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个行业，像媒体这样，通过职业人的转型看透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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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业在巨大的转型过程中，船上的从业者纷纷脱离大船，或驾着小船或绑着救生圈而去，甚至有的直接纵身一跳游泳而去……离去的人群中，不乏一批业内最优秀的职业人，而选择的另一种人生，也是五花八门，乃至瞠目结舌。如果要说在大转型的时代里，哪个行业里职业人的转型最充满想象的张力与戏剧色彩，那一定是媒体人。
不妨随意举些案例：有的媒体人纵身一跳，变成了教育领域的管理者；有的摇身一变，成了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有的淡淡地开起了茶馆、面馆甚至烤肉摊，成了个体老板；有的投身于新媒体创业，成了售卖创意产品的商人；有的选择了以一种自由的状态在新闻行业继续前行，做一名独立的观察者、记录者；有的继续读书充电，寻找自己的未来。
几乎每一位媒体人的身边都不乏一大批形形色色转型的“前同事们”，就像微信公众号“红辣椒评论”曾刊发的《那些转行的评论猿，都在干神马》和著名记者江雪的《离开媒体，记录继续》（往下翻欣赏本文），在圈子里被刷屏，都是媒体人转型的鲜活代表。
媒体人转型之所以表现得如孔雀开屏一样，大约是这个行业的特征决定的。他们是这个社会大机器中的末梢神经组织，敏感地接触和感知社会的冷暖黑白酸甜苦辣，消息灵通、无所不知，高官巨贾引车卖浆者都是他们打交道的对象，然而他们往往又无法专注于一隅成为专家，甚至流水线作业使得他们常常自嘲为“新闻民工”。“万金油”一般的行业特征决定了转型必然呈现“百花齐放、万马奔腾”之势。
“孔雀开屏”般的媒体人转型现象只是一种表象，真正可能会对未来的媒体格局、社会态势带来结构性变化的，是大批媒体人骨子里的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虽然时下社会早已是一个“理想已死、利益为王”的时代，但1980年代所燃起的那股理想主义气息，并未完全熄灭，而是在整个媒体行业一代代传承延续下来，“为正义、为公平、为法治、为自由”鼓与呼，至少在行业里还时不时被摆在桌面、挂在嘴上。也因为如此，虽然“辛苦钱少”、自嘲“新闻民工”，但内心深处还是多少有些“精英情结”，这个圈子的精英、朋友圈，在“美食旅游自拍照”三部曲外，常常讨论、转发的都是“家国情怀、公平正义、揭黑曝丑”一类高大上的话题。即使转型，不少媒体精英也选择种种创新的、打破旧的条条框框束缚的、不鹦鹉学舌的“社会增量”，无论是经商创业还是独立记录，若深若浅地流露出在“理想主义情怀的底色上”涂抹些与众不同的色彩。没有哪个行业的职业人转型会如此色彩斑斓，更没有哪个行业的职业人转型会带有或多或少却难以决绝的公共情怀。
媒体人的转型，是观察一个时代变迁时，个体命运与时代特征或龃龉或冲突或妥协或融合，非常合适的一个切片。在这个切片上，你能看到公共情怀和体制短板之间的冲撞，你能看到长袖善舞与社会生态的腾挪闪躲，你能看到最敏锐的触角和最稀缺的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你能看到人性中的善恶在生存困境中的裂变、嬗变，甚至你能在其中同时看到《水浒传》里狂飙演技的宋江、《三国演义》里的诸葛司马对决、《西游记》一心向佛百折不悔的唐僧、《红楼梦》里人心难测的“葫芦僧”。
在社会转型乃至“历史三峡”的闯关过程里，媒体人的转型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还是一股宏大的潮流，今天还很难看清面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经历了一二十年市场历练与改革洗礼的媒体人，无论如何转型，骨子里血脉相承的“理想情结”“公共情怀”，还会继续以新的方式传承、延续。被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所裹挟的那些东西，迟早还会以新的方式处处绽放。
江雪：离开媒体 记录继续
来源|雪访（微信号: jiangxuedulifangwen），文|知名媒体人 江雪，特此感谢！
1998年3月，我成了一名记者。从那时起，到2015年6月，我终于决定离开媒体机构，做一个独立的访问者，已经是18年过去了。
回头看，我别无长处，倒是有一些耐心。19岁的夏天，大一暑假，我在北方老城——甘肃天水的电视台实习，骑着自行车，满城乱窜，去寻找新闻，被带我的老师表扬：对新闻还挺有感觉。
记得有一天，老师带我去一家工厂采访。结束后，经理送给我和老师一人一件雨衣，掂手里沉沉的，很好质量的那种。我拿手里，心想，每天要从家骑自行车10多公里去电视台，下雨天，倒真是用得着。
老师大大方方收下了。我也接在了手里，可不知说什么。只觉得这样接受别人的东西，不大对。
下了楼，老师走了。我徘徊了一会儿，走上楼去，推开经理的门，把雨衣交给他。他惊讶地看着我。我好像只说了句：这个我不能要。就推门走了。
20年过去了。今天，当我想为自己的“雪访”——这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小小园地写点什么的时候，无来由地，想起了这段往事。
当时是1993年，我还在西北政法读书。喜欢穿短衫，长裙，做文艺状。1980年代最后一年，那个春夏之交的印记，还刻在脑海里。上高二时，青春期的我们，目睹了那一年这片土地上的激情、理想主义，以及后来突然铺天盖地的谎言，那种试图让人们忘记一切的喑哑。
我们是1990年代初，那个理想幻灭的沉默年代的孩子。在大学校园，我延续着未完成的青春，浪掷岁月。至今后悔的是，没有多读几本好书。
还好，“文艺”让我天然地拒绝一切“进步”。因为看到同宿舍女孩写了入党申请书，被要求给组织“汇报思想”，多次通不过，又面临考试，女孩急得哭了起来。我和她关系好，此时难免恶向胆边生，内心里做出一个决定：此生决不加入任何什么党。我的思想，我的心理，什么组织管得着么？
就这样，1996年，我毕业了。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却知道，不能去“公检法”，戴当时统一的“大盖帽”，太丑了。心里觉得，那些地方不就是大染缸么，可不能污染我。
真心觉得自己的生命挺冰清玉洁的，要看护好。
后来，我就做了一名记者。做记者一直在一线。采访，自己为自己负责，不用管别人，也不用别人管。就图一个自由，相对的独立。
我庆幸自己第一天做记者，就赶上了1996年前后勃发的报业市场化浪潮。我得以在西北部的这家媒体，受到职业记者的要求和训练。虽然一开始草根鲁莽，但新闻鲜活淋漓，带我走近真实的中国。
2014年的最后一天，辞去了一份17年的工作。和过往道别。同事们聚在一起送我，多是深度和评论的同仁。一人送我一朵玫瑰花，又一人一个拥抱。让我觉得，像是在自己的葬礼上。有一种温暖和煦的调调，符合此时心境。
2015年3月在港大校园里，钱钢老师为我抓拍了这张照片。身后的山就倒映在桌面上。喜欢。
2015年春天，在香港大学的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做访问，受教于陈婉莹老师和钱钢老师。在海天之边，看香港这座美丽的东方之珠，在诡谲的翻云覆雨中，以及多年来的无望等待中，容颜蒙尘，人心备受折磨，渐失耐心。心里也常常升腾起痛来。虽无身受，却是感同……
本想简单说点心迹，却又拉扯许多。
其实，最开始想起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初心的故事而已。
想说的是，我真正关切的，就是我的心。它最初的模样，我忘不了。不管是在灭题机构里做记者，还是在今天，选择做一个独立的记录者。和它，都有关系。
就这么多。读者诸君。期待我们能一起，记录，记路。这道路漫长，但点点星光散布，并非全无希望。
201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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