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寒到卫慧：文化人的鸡贼和「与世无争」的价值观

「前言」

1月20号，韩寒在其微博发布一首叫做男子汉宣言《乘风破浪之歌》的电影主题曲，众多网友抨击这首歌充斥直男癌语录，引发激烈的网络讨论。

前段时间，小说《上海宝贝》的作者卫慧自称接触灵修并且已经成为职业的海灵格家排师，自己的奇经八脉都打通了。打破了大众对她昔日情欲写作的前卫印象，引发了关于社会和精英的讨论。

韩寒现在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不谈政治了，也不再是曾经口无遮拦的意见领袖，即便是他拍的电影，也绝对不走禁区的擦边球。偶尔牵扯上敏感话题，比如《乘风破浪歌》激起的“是否直男癌”之争，多半也是一次宣传营销，无非招惹些口水，毕竟自己能选择合适的时机“平衡言论”。

卫慧如今也与世无争。百度百科应该更新她的词条，她如今已经拥抱了“玄学”，据观察者网报道：“卫慧接触的这门心理学学科，全名为“海灵格家庭系统排列”，而她现在就是一名家排师。”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研究以陈染、林白、卫慧、棉棉、廖一梅和海男等作家为代表所掀起的女性文学写作风潮，我说：

除了“身体写作”的怪圈，大陆女性文学还面临第二重尴尬，那就是，这些文本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敌不过岁月的冲刷，文本中特立独行，彰显新时代女性特色的人物，被局限于一定的年龄阶段，而过了这个阶段，她似乎又会返回传统。她们往往是“坏女孩”，却无法坚持为“坏女人”。

如果你读过她们的作品，仔细感受这些作品主人公的命运流向，你也许就不会吃惊于以卫慧为代表的女性写作者们的转变之路。那些作品仿佛她们的自叙传，她们自己会实践她们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精神转变，在她们最叛逆的日子，已经种下了退回“与世无争”的萌芽。

还有很多媒体知识分子（其实，应不应该称他们为知识分子都是疑惑），看上去并不“与世无争”，积极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可当你仔细揣摩，你会发现他们很鸡贼，说得好听些，是精准分析舆论走向，说得不好听——见风使舵。他们没有自己的坚定立场，即便有也不显露，公众舆论偏向什么，什么就是他们的坚定立场。也许今天能为美帝的自由灯塔歌一曲，明天就能为向往星辰大海的兔子们唱赞歌；也许今天可以为LGBT人士谋福祉，明天当舆论对LGBT人士不要好，他们又像收到指令般做回一只缩头乌龟。这些人净干些投机倒把的勾当。

他们最终都会选择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最终都会变成圆滑的鹅软石。

我在言论场观察的一个现象：不少知识分子被宣传，甚至不知不觉成为公众学习的榜样，关键原因往往不是ta的智识，ta的求索，最明显的因素却是其作品、言行流露出“与世无争”的痕迹。比如杨绛，比如汪曾祺，比如沈从文。当杨绛去世时，那句铺天盖地的“她和谁都不争,和谁争她都不屑”令我印象深刻，而当她被装裱为一幅岁月静好的名画，我却不愿多看一眼，因为我曾觉得钱杨夫妇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他们讲究格调的知识分子式的刻薄。

杨绛只是一个典型案例，当然，她被怎么宣传，也不是她自己能决定的，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官方还是公众，都被“与世无争”、“岁月静好”迷了眼，都一厢情愿或者有自己的政治意图来将这些价值观强加于每一个百岁老人的头上。仿佛看透世事就一定要与世无争，仿佛成熟的标志就是和一切和解。我甚至不惮以最坏的恶意说：

“也许某年某月韩寒和卫慧们，也会成为受人景仰的“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式老头子/老婆婆。”

回顾这些晚年被塑造为“与世无争”典型的文化人，他们的作品自然是优秀的，但将“与世无争”作为宣传他们的“主要卖点”，实在让我不敢苟同。

依然以杨绛为例。杨绛除了有《我们仨》的温情脉脉，其实也有知识分子狡黠，甚至上文所说的略显刻薄的一面，这一点业内学者多有谈及，《东藏记》甚至有所影射，在此就不再赘述。杨绛刻薄的一面时时是连着钱钟书的刻薄一起说的，读《围城》，就能感受藏在文字后面的二人对方鸿渐、赵辛楣等小知识分子的讽刺。

不过，钱杨二人的刻薄，其实挺像老夫老妻的“碎碎念”，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私下里也常说起东街西街隔壁家乃至社会上某某人的好坏，于他们而言，这是排闷的手段，也是伴侣间默契的使然。“这个人，你也这么看吧”，相视一笑的背后，是对彼此智性上的“均势”的了然。

钱杨的刻薄，并非十恶不赦之事，反倒显出他们平凡人的一面。倒是一味宣传二人的“与世无争”，甚至安上虚构的“人生感言”到他们的头上，总不免有些滑稽。

值得一提的是，杨绛逝世后，以徐贲、张千帆和萧瀚等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论争，关于「政治高压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沉默”」。徐贲先生说:“沉默者的沉默是统治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权利。”张千帆亦言：“在政治高压下，他们可以不说话。沉默是有理由、可理解的，但是它并不能成为道德上的权利，更不能升格为一种道德崇高。”

萧瀚认为：“要求知识分子群体担负更多的道德义务，和点名要求谁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完全是两码事。”同时他援引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定义，说明“一个人除非未尽良法赋予的义务，否则它有免于在公共领域被批评的自由”。但他认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担当是可以被提倡的。双方虽有分歧，但是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知识分子整体的“沉默”、“退让”不是值得提倡的事。

我曾在《知识分子是如何一步一步低到尘埃里的》中这么说：

“果知识分子因为外界的压迫或境遇的苦闷就阉割自己批判的责任，他可以抱怨社会的黑暗、人心的凉薄，但他要明白：是他自己选择了龟缩。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道德责任，做一只沉默的乌龟，这对社会的良性运转没有建设性意义，也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面对强权的施压，越来越多在言论上具有优势的人选择闭嘴，选择犬儒。如此下去，面对威逼，本就有限的抵抗将更加势单力薄，无怪乎掌权者肆无忌惮。”

鸡贼的知识分子，佯装积极参与公共议题，尽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又生怕得罪人。出于讨好、迎合的目的，一遍又一遍撰写文章为“政治正确表面化”摇旗呐喊。如果你细细剖开会发现里面不过一团浆糊。

我看不到鸡贼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像变色龙，总能在不同立场间切换自如，又看似每一次都站在正确的三观上。也许，他们最大的立场是使自己介入公共讨论，又全身而退。

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有一股一厢情愿的“怒其不争”，我的老师刘卫东曾在一篇文章感慨：

“我想看到瑞典影片《永远的莉莉亚》里莉莉亚的毫不妥协。但是我也理解，我们的文学中（尽管是虚拟的文学）少有决绝的思想，也少有决绝的人...”

而当那些鸡贼的文化人用“体制黑暗”、“文化高压”、“现状所迫”为自己辩护，我常常想到那些比如今更压抑、更惶恐一百倍的时代，想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斗争者们。为什么他们的时代，仍然存在勇往直前声张正义的“哈洛尔德”们，而我们的时代，放眼望去都是狡猾鸡贼明明连禁区都没碰就连连喊疼的“文化人”？

这当然不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义务，他们也当然有继续选择“与世无争”的权利。而我，我也享有批判他们的权利，我不愿意看到“与世无争”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宣传口号，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准价值观”，如果是这样，那对知识分子将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你说知识分子好不好当？

作者：宗城

编辑：Bruno

图片：电影《后会有期》《驴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