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甩中年人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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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职场半坡，一波又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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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综合36氪 ID:wow36kr 作者 王海璐、今日话题 ID:todaytopic 作者 刘文昭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年危机那么严重？
“我们可以接管团队，但不可能接管一个老大。”新部门的负责人开门见山地对方勇说。
方勇是高德地图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他1年前被空降到高德的高管叫到了会议室，告诉他由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他所负责的团队将要合并到另一个部门，并委婉地告诉他，可以跟着一块过去。但新部门的负责人并不欢迎他。
双方踢皮球。真实的情况是，他被架空了。他前下属们的工位依然围绕在他四周，只是再也不向他汇报了。他也不敢再主动亲近他们。作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士”，他认 28 38434 28 10761 0 0 1897 0 0:00:20 0:00:05 0:00:15 2407这个时候有必要与他们保持距离。新的老板可能会对团队的忠诚度持有怀疑，“你做为老板，不能给人挖坑。”方勇说。
方勇成了孤家寡人。“混”了一个月后，他主动辞职了。
39岁那年，他成为了职场中失意的中年人。
太错愕了。此前五年，他顺风顺水。在他34岁那年，公司的年会上，老板成从武喝了点酒，雄心勃勃地举杯宣誓：“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四维图新，是百度，干掉百度。”那几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兴起，高德传统的车载导航业务正在被手机蚕食。成从武是看到了手机地图的市场。
百度和高德在手机地图市场交火时，两家公司互相挖人，作为经验丰富的业务人才，方勇成了这场战争的受益者。不断有猎头找他，开出高薪、高title。在两边的拉扯中，方勇的职级和待遇也水涨船高。
到了2014年，高德地图开年的战略会上，成从武讲话讲了一半，突然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的时候，他通知所有人：我们被阿里巴巴收购了。
“大家都很高兴，阿里是大盘子，互联网顶级了。我们成为阿里一员，每个人都觉得挺好的。”方勇说。他也在这次并购中尝到了甜头。当时高德在纳斯达克的股价15、16美金，阿里按照21美金收购。高德私有化退市，持有高德股票的管理层个人财富大涨。
但并购带来的兴奋感还没持续多久，整合引发的人事震荡就来了。
收购高德的4个月之后，阿里巴巴又收购了手机浏览器UC，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战争储备军火。随后，成从武退居特别顾问，2015年3月，陆兆禧正式“传位”给原UC CEO俞永福。方勇还记得，交接的那天，成从武说自己要撤了，俞永福穿着大短裤，站在一旁，精神奕奕。
俞永福执掌高德之后，对高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业务整合。阿里对于高德没有盈利诉求，因此一些传统的业务部门被解散掉，或是与其他部门合并。工作量不饱和的被压缩，各部门都开始减员。
方勇原本以为凭他的资历，离开高德找下一份工作应该毫不费力，但这段失业的时间整整持续了8个月。
期间有一些总监级的工作找到他，但方勇不愿意接受降职减薪，“我说总监就不要跟我谈。”这加剧了他找工作的难度。一方面，他已经超过了职场的黄金年龄，另一方面，越是高端的职位越不好找，“坑比较少了。”方勇说。
在职场的跑道转换中，这是中年人的尴尬。
“这种人（中年人）是最容易被清洗出去的。你的性价比是下降的。”戴尔亚太区前销售总监张思宏对36氪回忆，在他离开戴尔前一年，IT行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整体开始不景气，本土电脑品牌崛起，分割了老牌外企的蛋糕。双重夹击下，戴尔公司在中国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控制成本，他们组织了一次裁员。
被裁掉的大部分是中年人。带领着一个规模不等的团队。他们的精力、学习能力已经不如年轻人，却是公司最昂贵的人事资产。
一个40出头、在戴尔呆了8年的中层管理者，在被通知裁员后面无表情地询问赔偿金。为了体面，刻意表演着镇定。最后，这名员工还是没忍住，质问张思宏：你今天做的这些事，就没想到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我能懂，但我也觉得很遗憾，他还没有参透这个游戏。”张思宏说。他被委派了5%的裁员任务，而这位员工所在的部门中，他年龄最大，拿着除了经理外最高的薪酬。“我也挣扎了半天，实在没办法。我不干掉他，我就会被干掉。”张思宏说。
在张思宏看来，大部分人到了中年，处境就会比较尴尬。一旦在行业下沉、公司业务收缩，或是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被“甩包袱”出去。
与十年前戴尔那个时代相比，如今职场里中年人的尴尬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行业更迭、风口变换要快得多。
方勇感到后悔，2015年，滴滴曾经找过他，开出不错的职位和薪水，被他拒绝了。“（当时）我没有任何离开的理由，我们做得蒸蒸日上，我怎么可能跑。搞得我非常被动。”方勇说。
这个时代，个人的职场沉浮，会随着新公司新行业新业务的缺人风口而上升，但这个时代的变化超出以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风口停了、寒冬来了、公司合并了、业务转型了。
即使你目前一切顺利，但隐隐的，你不感到焦虑吗？
关于“中年危机”调查的回答
02 职业倦怠、焦虑和转型
当我们在这个时代谈论中年危机，我们在谈论什么？
京东金融风控负责人张翀第一次感到中年危机，也是35岁前夕。那个时候，他已经在银行工作了9年，职位只升了1级半。他发现很多公司的招聘都截止到35岁，过了这个年龄，在一些岗位上的竞争力就下降了。他想离开银行，去互联网公司拼一拼，却又担心无法适应体制外的工作节奏。
他知道，“体制外”的工作节奏有多快。在银行之前，张翀还曾在华为工作过2年。他还记得入职第一天，一位老员工带着他，去小卖部买了一个床垫。小时候坐仰卧起坐用的那一种，可以折成三折，加班的时候在工位下面铺开，躺倒就睡。张翀身高180，脚会露在垫子外面。
IT行业不景气之后，张思宏从戴尔跳槽到了亚马逊，担任亚马逊（中国）负责客户维护的副总裁。这是张思宏外企职业生涯的巅峰。但不久张思宏认识到，在本土公司的夹击下，外企整体在中国市场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包括亚马逊。
乐视危机爆发之前，46岁的张思宏从亚马逊跳到了乐视控股。那个时候，亚马逊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张思宏认为外企真的不行了，他想去民企看一看其中的原因。
张翀则跳槽到了京东金融。一些行业在下沉，另一些被催化成为新的行业风口，张翀是幸运的那个。就在张翀犹豫换工作的那两年，AI及大数据兴起，他的研究领域数据分析，一夜间成为了整个互联网都在搭建的基础能力。张翀自己也被这个大潮托起来，成了猎头抢夺的紧俏人才。
毫无疑问，转换跑道会给人带来新的刺激和活力。
跳到京东后，张翀感觉自己进入了职场的上升期。他管理着一个12个人的团队，每天的日程里排满了大大小小的会。只从是业务岗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让他稍微感到有些不适应。“你会觉得，我这一天除了开会，没干什么事啊。”
与银行相比，张翀认为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更加摆在明面上。在银行的时候，大家平时其乐融融，一到晋升，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互联网公司，大家机会更多，虽然看起来竞争也更频繁，冲突更多。
进入了互联网这种新行业、本土企业，焦虑并不会停止，并不等于happy ending。
阿里巴巴的HR曾在公开课里讲过一个例子。一个曾经优秀的“阿里铁军”，在阿里巴巴上市之后，手里股权套现、财务自由了。之后，工作不再上心，表现大不如前，关心的事情，变成了喝茶玩玉。即使经过了跟HR谈话、转岗之后，也没有进展。
这对部分互联网业中层是个共通问题：人到中年，财务自由或者至少有车有房，为什么还要拼搏？
人到中年的倦怠感，可能都是类似的。张思宏35岁刚刚“中年危机”时，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他每周都要去看心理医生。最后医生劝他不要再来了，“把他也搞郁闷了。”张思宏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发生。他一路升迁，从可口可乐销售市场部经理，一直做到戴尔亚太区销售运作业务部总监。但忽然之间，工作无法让他获得成就感了，加薪变成了一种数字游戏。
“你爬那座山，突然要接近山顶，回头看，不知道为什么爬山了。”张思宏说。
这个时代的公司，其实很难容忍种倦怠。
最终，那个财务自由、变得爱喝茶玩玉的阿里中层，被请出了阿里。
今年上半年，华为因裁撤34岁以上老员工受到质疑，张翀认为，很多人曲解了华为的“狼性”文化。加班虽然辛苦，但华为那个时候还有个口号，“3年买房，5年买车。”那是2000年左右，房价还没涨上来，张翀就在华为期间买的房。他省吃俭用，基本拿得出首付。
他离开华为的时候26岁，认为有些老员工确实像任正非说的，“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总要调整人员配比，给年轻人机会。
进入京东金融后，张翀的知识更新焦虑加剧了。
在华为的时候，一位同时兼有管理和专业职级的老领导曾经告诫张翀：一定要专业傍身。管理者的身份随时有可能被撤换，但业务尖子，是不愁没有出路的。张翀的职业理想，就是成为业务顶级的管理者。
但现在，张翀有点担心自己的知识过时。毕业10年，张翀接触到的计算机语言换了十几种。20多岁的时候，他曾经一周时间学会了一门语言。而现在，他的记忆力不比从前，也没有那么高的学习新语言的热情了。“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学的语言，可能是一个下场。”
“向年轻人学习。”最近回母校演讲、给师弟师妹们人生建议时，美团王兴也这么说。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让张翀感到忧虑。不久前，他设计了一个智能化数据分析工具，把原本需要人工花费大半天时间去做的一些计算，由机器按照流程跑一遍就能完成了。这个工具减轻了分析师的工作负担，他的下属们都很开心。但张翀没有告诉他们的是，“这个东西是后面跑着的一只狼，他们如果跑的不快就被吃掉了。”
最近几年，有太多的岗位已经被技术“吃掉”了，张翀说。互联网金融“吃掉”了银行，电商“吃掉”了商场。不久前，京东开发无人车送货，目前在封闭环境内已经可以实现。成本测算后，每单比人工还要低25%。而现在，他们自己开发的金融产品，也正在取代分析师的工作。张翀不禁想，会不会有一天，他们“自己被自己的技术取代”。
03 健康、家庭和人生，哪有什么一劳永逸
Linkedin中国的CEO沈博阳也在今年离职。他这样谈论这段经历：“曾经沧海，对跨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发展不看好。搞清楚定位，踏踏实实做做进出口生意，其实挺好。”并且建议：“但凡有能力的中国职场人，有机会多创业，自己说了算，海阔天空。”
但创业是把双刃剑。
张磊创业三次，前后8年，没有感到倦怠，没有感到被年轻人为业，没有感到后悔过，直到他39岁的今年。
张磊的第三次创业，做的是玩家交易虚拟游戏工具的平台，今年7月份开始ICO。ICO市场相当疯狂，到了今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公告，认定ICO为非法集资。
当天，张磊和三位合伙人关在会议室，整整一天，什么都没吃，相互指责。情绪平静后，他们又开始互相道歉，商讨方案。最后他们决定，尽快办理清退，以后再也不碰ICO了。在此之前的2天，他们为了“托市”投了1000多万进去，也权当交学费了。
开完会已经是凌晨3、4点，张磊铺开睡袋，在会议室的地板上躺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基本世界开始发公告、办清退。十几个投资群瞬间爆了，骂声载道。客服招架不住，张磊亲自上阵，安抚“散户”们的情绪。最多的时候，他1个小时内要回复2000条留言。
因为过度的疲劳和紧张，张磊开始出现头晕、心跳的症状。他去医院检查，甲状腺激素超标19倍，心跳、血压都高出正常值。他原本打算回公司输液，但医生不让他走，“你要走我叫保安。”
病房外临时加了一张床，张磊躺着上面，大大小小的药液，输了14袋。值班医生半夜来看他，撂下一句话，“命都不要了。”那个时候，张磊躺在病床上，第一次对创业感到后悔。
30多岁的时候，张磊认为创业乐趣无穷，“与天斗、与人斗，尤其与自己斗。”
经历了这次危机，他才觉得，创业其实不适合中年人。当初他创业的时候，全家人集体反对。女儿5岁了，他基本没怎么尽过义务。现在生病住院，也不敢跟妻子讲，“家里快给我开除了。”
“折腾家庭，折腾自己，最后可能把命也搭进去。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我一定不会创业。”张磊说。
在医院呆了12个小时后，张磊输完液，又回到了公司。项目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处理。此外，他与36氪的采访也约在了这一天。就在我来之前的大约半个小时，张磊说，他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晕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最后是电话叫醒了他。
39岁生日之前，张磊去了一趟雍和宫。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这一点无法用钱解决，他甚至都没有时间陪他们。为此张磊常常感到自责，却无能为力。“钱解决不了，就烧香拜佛，觉得自己年龄真大了。”张磊说。
办理完基本世界的清退之后，张磊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好好睡上一觉，然后陪妻子看一场电影。他已经两周没回过家了。
张磊身边的很多中年夫妻，因为缺乏沟通，感情变得十分凉薄。而中年的创业者，矛盾就更加突出。“赚钱争吵、亏钱争吵，因为时间会争吵，因为孩子会争吵，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争吵。”张磊说。
这种长期的紧张关系，导致的一个可能性的结果就是婚内出轨。一段不正常的关系持续几个月，最长2、3年，然后用一笔钱解决所有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张磊认为这也是一些中年人排解危机的方式，虽然这种关系本身也会为他们带来烦恼。“这个一旦解决问题之后，人就正常了。”张磊说。
当然，钱仍然是很多中年人焦虑的原因。张磊曾经在海淀一所小学的环廊里，亲眼目睹一位父亲为了孩子升学给校长下跪。这个父亲一定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张磊心想，没有钱的中年人太难了。
这个时代与之前的不同之处，也在于，在城镇化、小城居民涌向大城市时，没有房产，周围没有亲人熟人帮衬，一切都要靠自己挣得。而大城市里，无论是教育，还是房产，都不便宜，甚至堪称昂贵。
到了中年，负担更加一层。
离开高德的前一年，方勇买了学区房。7万一平米的老房子，“又小又破”。他花光了他的积蓄，每个月还有2万多元的按揭。离开高德后，这笔钱成了问题。方勇认为，这是中国中产阶级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一旦出现一些变故，一下就跌倒底层。”
不久前，方勇刚刚过了40岁生日。岳父岳母做了一桌菜，全家人一起吃了个团圆饭。这并没能让方勇的情绪好一点，他知道年长一岁，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又下降了一格。而这不仅仅关系到他自己，还关系到整个家庭。“失业了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20多失业大不了啃老去。现在不是你啃老，是老来啃你。”方勇说。
索性，他手里还有一些阿里的股票。刚离开高德的时候，阿里因为“假货”风波，股价正值洼地。他等到价格稍微回升了一些，一股脑儿全卖了。如今，这些股票比他卖的时候溢价了70%。
“这时候你就得认命，特别寸。”方勇对36氪说。
方勇最终也接受了薪酬的下降。离开高德8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新东家是他从前的一个客户，热情相邀，但开出的薪水是高德时期的一半。
方勇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实在太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提供一些安全感了。但与赋闲在家相比，接受这份工作是另外一种焦虑：“你接受你不再上升，接受你下降，发现你人生的顶点已经走完了，开始走下坡路了。这非常可怕。”方勇说，“我希望我永远在上坡。到了顶点，第二天我就死了。”
钱、薪水，对中年人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这在这个时代之所以看起来如此重要，是不是因为社会剧变、行业剧变带来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对钱和职业前景的恐慌？
张思宏的心态可能更气定神闲一些。从35岁开始，他已经陆陆续续十多年，到几所大学代MBA课程。他写了一篇对比乐视和亚马逊的稿子，阴差阳错成了半个职场“网红”，这让更多人的人来邀约他分享。
他从北京搬到厦门，在几所大学的MBA中心做客座教授，同时做咨询，写文章，去全国各地分享。今年上半年，张思宏总共出差140多次，比他在亚马逊期间还频繁。
讲课获得的收入还不错，但很难同亚马逊期间相比。“你要有成熟心态，选择这种生活，意味着必将失去一些东西。”
张思宏活到46岁的人生经验是：职场中最大的谎言就是财务自由。“一定要在你的文章里驳斥这个观点——”他提醒我，“钱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欲望是随时上升的。”而焦虑与欲望相伴，中年人的危机永远不会解除。
创业者张磊看来，这一代中年人的危机，与上一代已经全然不同。上一代中年人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物质不够丰裕。而这一代的中年人，很多人的危机来自于自我价值的实现。“难度太大了，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憋着，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激烈爆发。”张磊说。
中国的这一代人，在剧烈的社会财富增长带来了强自我期待下，在孤身从小城镇来到大城市、脱离原有亲友乡邻带来的心理支持时，中年危机的强烈程度，相较此前，是成倍的。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成了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你只能想法调试。转行也好，创业折腾也好，寻求帮助也好，自我疏解也好，你别无他法。
为何中国人的“中年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一些人突然发现，未来40岁失业比实现财务自由的可能性高。
2、“中年危机”不仅是心理问题，也是社会进步的副产品。
中年危机，一直是今年的热门话题。从“1988的中年女子”，“34岁老来得子”到“保温杯泡枸杞”，再到“人到中年 职场半坡”，中年危机弥漫网络。如果说关于“1988年的中年女子”和“保温杯”的讨论更多是调侃、自嘲和不甘，那么关于职场中年危机的讨论则显得悲情而严肃。
与职场危机相伴的中年危机，让人笑不出来
“分析心理学”的奠基者荣格，把人类35岁-40岁之后的阶段定义为“中年时期”，不过“中年危机”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上的概念，年龄的划分从来不是机械、固定的。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你所拥有的一切，家庭、工作、财富，看似美好坚固，但你已有些力不从心；你怀疑人生前半场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你感到虚无。”
为了逃离这种虚无感，一些中年男人会选择换种活法——植发、买车、出轨、找初恋，人们在影视剧中看到这些桥段时，也常常会心一笑。
不过，《人到中年 职场半坡》这篇爆款文却让人们发现，现在的中年危机竟不是事业有成后的虚无感，而是“原本一手好牌，转眼就业困难”的中年焦虑：部门整合时，“可以接管团队，但不可能接管一个老大”；裁人时，先想到的是你，毕竟雇你的成本可以雇好几个有活力的年轻人；再就业时的处境也十分尴尬，自己不愿意接受降职降薪，企业对40岁以上的应聘者格外挑剔……
当中年危机以“34岁老来得子”的面目出现时，80后、90后还能笑着调侃，甚至还会有些不落俗套的傲娇，但面对“70后”再就业困难的中年危机，80后、90后却笑不出——热文中的管理者都是职场中的优胜者，有家庭、有房产、有积蓄，一旦失业依然非常窘迫；大多数“80后”“90后”注定是普通人，自己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履历没他们好，积蓄没他们多，上有老下有小——失业，真是一件不敢想的事。
“中年危机”是心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过去，人们常从心理角度分析中年危机。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埃利奥特·贾克斯发表《死亡与中年危机》一文，他指出到了中年，人开始清醒认识到死亡的存在与不可回避性，死亡意识让生活变得无意义，并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内在焦虑与恐慌，进而引发中年危机。
还有学者认为，中年危机是人生的必经阶段——人的幸福感是一条U型曲线，年轻时过度乐观，中年时总有遗憾，老了心境平和。2014年的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中年人的幸福感——或者说是经济学家所称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下降一般发生在40岁到42岁之间。
然而，“中年危机”不仅是心理问题，也是社会进步的副产品。在农业和手工业占主导的社会，年龄大意味着有经验和技术，中老年人会受到尊重，生活也非常有意义；但到了讲究效率和速度的工业社会，年轻则成为优势。
几十年前，社会学家潘光旦就发现了这一趋势，“医学的发达与工业机械化是近代文明进步的两大柱石。但从劳动界老人的角度看，它们却是一副夹棍，把老人们夹在中间。一边，医学把他们的寿命延长了20岁；另一边，到了40岁光景，工业已经硬把他们当作老者，要他们退休。”
现在，中老年人面临的就业问题更大。首先，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跨行转岗越来越难，过去一个手工业者经过简单培训就能成为一个纺织工人，但一个卡车司机经过怎么样的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程序员呢？
其次，传统教育是面向过去知识的总结，而IT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知识、产品迭代速度加快，有科技人士指出，从一项新技术被引入到它对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大概只需要5-7年，靠大学教育就能保终生就业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招聘平台“Hired”的调查显示，高新技术行业的从业者到了45岁，就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机会急剧减少，越来越多的薪酬报告表明，45岁后他们的收入会走下坡路，等到了五六十岁，他们的薪酬将和“千禧一代”相差无几。
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不仅是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也开始被机器人所取代。麦肯锡2016年的报告，由人类完成的45%的工作，未来将可能实现自动化。如果某个行业开始大规模普及机器人，不仅是中年人，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也可能离开校园即失业。
自动驾驶的长途运载交通工具已然出现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了
应对职场里的中年焦虑，不能光靠个人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都应该不断学习，图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不过，如前文所说，中年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危机的背后还有社会因素，应对职场里的中年危机不能光靠个人。
失业保险制度，是解决失业劳动者基本生活，为他们再就业提供帮助的一项制度。好的失业保险制度，能有效缓解职场人士对失业的焦虑。我国当然也有失业保险制度，存下的钱还在不断增长（截止到2016年，失业保险累计结存5333亿元），但领取率却很低——失业保险领取率仅1.3%（近五年一直保持在1.2%-1.3%之间）。
领取比例这么低，除了手续繁琐，还因为支付标准太低。在中国，不管你交了多少失业保险，领取一般以当地最低工资为参照系（90%左右），而对于失业前收入较高的白领来说，当地的最低工资根本无法满足家庭正常开支，这相当于没有失业保障，普通就业者自然一想到失业就焦虑，一旦失业就要马不停蹄的找新的工作，无暇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
而在发达国家，个人领取的失业金一般与个人的工资水平挂钩和职业培训挂钩，失业保险一般能达到失业前月工资的60%左右，如果失业者有孩子，拿到的失业保险金还能更多；如果接受职业培训，拿保险的期限也会延长，在这种情况下，失业者自然没那么焦虑。
我国失业保险对失业者的帮助效果有限
此外，在制定税收政策时，政府也应该考虑到中产阶层的负担。社科院2015年对中产人士的一项调查显示，16％的中产人士声称他们的缴税“很大幅度增加”，54.9％是“较大幅度增加”，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产人士减免部分税收，让他们多积累一些财富，也缓解他们的中年焦虑。
除了政府，公司也能有所作为。有美国学者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应认识到老中青三代员工结合的价值，老员工的经验不会那么快落伍，对老员工进行技能培训的收益可能会更大，当然老员工也要积极向年轻人学习，不要倚老卖老……
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缓解中年焦虑，不仅要靠自己，也需要制度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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