的代表和来自西北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当前农村小规模学校面对哪些困境，各地做出了怎样的改变，未来区域农村教育整体改善又面临哪些阻力和挑战。

河南省濮阳县：学校联合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面对农村生源迅速外流的情况，濮阳县教育局对农村学校布局进行了统筹设计。2017年，濮阳县专门出台布局规划，每个乡镇有1所初中，4-6所中心小学，保留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引导小规模学校创办附属幼儿园。在农村学校和幼儿园，推动教学设施的标准化和教学活动的专业化，濮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申建民这样说：“一是硬件要标准化，没有硬件的标准化，老百姓不认我们，农村的老百姓不认你该怎么办呢？二是配置的所有的资源，硬件也好，软件也好，都必须专业化。”

2015年，在县教育局的倡导下，濮阳县成立了小规模学校联盟。联盟内部实行教师走教制度，弥补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缺编问题。依据“区域就近”及“学科互补”的原则，组织音乐、体育、美术和科学技术教师进行走教或支教，以弥补教师队伍结构性缺失。此外，语文、数学学科开展走动研讨，促进交流，提升教育质量。

2017年，濮阳县沿着区域联合、资源共享的思路，又开始了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尝试。县教育局倡导推行，意向学校自愿申请联合。集团有县城优质学校与农村学校联合构成的，也有同一乡镇几所学校组成的。集团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形成多种多样的运营模式，有些集团合并为一个法人主体，由一套班子运营；也有集团由核心学校派驻管理团队到其他学校，帮助其改善学校管理；还有集团保留原有学校架构，集中进行业务和教学资源上的交流互补。不到一年的时间，濮阳县已经形成136个教育集团。

甘肃省平凉市：丰富农村基础教育内涵

位于黄土高原上的甘肃省平凉市，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目前农村小规模学校占到了农村学校的53%，每一个学校平均53人，平均班额只有九人。这些情况看似质量提升的阻力，平凉市教育局却利用这些条件，推动小规模学校的内涵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均衡。

利用农村学校规模小的特点，平凉市教育局鼓励农村学校探索个性化教学。2017年，平凉市开始在农村小规模学校试点推行个性化教学。个性化教学的核心要义就是“个性化的学、定制化的教”，让学生和老师在互动中得到最大的成长。平凉市教育局局长牛启寿这样解释在小规模学校实行个性化教学的先天优势：“因为我们班均9个人，40分钟时间教9个孩子，三四轮的个别辅导都能做过去，生均占有的教育资源那是大班的条件下不可比拟的，所以我们针对农村孩子的特殊情况，要进行定制化的教育。”

小规模学校的另一个特殊条件是与乡村社区的固有联系，但近年来乡村学校和乡土社会的双重衰落，动摇了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共生关系。针对这一情况，平凉市规划将乡村小学建成村民的社区活动中心、学习中心，重建学校与社区的联系，帮助学校树立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也为乡村复苏注入活力。平凉市教育局局长牛启寿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年轻人要培训电脑，要学习电商知识都可以到中小学来，从而加强与社区的紧密联系，（让村民和家长）认同学校，最后留住生源。”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城乡教育均衡不能光靠小学阶段的改革。正如牛启寿局长所说：“尽管小学好了，但是在学区对口的初中并不理想。所以他们（家长）要选择初中，选择县城的优质初中。因此我们把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向上延伸，就延伸到了初中。”2017年，平凉市出台了持续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计划未来三年以初中的改革为重点，重点推进工作包括文化氛围营造，宿舍文化建设，课程开发等多个方面。统筹规划农村小学和初中，整体提升乡村基础教育水平。

浙江省杭州市：用精品化助推乡村微校突围

杭州市目前有小规模学校66所，其中100到200人的41所，100人以下的25所。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比，杭州市在小规模学校建设方面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地处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杭州市政府财政资源充裕，可以保证为农村学校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也为教师提供有保障的工资待遇。其次，各区县交通十分便利，为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学校之间的联合创造了条件。

基于自身条件和当前时代需要，杭州市确立了打造精品乡村学校的理念。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副院长郑一峰对这一目标做了具体阐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设具有国际视野的同时有乡土情怀的升级版的乡村微校，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乡村微校里面读书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城市里的孩子的一切的福利，同时又能够享受到城市里的孩子享受不到的福利。”

打造精品的第一步，是选取少量学校建设示范样板。杭州市首批选择四所村小，先高标准进行硬件改造。例如，富文乡中心小学，政府投资800万，重新进行室内和室外空间设计，交流区、学生操作台、多媒体设备等，完全按照未来合作学习的要求设计。硬件有了保障，之后就要通过课程改造丰富学校的教育内涵。仍以富文乡中心小学为例，改造之前，学校“其实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一些课程了，比方说它是有麦秸秆制作，都是利用民间的艺人担任老师。但是因为要适应未来学校的概念，必须重建它的课程体系。现在的学校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24项具有乡土味的拓展性课程体系”。

支持小规模学校品质提升的另一个举措是鼓励强校与弱校的联合，实现以强带弱。郑一峰副院长自信地说：“我们杭州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心学校，那些发达学校、顶尖学校，他们都几乎跟一到两所，甚至是两到三所的乡村微校建立结对关系。”由于杭州市的名校以民办学校为主，杭州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名校支持乡村学校发展。学校之间结成对子后，通过师资和课程的输出和共享，达到提升乡村学校教学品质的目标。

多方参与：高校与公益组织的力量

来自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高小强教授，介绍了自己参与的农村学校质量提升项目。第一个项目面向甘肃的农村小学、初中校长和幼儿园园长，项目由田家炳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和整体项目规划，甘肃省教育厅在政策方面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以及培训经费的配套。西北师范大学和香港大学这两所大学分工合作，西北师大负责甘肃省内的培训，学员在省内后续的跟踪辅导以及省、市、县级研讨会，香港大学则负责项目老师赴香港的培训，与当地老师、校长面对面交流。

在校长、园长培训的基础上，项目组进一步对学校进行团队建设。高小强教授介绍：“这所学校它在一年的学校改进当中，我们评估做得比较好的话，那么在学校里面校长可以组建一个小的团队，进行第二次的第二轮的研究，这样我们给他的学校里边培养一个固定的能够去做下一步的学校改进的这样一个团队来。”

但是，出于项目成本收益方面的考虑，上述项目主要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农村小规模学校落到视野之外。为此，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香港乐施会合作，联合教师培训学院以及渭源县的教师进修学校，在甘肃省渭源县开展专门针对小规模学校的提升计划。“最主要的是通过50名校长的培训，在这50名当中能够有一些新的起点，那就是给这50名校长当中真正做得好的，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们打算从这50名里边，再选出20名来，做课堂教学改进的行动，让孩子们在课堂当中发生更大的变化。”

社会环境：城乡剧变中的乡村教育

无论是市、县政府的改革，还是高校和公益机构的探索，各种努力的效果仍然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正如濮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申建民所说：“教育的规律首先恐怕不是教育自身的规律，而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当今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城乡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

正在加速的城镇化，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最重要背景。甘肃省平凉市教育局局长牛启寿谈到本市学校布局情况时就说：“在这样一种大格局下，县有高中能立得住。每一个乡镇至少办一所初中，能立得住。但村有小学，显而易见是不行的，村村有小学，不可能有。”

城镇化也带来了家长和学生文化认同的变化。申建民督学这样分析新一代的学生家长：“他们当年在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有的考上高中考上大学了，他们顺利很自然地留在了城市，还有的后来就到外地打工了，没有真正的几个人留在农村做农业，在打工的地方也不是农村，也是城市。”这样的经历自然使这些家长倾向于让孩子到城市学校就读，将来在城市生活。

而在经济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则已经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副院长郑一峰说：“我们的小规模学校恰恰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当我们城市人到乡村买房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到乡村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教育，那么刚好我们改进以后升级以后的小规模学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城乡变迁的大背景下，每个家庭的选择又都是具体的，是为孩子争取舒适生活和更好教育的努力。政府和全社会需要做的，就是为每个家庭的选择提供充分的空间。就如高小强教授所说：“如果让他集中到某一个地方去上学，可能有辍学的危险或者说其他各种各样危险的情况下，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到更远的地方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从人性化的角度从教育人权的角度去考虑，在这需要有一个学校；反过来如果说家长又需要我的孩子在城市里边更发达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错？也没有任何错，那么我们给他提供这个流动过程中所需要的尽可能的支持，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体制瓶颈：乡村教师与师范教育

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力量的不懈探索固然可喜，但乡村教育的整体振兴，仍然需要制度层面的调整。如何保障农村学校，特别是小规模学校，配备充足、有能力、有责任感和认同感的教师队伍，是制度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重塑乡村教师队伍，还要从师范教育说起。甘肃省平凉市教育局局长牛启寿，为我们讲述了师范教育制度变革对乡村教师来源的影响：“从1997年国家把三级师范变成两级师范定向培养这个制度取消以后，在农村出现了这个（教师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在基层解决不了的，要在国家层面认真的思考，认真的设计。原来三级师范制度下，中等师范培养的就是农村老师。我个人就是上过中等师范的，从进校的第一天起，老师说你以后就是乡村小学的教师，我个人也没有过多的奢求，老老实实的从三字一话开始。那么三级师范变成两级师范以后，凡进必考，这几年我们农村招来的老师好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这些老师思想活跃，普通话非常过关，计算机也非常麻利，但就是教学的基本工作不过关。”

比教学能力薄弱更令人担忧的，是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缺失。高小强教授就讲述了他在师范教育中的亲身感受：“当我在我们这样相对来说在省内层次最高的一所师范大学里边，面对一个班的本科生，当我问到一个问题，你们有多少人是第一志愿报了师范专业？人数非常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们打算死心塌地的毕业之后打算去当老师的，请举手，好多班级都是个位数。”这些未来即将成为老师的人，因为没有“抱着初步的对师范专业的认同”，很可能成为乡村学校里“匆匆的过客”。

教师编制的标准，也与乡村学校和学生的需求矛盾。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申建民为我们解释了教师编制与国家课程方案的固有冲突：“国家制定的城乡的教育方案，课程方案都是按照分科教学的方案，孩子全面发展需要这些课程，那么课程的实施需要教师，而教师是怎么来的，是怎样配制的，不是按照分科设置的课程方案配置的，而是按照简单的师生比例去配置教师。”这种安排自然造成了许多农村教师所教非所学，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无法开设。

教师的工作时间还会被各种行政性的非教学事务所挤占。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教授，就在调研中看到了这一问题：“很多地方机械化地让我们的教师也承担一定的所谓的扶贫任务。其实教师的本职是把教学工作搞好，往往让他去扶贫，结果扶贫没扶好，教学也没搞好，两头耽误了。所以这个里头确实有个，怎样让老师安心静心的做事，专业化做事的问题。” 申建民督学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我们校园里面述说天天不能听到朗朗书声，不能安静地备课，不能安心的教书，学生不能安安静静地读书的话，何来优质的教育。”

结语

来自不同地区的教育管理和改革的践行者，为我们提供了多样的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路径。其中有濮阳县校际联合的路径，平凉市对小班小校环境下教育内涵的探索，杭州市打造精品乡村学校的理念，还有政府、高校和公益机构联动的模式。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正在进行教育质量提升的努力。这些改革探索，除了供其他地区学习、借鉴和推广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展示地方教育改革的可能与不可能，激励所有教育人，寻找适合本地具体情况的教育质量提升道路。 

本文作者：梁瑛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农村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4年11月牵头成立，旨在为分散在各地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搭建交流与成长的平台，同时联合社会各界力量为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提供支持，探寻农村教育未来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