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超越在陕西｜西安昆明池项目历史探源之二：汉代皇家贵族游览胜地

文｜李令福（方塘智库学术委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泛舟闻韶昆明池——古典园林之经典

由于开凿了昆明池和有关河道的整治，附近的自然风景与人文建筑亦相应地得到开发，汉代昆明池地区成为上林苑中最优美的园林景观区之一，也成为当时皇家贵族的游览胜地。

昆明池园林景观最吸引人的首先是那独一无二的广大水面，浩淼无涯，有时候平坦如镜，有时候碧波荡漾，有时候波涛冲天，尤其是到了晚上，涟漪泛着星光，与天上的银河相映成辉，因而昆明池被当成了降到地上的天河。辽阔的湖面除了演习水战以外，游乐功能特别突出。湖中战船之外，另有许多游船，帝王常率歌儿舞女，在此荡舟作乐。

《庙记》曰：“池中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因欲游戏。”《三辅故事》又曰：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棹歌，棹发歌也，又曰棹歌讴舟人歌也。）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豫章大船可座万人，上有起居的宫室，是个大型的游览船只。龙首船可能是画着龙头或者船头就做成龙首的样子，主要用于游览，被称作彩舟。

宛如仙境的昆明池

昆明池水中鱼翔浅底，绿草点点，环池一带绿树成荫，动植物资源丰富多彩，也是皇家观赏游猎的好地方。那昆明池中的鱼鸟就更多了，种类数不胜数。东汉学者班固《西都赋》给我们描写了帝王游宴昆明池所见到的景象：“飨赐毕，劳逸齐，大辂鸣銮，容与徘徊，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茝发色，煜煜猗猗，若摛锦与布绣，爥耀乎其陂。鸟则玄鹤白鹭，黄鹄鵁鹳，鸧鸹鸨鶂，鳬鹥鸿鴈，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沈浮往来，云集雾散。于是后宫乗輚辂，登龙舟，张凤葢，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謍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鹇，下双鹄，投文竿，出比目。抚鸿罿，御矰缴，方舟并鹜，俛仰极乐。遂乃风举云揺，浮游溥览”。

除了无限的自然风光外，人们还在昆明池周边建筑了许多瑰丽的宫殿和观赏建筑，即所谓“列观环之”， “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昆明池的池中岛上和四周岸边，修建了许多离宫别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林村掩映，风景十分迷人。上文考证了池东岸的豫章观与白杨观、池南的细柳观、池西边的宣室宫等。

昆明池东岸有豫章台，“皆豫章木为台馆也。”其功能是观赏昆明池水波浩荡之景象，以及宫女在池中嬉水、泛舟歌舞，还有水军乘楼船演练武艺的。昆明池面广大，观赏的范围广阔，视点的要求就很高，欲广瞻而眺远，需筑台而登高，豫章台建设的原因或在于此。

广池沼与兴台观，从工程角度则可谓相反相成，是加与减的土方平衡问题。是秦汉时造园，凿池与累（城）台是土方平衡的重要措施，一池三神山的池苑模式，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台与池的关系，是“挖土成池，累土成台”。昆明池周回20公里，池中筑台，就显得孤峙无依，台与浩渺的水面难以协调。池中未筑三神山，而是在东岸边一个大的洲屿上，建造了以豫章台为主的组群建筑，亦称豫章观。由于台的高显昭著作用，而称之为豫章宫。包括台在内的组群建筑，既是昆明池上的主要景观，其本身也是水上独立的一处景点。

池西的宣室宫也是当年皇帝泛舟游览昆明池时必到的一处景点，各种文献都说到皇帝的上林游猎，“西驰宣室”。

昆明池以人工湖水面为主景，布设楼台亭阁，融人工建筑于自然山水之中，形成大湖水面一望无际，清撤涟漪，殿阁亭台倒映湖中，与回廊、绿树、鲜花、雕刻交相辉映，绚丽异常，成为皇家园林中的最佳，也为皇家贵族提供了良好的游憩场所。

昆明池的景色是汉武帝的最爱之一，《广博物志》卷四十九记载着他在池中泛舟歌咏的故事：“昆明池，汉时有豫章船一艘，载一千人。汉武帝思怀徃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遒，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感余心之未寕。帝闻唱动心，闷闷不自支，持命龙膏之灯，以照舟，内悲不自止。”

昆明池在中国的园林建设发展史上意义深远，它开创了我国以大型水体为核心来布置园林景观的先河。“在以往单纯以山或高台建筑为核心，以道路和建筑为纽带的园林形式中加入了以水体为核心和纽带的新格局，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园林的艺术手段，促进了山、水、建筑及植物景观间更复杂的穿插、渗透、映衬等组合关系的出现和发展，而且为中国古典园林最终采取一种流畅、柔美，富于自然韵致的组合方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2定是昆明池中鱼——渔业兴盛基地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昆明池不仅有练习水军的军事功用，水嬉娱游的观赏功能，其作为一种生产资源，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对帝室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辅黄图》引《庙记》云昆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祭祀，余付长安厨。”汉旧仪载：“上林苑中昆明池、镐池、牟首诸池，取鱼鳖给祠祀，用鱼鳖千枚，以余给太官。”说明了昆明池还是皇室用鱼的重要生产基地，其生产的鱼鳖首先满足各个祖先陵墓的祭祀之用，大约用鱼鳖千只，其余都来交给长安城的太官，主要供给皇家食用，可能还分赏给皇室贵族们享用。还有一段时间竟然把多余的鱼放到长安城的市场上出售，供给一般市民，而且由于数量巨大，还影响了市场鲜鱼的价格，《三辅故事》载：“市鱼乃贱”，使长安鱼价也下跌下来，长安城贫民还真地得到了实惠。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大水面养殖较早的具体例证。

何时开始养鱼的？这在历史文献上有不同的说法。《艺文类聚》卷九十六鳞介部（上）鱼条，谓《三辅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讨，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给长安市，市鱼乃贱。”据此文记载，汉武帝时似乎还未在昆明池中养鱼，到了昭帝时代，昆明池作为水军基地的作用式微，才开始养鱼。但《汉书·西南夷传》曰：昆明国所在之滇王，于元封二年（前109）归降汉朝，武帝遂置益州郡，从此当地安定了二十三年。其间不复征战，自然昆明池也不能闲置。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汉武帝时代就开始了水产养殖活动。《西京杂记》卷第一云：“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朝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

汉武帝昆明池救鱼得珠的故事也说明昆明池养殖生产活动起始于汉武帝时代。《三辅黄图》卷四引《三秦记》曰：“昆明池，池通白鹿原，原人钓鱼，纶绝而去。梦於武帝，求去其钓。三日戏於池上，见大鱼衔索，帝曰：岂不榖昨所梦耶！乃取钩放之。间三日，帝复游池，池滨得明珠一双。帝曰：岂昔鱼之报耶？”汉武帝发现昆明池中的鱼衔着鱼钩，说明此时已经开始了简单的捕鱼活动，而汉武帝在昆明池边得到了一双明珠，也说明了昆明池的水产生产范围已经超过了纯粹的养鱼阶段。

千年昆明池将在陕西重现

其实昆明池出了产鱼外，还有不少水产品可以供应，比如水中生长的菱芡、莲藕，天上飞行的各种水鸟等。西晋文人潘岳著《西征赋》，提到昆明池的水产也可看作汉代的情况：“振鹭于飞，凫跃鸿渐。乘云颉颃，随波澹淡。瀺灂惊波，唼喋菱芡。华莲烂于渌沼，青蕃蔚乎翠潋。”

史籍中常有有关昆明池观鱼的记载，如《陈书》卷二一《列传第一五王固传》记西魏时代，“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鱼，大设罟纲；”《周书》卷三《帝纪第三》也载：“帝欲观渔于昆明池”。昆明池只要有水其养殖功能就可以自然地得到持续发展，应该说与其他诸多功能相比它是最为持久的。毛泽东后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的佳句客观上也是一种反映。

3昆明池上拜牵牛——著名神话起源地

汉武帝所开凿的昆明池因为水面辽阔，被认为是地上的银河，而在七八月份的北半球天空中，牵牛、织女星是最为闪亮的两颗。当七月织女星升上天顶时，银河那边的牵牛星就已经进入了人们视野。七月过后，高悬的织女星向西倾斜时，牵牛星后来居上升至最高点，岁序也就随之进入仲秋八月了。牛郎、织女星隔“河”相望，早就引起星象学家的主意。

汉武帝穿凿昆明池时，采用了法天思想，按天上银河两边左牵牛、右织女的布局，在昆明池东西两岸设置了牵牛与织女石像。

牛郎、织女相会

班固《西都赋》有句：“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之象也。云汉，天河也。”张衡《西京赋》中云：“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 《雍胜录》：“旁有二石人，象牵牛、织女，立于河东、西。”《关辅古语》：“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这些历史文献都明确指出在昆明池畔的左右两侧分别塑有牵牛、织女像，象征着天河两边的牛郎、织女星。

牛郎、织女二石像现在保存在昆明池遗址范围内，一个石像在今北常家庄“石婆庙”内，另一个石像在今斗门镇“石爷庙”内。俞伟超同志认为，“石婆庙”内的石像是男相，即“牛郎”，“石爷庙”内的石像是女相，即“织女”，即现在民间把两个像给颠倒了。这二像现在所处方位，和古代文献记载“牛郎”在东，“织女”在西，是一致的。其说甚正确。织女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牵牛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均用花岗岩雕成，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昆明湖畔两侧的牵牛、织女像石像，象征着天上银河两侧的牵牛、织女星。这种天上人间遥相呼应的景观设计，给来此游览的人很大震动，也是产生中国著名的神话——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基础。

牛郎、织女的传说由来已久。《诗·小雅·大东》说：“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胶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这是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雏型。这时，织女、牵牛还只是天河二星，并无神的色彩，虽然诗中提到了织女“报章”、牵牛“服箱”，但这也只是就天上两颗星的名称生发的联想。

到了汉代，牵牛、织女星在地上有了直接的塑造，立在了游览胜地昆明池的两岸。他们也便由天上的星星变成了地上的神仙，与人们更加亲近。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因素与牵牛、织女传说的结合日见明显。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就透露了这一信息，其中的《迢迢牵牛星》吟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灌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 这里的牵牛、织女二星已具人物形象——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受着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而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

进一步说明问题的，是唐韩鄂《岁华纪丽》引东汉人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其中有一段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这表明，在当时，不仅牵牛、织女为夫妻之说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风俗之中了。发展到这一步显然是要经过相当长期并且是十分积极活跃的演进过程的。大概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在汉代就已经基本定型了。

稍后的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唐代李善为《文选》魏文帝《燕歌行》作注时引了曹植《九咏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可见牵牛、织女已经成为诗人们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和常用的意象。南朝梁殷芸说：“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抒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后遂废织经。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这个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已经基本定型。虽然在文献的记载中出于南北朝时代，但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对汉代牛郎织女传说的追述，不然，七夕相会之说就无从说起。

关于牛郎织女的美妙传说发源于汉代的昆明池，形成于两汉时代，此后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

编辑：李夏

设计：孙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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