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锡嘉:人生如戏,但不可入戏太深
苏锡嘉教授早年曾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作为资深戏迷,但凡有内地京昆和评弹剧团到港演出,几乎每次必看。身为观众里少有的年轻人,他还常常在剧场看到不少名人,出现最频繁的便是金庸。在本期苏氏漫谈中,苏教授如数家珍般地讲述了他的戏曲故事,并由此感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里戏外,每个人都应守住自己扮演的角色,切不可入戏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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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香港开发了一个西九龙文化区,包括一个壮观先进的剧院,叫香港戏曲中心,专门用于各种戏曲的演出。有趣的是,戏曲中心的英文名叫Hong Kong Xi Qu Centre。在英文应用普遍的香港,居然找不出能够对应戏曲的英文词,可见戏曲是非常具中国特色的表演形式。
中国的戏曲包含戏剧和曲艺,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显然不是一个英文词drama可以涵盖的。虽然中国戏曲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早,但元代杂剧毫无疑问是中国戏曲真正成熟的一个高峰,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都诞生在元代。明清两朝赓续前人的辉煌,又出现了《牡丹亭》(汤显祖)、《桃花扇》(孔尚任)、《长生殿》(洪昇)等杰作,至今还时不时被人翻演。
与今天的戏剧不同,早年的戏剧剧本本身往往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读起来赏心悦目,文采斐然。在国外,莎士比亚(还有莫里哀、萧伯纳等人)的剧本也是文学经典,光耀千古。好的剧本不仅要有文采,也要在情节构造和人物安排上考虑舞台呈现的需要。所以优秀的剧作者要兼有文学修养和舞台演出经验。正如民初剧作家翁偶虹的夫子自道:“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也曾粉墨敷面,也曾朱墨为文。”他写的《锁麟囊》剧本既便于演员行腔,又文辞优美:“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读来朗朗上口。
相比之下,今天大部分剧本的文学性似乎已大不如前,即便是戏剧名家如曹禺、老舍、魏明伦的剧作也很少被人当文学作品来颂读,与这些作品在舞台上引起的轰动和赞誉完全不相匹配。我以为,产生这一反差的可能原因是现代舞台的表现手法随着声光电技术的进步和多功能舞台的发展而大为丰富,剧本的文学性在打动观众上不再起压倒性的作用。
从一些前辈文人对民国时代童年生活的回忆(如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汪曾祺的《说戏》)可以看出,看戏是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中国农村,一场大戏就是一个盛世节日。在民间,戏剧大体承担了普及历史知识和灌输道德教化的功能。旧时没有受过基础教育的底层民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和对忠奸善恶的判断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戏剧舞台。白脸的曹操,红脸的关公,一奸一忠,这个案在底层老百姓那里是很难翻过来的。
我早年曾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但凡有内地京昆和评弹剧团来港演出,几乎是每次必看。在香港看这类演出最大的好处,是让你觉得自己年轻,因为观众中少有年轻人。来看戏的多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蹒跚而行。混迹于遗老遗少中,几不知今日何日,恍若隔世。观众以京津和江浙人士居多,其中不乏名人。出现最频繁的是金庸(也许是我能认出的名人太少),几乎每次都见到。看演出其实也是老人相聚、互报平安的一种方式。
虽然各地有各地的剧种,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京剧却毫无疑问是最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戏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京剧演出空前绝后的高峰,可谓是名家辈出,各有所好。民众热爱看戏,报纸热衷评戏,文人喜好捧角。各种排名、各种雅号充斥版面,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四大须生”“四大名旦”。
1931年6月,上海名人杜月笙借杜氏祠堂落成,在上海浦东高桥举办了一场举国轰动的堂会。杜遍邀南北京剧名角,把当时国内的知名演员几乎是一网打尽,到场的大牌有57位之多。有些资深演员如龚云甫、杨小楼据说连超级戏迷慈禧都不一定能请出来。三天的演出不仅让有幸到场观看的人大呼过瘾,也成就了中国戏剧史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到今天只留下一张合影让我们追念。在这张合影中梅兰芳只能站在第二排,而神话创造者杜月笙本人却只出现在了照片后排不起眼的地方。大亨之所以成为大亨,自有其道理。要得到“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的奉承,除了心狠手辣,还要有收服天下、笼络人心的手段。
余生也晚,童年已是样板戏铺天盖地的时代,所谓“八亿人民八台戏”。每天反反复复灌在耳朵里的就是那几出戏,尤其是最早问世的《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几乎是人人会念会唱,演出中的任何差错或改动都瞒不过观众听众。小孩嬉戏,开口都是样板戏里的台词:“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稚童好像都爱模仿反派人物)。
文革后百废待兴,戏剧也不例外。文革大幕落下,许多知名演员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这时大家才知道周信芳、马连良、言慧珠、裘盛戎等名家都没能熬过来,而幸存于世的老一辈演员如俞振飞、谭富英、童芷苓等都已过了鼎盛时期,氍毹上再难重现辉煌。上世纪80年代中,我曾短暂在上海电视台做过一点咨询工作。有一次,在电视台的大演播厅看到俞振飞先生正在边上候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直让人替他担心如何还能上场演戏。谁知不一会灯光亮乐声起,俞先生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又演又唱,头牌小生的风范隐隐约约又回来了,让边上的人惊喜不已。仅仅十几分钟后,气喘吁吁的俞先生演不下去了,由助手搀下台休息。老人的脸上满是对舞台的眷恋和盛年不再的无奈。
老一辈名家虽然淡去,他们的后代中有志继承父业的还不少,这些所谓的“世家演员”虽未必有父辈的天赋和努力,但多少满足了观众追念前人的心愿。90年代北京京剧院组团访演台湾,引起极大的轰动。梅葆玖上场,施施然边走边舞,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带有乃父的神韵,观众看呆了,觉得活脱脱又一个梅老板来了。但梅葆玖一开口唱起来,观众立刻从天上回到人间,直言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倒是从北京战友文工团征借来的叶少兰得到了观众的交口称赞,据说与鼎盛时期的叶盛兰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世纪90年代中起,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十多年,学校有一个中国文化中心,振兴弘扬京昆剧是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主持中心的郑培凯教授人脉深广,请来白先勇先生和青春版《牡丹亭》的全套班子驻扎在学校,讲座、座谈、演出,一场接一场。中心还遍邀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京昆名家来访问交流。先后来访的演员我还能记得起来的有华文漪、岳美缇、蔡正仁、计镇华、马长礼、裴艳玲、汪世瑜、张继青、魏海敏等。能在台下向这些名家高人随意请教,至今怀想仍觉得运气好到不可思议。我曾和马长礼先生调侃:您演了这么多角色,能让全国人民念念不忘的还就是一个刁德一。他闻言大笑,点头称是,还告诉我他童年学戏的种种不易。
虽然我对相关人士为中国传统戏曲救亡继绝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不胜钦佩,但私心里以为,振兴中国传统戏曲、重现当年辉煌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代不同了,对传统戏曲认同的文化基础已不复存在。我幼时,邻居的一个小孩啼闹不止,哭声震天。有邻居不堪其扰,抱怨了一句:你养了一个金少山啊!一众邻居轰然大笑。今天还有多少人把京剧演员挂在嘴上?这种把戏剧化入日常生活的群众基础早已荡然无存,振兴戏曲从何谈起?更何况今天娱乐的方式如此多元丰富、变化迭代如此快速,像京剧这种高度程式化、虚拟化的表演实在难以让年轻人产生共鸣。少数人孜孜以求,多数人似有所闻,中国戏剧未来的景象大体如此。
我一向以为,提高产品质量的关键不在于生产者的上进而在于消费者的苛求。试想一下,如果消费者只想要好产品、对好产品有足够的鉴赏能力且愿意为好产品支付溢价,生产者怎么会没有动力去提高产品质量?同理,好的戏剧、好的演员必须有识货的观众来造就。观众越内行越挑剔,演员便越卖力越认真。旧时,演员最怕的是在演出时被观众喝倒彩;倒彩意味着台上的演出出错了,倒彩是棒喝,也是羞辱。据说有一位名演员在台上无端被人喝倒彩,回到后台百思不得其解:我没有出错呀?于是让管事的去找这位观众询问。观众答道:你今天在台上走楼梯,上楼走了八步,下楼走了七步,这是什么楼梯?有观众挑剔如此,不由得你不兢兢业业。
观影看戏,最烦有人剧透。早早知道了结果,少了多少猜测剧情进展和结局的乐趣!但看京剧(或按更传统的说法,听京戏)大为不同,进剧场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剧情的,很多观众可能已经看了不知多少次。每一个细节都了然于胸。连戏迷都算不上的我,《锁麟囊》一剧在剧场就看了两三次。情节既然不再是重点,关注的自然是演员的表演。某一个演员在哪里展示了什么绝活,哪个唱腔今天有什么变化,哪个动作刚才有没有表演到位,久久不愿散去的观众围绕这些话题可以争论很久很久。所以,演员不仅活在舞台上,也活在观众心目中。
由观众而戏迷,由戏迷而票友,由票友而下海成专业演员,这或许是戏剧爱好者的终极进阶之路。然而,当戏迷容易,自己粉墨登场当票友就不那么容易了。有师有伴有心有闲之外,多少还要有点天赋,有点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愿意在晚会上走上舞台,面对一群外行唱一段绝大多数人根本听不懂的京剧的,实在值得我们膜拜和尊敬。当然,票友也不是没有回报的。同道的一声叫好,观众的一片掌声,都是一帖抚慰心灵的补药。我的老邻居也是我尊敬的长辈林老师,是京剧老生行当的票友。她年过九十,健康欠佳,只有京胡和鼓点响起来才能让她神采重现。
票友如果还想进剧场演出,除了天赋还要有一定的财力。如果票友不仅要进剧场演出,还要有专业演员为他/她配戏,对财力和人缘的要求就更高了。毕竟,爱惜羽毛的专业演员轻易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声誉押在舞台表现难有保障的业余演员身上。让声誉卓著、名满天下的知名专业演员来配戏是所有票友的终极梦想,能做到的似乎只有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和文化界名流张伯驹。票友下海成专业演员,除少数特别有天赋的(如俞振飞、程砚秋),结局往往都不是很愉快。观众对票友和专业演员的衡量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前者尽可以宽容,对后者则非苛评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眼界和品位。
细想起来,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其实都在戏里,都在社会和组织体系中扮演着某种角色。守住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不出戏,不串戏,不抢戏,大概也是避免失败需要遵循的原则。一个有趣的反例是上海的多伦股份公司。2015年在互联网个人消费金融(即P2P)热门的时候,多伦居然把公司名字直接改为“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主业从建筑卫生陶瓷改成互联网金融。是不是很像一个铜锤花脸看到《杨门女将》《锁麟囊》大火,毅然宣布改唱旦角?抢戏到这个份上,失败是必然的。经历了两年亏损后,在舆论和监管的压力下,公司名字不得不悻悻然改成“岩石股份”。令人不解的是,第一次改名带来股价6个涨停板,第二次改名又带来2个涨停板。也就是说,改唱旦角虽然没有成功,慕名来投怀送抱的美女还是不绝于途。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抢戏!
入戏太深,不能自拔是戏剧演员的另一个大忌。试想一下,一个扮演皇上、扮演宰相的演员忘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在大幕落下以后还以戏中的身份自居、行事,或者走上舞台还跳不出上一出戏中的角色,处处碰壁人人嘲笑恐怕是必然的结果。同理,坐上企业管理的高位,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只是一个过客,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坐上众人仰慕的高位是责任,离开万众瞩目的中心是必然,离开了就应该放下,顾盼流连就有点入戏过深了。在管理职位上做出的任何成就,反复念叨在自己嘴里是笑话,经久流传在别人口中才是赞誉。
乐视的贾跃亭或许就是一个入戏太深的演员。他创造了一个“生态化反”的魔幻概念,开始大概只是想以新奇概念吸引舆论与投资者,说着说着就当真了。为了自圆其说,泡泡越吹越大,自己似乎也相信了。最后是骗人又骗己,坑人也坑己,活生生把乐视做死,把一大群供应商拖进无底深渊,自己也有国难归,落一身骂名,翻身无日。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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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潜彬思
责任编辑 |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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