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青年 ▏赵栩:波兰之行结束,保护环境之旅仍在继续!
项目成员简介
我叫赵栩,目前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专业。2018年的12月注定是对我意义非凡的一个月。奔赴波兰,前往此刻全世界的焦点中心——卡托维茨——让我倍加兴奋。一直以来我都密切关注环保问题,现在能够身处全球商讨对策的中心,亲眼见证各国代表讨论、磋商,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亲身参与了这一国际大会之后,我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关键角色和重要努力有了自己的感悟。同时,我还在本次大会上看到了青年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代会比现在做得更好,人类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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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第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久前刚在波兰的卡托维茨落下帷幕,它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届缔约方会议(the 24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COP24),是最重要的国际气候谈判之一。一直以来,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围绕着两大议题展开: 一是发达国家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是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全球气候制度的核心是国家行动责任的分配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在实际应用中,《框架公约》的执行协定《京都议定书》就此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分为二,要求发达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相应行动。1997年在日本京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被认为是实现全球减排体系的第一步,但同时也因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太过死板、总体控制措施过于宽松而遭到诟病,因此才有了后来2015年签订、2016年生效的《巴黎协定》。
本届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的重点是落实《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敲定一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规则手册”。与《京都议定书》把减排重担都交给发达国家的“一刀切”做法不同,《巴黎协定》启动国家自主贡献预案,无论是发达国家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印中,都将遵循“衡量、报告和核实”的公开透明体系。这一举措将所有国家都纳入了保护地球生态、确保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中。
《巴黎协定》的最大贡献在于明确了全球共同追求的“硬指标”,即2℃温控目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如果气温升高超过2℃这个临界点,将导致不可逆转的气候灾难。气候变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巨大而深远,而且这一影响是全球性的,牵一发则动全身,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正是因为气候变化如此重要,从1997年签订《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12月巴厘会议召开并初步确定后京都路线图,再到2009年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续方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直至2011年12月艰难建立起“德班平台”,和2012年为落实“德班平台”的多哈回合谈判,国际社会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求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努力
中国的影响力
据我了解,外界对选择波兰,特别是卡托维茨,作为本次COP24的承办方其实是颇有微词的。一方面认为波兰对改变能源结构作出的努力还不够(截止到2013年,波兰88%的电力还是依靠化石能源(煤炭)发电;2011年波兰还力排众议,拒绝了欧盟提出的2050年排放目标),另一方面诟病地处波兰南部西里西亚省的小城卡托维茨是波兰煤都,使得波兰也一度排在欧洲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首。但其实卡托维茨在生态环境恢复方面作出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通过数十年的政策调整与节能减排,波兰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波兰超额完成“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32%,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大幅减少,卡托维茨的森林覆盖率达40%。因此我认为选择在卡托维茨举办COP24是非常有意义的——只有经历过惨痛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地方,才明白治理全球气候问题的刻不容缓。同时,这一成果也为其他煤炭占主导能源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也证实了改变与转型是可能的。
《经济学人》拿三个月前在曼谷举行的会议作比,评论道“卡托维茨比曼谷冷,但讨论热度分毫不减。这也回到了本届COP24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各方利益角逐、迟迟讨论不出结果。应该认识到,在缔约方会议这样的国际合作性会议上,由于各方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利益博弈激烈复杂,因此稍有分歧便很可能会导致整个谈判停滞。正因为此便格外凸显引领者的作用。在之前的气候谈判中,中国的影响力一直受到美国及欧盟的抗衡。气候变化议题起源于西方,气候变化议题的主导权也一直在西方国家手中。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掌握着资金和技术,因此也就掌握着分配、甚至转移减排责任的主动权。
随着英国脱欧、西方经济不景气、欧盟深陷多重危机,世界面临新一轮“逆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的风险,这些都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一夜之间让全世界关心气候变化的人信心尽失。各国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相继抬头,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
面对美国的退出,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和政策行动不会改变”。近年来,中国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以自身的积极行动,坚定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渐显现。《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撰文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权力掮客,帮助填补了特朗普去年决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的领导真空。”对此,国际社会纷纷出现期待中国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引领者的呼声,但也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
支持者普遍认为,中国有能力担当起“引领者”的角色。西方国家的不作为、少作为削弱了欧美国家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相较而言,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没有动摇,在落实《巴黎协定》、开展自主节能减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投资等方面的行动积极有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庄贵阳;薄凡;张靖, 2018)。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把引领气候治理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写进党的报告,指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环境政策在“十三五”计划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拿出200亿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现已批准加入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并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
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煤电大国的中国尚称不上是环保主义先锋。尤其是,中国在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和历史总量上都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依然享受着《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豁免待遇,使得不少人呼吁“有区别的责任”不应只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应区别对待。此外,中国现行的碳配额交易机制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采集体系,很可能成为一个无效的市场机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让不少投机分子有机可图,许多小公司完全依靠补助过活,导致今年中国政府不得不大幅削减可再生能源补贴,交由市场竞争来优胜劣汰。批评者还指出,中国在努力做到自身绿色发展、能源转型的同时,却把煤炭负担转嫁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外的环保形象和在气候谈判中的影响力。例如,作为中国领导人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大举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这其中就包括各大燃煤电厂。中国对外投资与援助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要求中国转换身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呼声和预期。
与此同时,在一旁的国家馆,每一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边会(side events)。中国角布置简单,每天的会议却精彩纷呈。12月4日有碳汇基金会的“多功能碳汇交易促进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12月5日,科技部作了“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和“三级环境与气候变化”两场报告,下午还有波兰、马其顿和我国的NGO介绍他们的行动。12月7日是气候中心和战略处的“应对气候变化地方行动”、气候中心和中新社的“气候传播”、综合处的“CCUS实践与展望”。据生态环境部,“中国角”共举办了25场边会,主题涉及低碳发展、碳市场、可再生能源、南南合作、气候投资、森林碳汇、NGO行动等领域,力求全面、立体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行动和成就。其中,在12月5日科技部举办的“三级环境与气候变化”上,专家学者们围绕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这三极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的现状、面临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学术交流。
独特的“人民席位”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开幕式的亮点——“人民席位”(people’s seat)。人民席位旨在通过数字虚拟技术和社交网络联通大会和普罗大众,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发表他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见并被听到。倡导者之一大卫·阿滕伯勒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发布了一个视频,邀请观众分享他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有影响力的人也将在社交媒体上使用民意调查和#TakeYourSeat标签来收集人们的经验和意见。我认为这个活动在社交媒体时代非常有意义,这种紧贴时代浪潮的气候传播方式能够很好地吸引、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气候变化议题中来。
收获与思考
在边会中,我听到了各国政府、私人部门和民间组织为环境变化作出的努力。在卡迪夫大学举办的圆桌研讨会上,来自英国、中国和澳大利亚顶尖大学的7位专家学者针对如何提高气候变化问题的公众参与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来自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的山姆·伊灵沃斯教授(Dr Sam Illingworth)提出用诗歌的形式来具象化每个人对于环境变化的独特感知,令人耳目一新;卡迪夫大学的斯图亚特·卡普斯蒂克教授(Dr Stuart Capstick)提醒我们,尽管悲观的预言更能吸引大众眼球,气候传播者要做的是释放我们在积极行动的讯息;而来自澳大利亚的斯蒂芬妮教授则举出了墨尔本在天气预报节目中增加当地气候变化的例子,证明在提高公众参与中本地化和媒体的重要性。来自北大的王彬彬老师提出要用最简单的语言传递最重要的讯息,“如果我们的孩子都能听懂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那么我想,全世界的人也一定能听懂。而理解一个问题是解决它的前提和关键。”彬彬老师还表示,此次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之后,她马上就要启程去南极,参加Homeward Bound的女性科学家工作坊——我特别喜欢这个组织的宣言:大自然母亲需要她的女儿(Mother nature needs her daughters)。我深深被这位杰出的女性环境学者的睿智和魅力所折服,也见证了应对气候问题中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切都更加加深了我以后从事环保工作的决心,也鼓舞了无数像我一样志在于此的女性。
成为世青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中的一员,我还有幸和国际顶尖环境智库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的副执行官Kimo先生(Langston James "Kimo" Goree VI)对话。IISD是1990年在加拿大注册的独立智库,在全球环境智库中排第六,也是本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唯一被允许进入封闭会议(closed meetings)的NGO。Kimo先生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青年们积极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中来,称赞青年的监督是让“老家伙们抓紧做事”的重要制衡因素,并表示希望在下一届巴西举办的气候变化COP25和2019年北京举办的生物多样性COP15上再次见到我们的身影。
带着中国青年的身份,让我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走向“领导者”的转变。除了中国对自身经济结构调整、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努力外,政府同非政府机构与国际智库之间愈加开放、频繁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与国际社会的良好互动,都为中国成为气候变化治理领导者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实际地位和话语权限仍然十分有限,远未达到主导世界进程的地位。中国面临着对内转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对外实施绿色投资的双重考验,短期内可能还不是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长期来看,以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加上经济和技术的变革积累,以及中国领导层对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视,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是必然的。对于大国来说,国际组织需要大国的经济实力,大国也需要国际组织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以美国为例,作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长期承担联合国四分之一的会费,在联合国各项决议中发挥着举重若轻的作用。而且联合国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干预和维和的过程中都需要仰仗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同时,美国依然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心存忌惮,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也需要考虑联合国的意见。中国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发生了从坚决抗拒——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发挥领导力的转变,这其中有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有中国领导人看待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如何在国际上有效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国际社会做更多有用的事;中国青年如何自觉、热情地参与其中,是我现在依然在思考的。我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同学在学习环境科学、环境政策,这不仅代表着一种青年责任感,更代表着我们社会前进的方向。
波兰之行结束了,但保护环境之旅远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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