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检察官辞职一年之后，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来源：爱特法律人。“法律读品”投稿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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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辞职的消息，将近几年来的法官检察官辞职现象推向了高潮。再看广东地区，前有广州市检察院知名检察官杨斌辞职，后又爆出湛江中院行政庭副庭长老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刘仕毕红极一时的辞职信，此外还有更多的法官检察官悄然离开。他们相同的选择并非凑巧，律师近乎成为检察官法官转型的首选。

如今，网上流行一个段子：

问：从法院辞职，你后悔吗？

答：后悔。

问：为什么后悔？

答：后悔出来晚了。

经过一年的转型，他们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真如段子里般美好吗？爱特君决定来摸个底。

蒋阳兵：期待司改成功后，某一日能重回审判台

2014年6月，蒋阳兵提交辞职报告，辞去湛江中院行政庭副庭长，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微信名是“法官老蒋”“前法官老蒋”，直到被人大免去职务，才改成本名。

辞职前，他曾写过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我心依旧——致青春的华彩》，在法律圈流传很广。当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我很热爱法官这个职业，司法改革对我们来说是个机遇，但我不想再用５年、10年的青春‘试水’了。”

老蒋2015年才申请实习律师，现正在等面试考核。他说，自己是以小学生的心态从零开始跟指导老师学习律师业务，特别是新领域的法律业务，如资本市场、不良资产处置等。律师业务并不仅仅是诉讼业务，还有很多新的知识需要学习，对于新领域的知识特别饥渴。

老蒋说：“辞职是为了丰富职业体验，去实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也许是“８０后”的缘故，老蒋对“互联网＋”很有热情。聊天时，嘴里经常蹦出Ｐ２Ｐ、Ｏ２Ｏ、Ｕｂｅｒ等时髦新词。“我有互联网、法律职业和自媒体经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的宽松社会环境下，有投入‘互联网+法律’创业的冲动。”

老蒋坦言，辞职出来后，发现现实离理想有一定的距离。收入方面高于原先的最低预期，但也离高预期有一定的距离。“比原来多了，可以更从容地请亲朋好友人吃饭小聚。”

法官老蒋VS律师老蒋

作为曾经的“考霸”，老蒋表示，目前还能适应新环境。

“我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对中国法治、中国司法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充满信心，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充满信心，无担忧和疑虑。辞职的一年多来，从未动摇过自己，但也期待司改成功后，某一日能重回审判台，做一个自己理想中的法官。希望这一天不要太远。”

对还在犹豫着是否辞职的同行们有什么话要说？过来人老蒋说：“要对中国司法充满信心。司改来了，何不再等等？”

杨斌：请别再把我当包青天

从广州市检察院辞职的杨斌，比老蒋时间略早，当时颇受社会关注。45岁的杨斌出生于湖南湘潭，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检察系统工作，先后在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广州市检察院任职。

当公诉人时，她的一次“反常”举动，曾引发了社会热议。2005年，江西母亲周模英将不满一岁的患病女儿扔进河里溺亡。身为公诉人的杨斌了解周模英的艰难处境后，当庭洒泪请求法院轻判。这给她引来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质疑她超越了公诉人的角色定位，也有人赞扬她的良知和人文关怀。

对于辞职的原因，她给出的答案是：“自由”。

是她，是她，就是她

辞职前正值2015年春节，杨斌说在老家过节时，一想到马上要开始一段自由的生活，就开心得不得了。“因为我已经想清楚了，23年的体制内工作，对我来说已经完全足够。”

辞职后的杨斌开始转型当律师。不过她万万没想到，处女诉竟然是自己状告广州市律协。

在办理实习律师证的过程当中，因为拒绝跨三省辗转五地开无犯罪证明，杨斌把广州市律协告上了法院。

这场官司对杨斌最直接的影响是到今年5月份她才拿到实习律师证，无法独立代理案件，只能找合作律师接案。

但由前知名检察官转型为律师，杨斌坦言，她不愁案源。只是，百分之九十的案子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很多人慕名而来，带来的案子多是一审、二审到再审程序都已走完，这些案子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再扳过来。

杨斌很苦恼：“他们把我当包青天来找，这很让我头疼。还有一种当事人则把我当活雷锋。感觉我这儿是法律援助。”

杨斌认为她转型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此。“这让我感觉很无力，没有办法担当那么大的责任，也确实也没有那样的能力。”

杨斌在检察院里也感受到这种无力，她是能帮就帮，但那时的杨斌不需要为生存忧心，每个月都有万把块钱的收入，还能去做一些免费的义务的工作，但如今她是一名自给自足的律师，如果还继续困在其中，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杨斌举了个例子：

有一个安徽的案件，杨斌和当事人讲，先把材料寄过来，让她分析一下案情，不用专门千里迢迢过来，劳神费力。但是对方说一定要见面，能不能解决问题其次。最后，杨斌狠狠心，说面谈一次收费5000，希望能把他吓回去，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从安徽赶到广州。“其实我真的不想赚这个钱，因为太无能为力。”杨斌无奈。

从体制里出来之后，杨斌会遇到一些原来公检法的老同事，她感觉大家对她挺客气的，也没有什么失去身份后的失落感。会不会因为原来的人脉，对办案有更多的便利？杨斌说并没有。

前不久杨斌还因为一个案子和原来的同事生了嫌隙，由于双方的观点截然相反，杨斌在朋友圈了写了一段不太客气的评论。事后，杨斌也承认自己评论可能有些主观，但她强调她的评论是就事论事，并不针对个人。

转型后的杨斌经常接到检法的老同事的电话，多是问杨斌辞职后的情况，“我让他们千万别辞。都辞了，检察院法院没人干活了，我们怎么办？”杨斌半开玩笑地说。

刘仕毕：累觉不爱，换个玩法

2014年10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刘仕毕“下海”了。与其他法官不同，他的转型跨度更大，从法律跳到金融，从高院法官到私募总监，做资产配置财富管理方面的业务。

刘仕毕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和云南大学，从基层法院到高级法院，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的立案、审判、执行都做过，人大、工会、共青团、民主党派、治安联防，这些社会兼职都干过。“体制内职级是稀缺资源，到了瓶颈再往上提拔很难。”辞职时他已经４３岁。

“简单地说，就一句话，累觉不爱，换个玩法。”刘仕毕说：“在法院，只要不犯错误，就能正常退休，现在就能看到自己60岁的样子，发展前景清清楚楚，感觉很没意思。”

刘仕毕的个人兴趣爱好在金融，他认为律师、法律的圈子狭小，容易看到天花板。刘仕毕告诉爱特君，公司开始的想法是他做法务风控，但他本人更倾向于尝试管理、运营、销售这些新领域。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涉及私募证券基金、股权投资，所以考了基金从业资格，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现在备考证券从业资格，以后自己玩用得着。”

刘仕毕现在的压力和从前大不一样，做法官的压力来自于裁判，特别怕犯错，担心事实、证据审查不严，导致案件判断失误，还有现在社会比较撕裂，法官觉得是依法办案，当事人觉得没有实现他的权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过激言行，付出跟得到不成正比。

关于收入，刘仕毕透露和以前做法官的收入不是一个数量级，但具体数额不方便说，现在除了工资、业绩提成、投资回报，还可以写东西、参加社会活动、讲课、做咨询顾问，有多方面的收入来源，不像原来有很多职务上的顾忌。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刘仕毕把以前写的文章整理出了一本书，开了一个公号，名字都叫“法眼观澜”。对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唐慧案等社会热点事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刘仕毕还有个小野心，当年做法官写了一本法律口的小说《红墙》，他准备在金融口观察体验一段，写一本金融口的小说。

刘仕毕总结这一年多的状态时说：“有一种后悔叫辞职太晚。”

他送给离职法检人员的一句话是：“无悔过往不惧未来。”

王琰：我最大的优势是知道检察官、法官最能接受什么样的辩护意见

王琰是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实习律师，而半年前，他还是广州天河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彼时，他在检察院已经工作了12年，33岁成为天河区检察院公诉科的副科长，2015年还获得广州市优秀公诉人称号。

在别人看来，他在工作岗位上如鱼得水。因此，王琰提出离职时，检察院上上下下都很惊讶。

然而他当时的想法却很简单：

“去接触不同的世界”。“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比如众筹、P2P，都是很新鲜的东西，大家还没有怎么了解，甚至相关的政府的规定都还没完善，就出现了法律问题，进入到司法程序里了。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只有走出去，进入到这些社会最前沿的范畴以后，才能深入地了解他们。”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一个熟悉的领域去到一个全新的领域，王琰也有过担忧。但他觉得这是一个只要努力，都能得到回报的世界。“实在不行，我去开滴滴，总不至于饿死吧。”王琰笑言。

不过，和杨斌离开时的决绝不同，离开对王琰来讲，有太多的不舍的情愫。王琰说这不是对在检察院可能的前途不舍，而是对公诉人情结的不舍。

王琰觉得十多年的公诉人的生涯，让他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这会影响他终身。他始终对法律有着执着的热情。王琰刚毕业时，曾经考到了老家的纪委工作，因为想学以致用，他二话不说辞了纪委的工作，重新参加公务员考试，才来到了广州的天河检察院。

就目前的工作内容来讲，王琰觉得和此前的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只是角色进行了转换。对公诉人来讲，就是公安机关的侦办结束后，把案件拿过来，进行法律分析。对于辩护人来讲，除了梳理案件之外，可能还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他会成为案件嫌疑人和其家属的心理慰藉和支持。家属由于对法律的不了解，可能会觉得嫌疑人是无罪的，或者是罪轻的，王琰要耐心讲解。这种工作可能要占律师工作一半到一半以上的比例。

王琰就遇到过不好沟通的当事人家属。他举了个例子：

有一个案子，家属觉得其中有八万块钱当事人没有自用，不能算是受贿。但王琰告诉他，这个钱后来用于了做慈善只是收受贿赂后的一个处置。如果翻供，就不能形成自首。这个案件最重要的点也就是自首的认定，有自首认定就是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没自首认定就是三年有期徒刑以上。按照王琰的辩护思路，最后法院的判决对被告人来讲非常理想，家属这才感激涕零地说：“幸亏当时听您的了。”

对于身为前检察官，会不会在办案中有人脉优势的问题，王琰认为，这种所谓的人脉优势不会有直接的作用，至少，广州的司法环境已经很规范，案件办理中证据如何，法律适用如何，在行业内都有比较透明的标准。办案人员不可能冒这些风险去提供方便。但作为前公诉人，最大的优势在于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知道案件的要点在哪里，知道检察官、法官对于什么样的意见更容易接受。

离职后的王琰加入了金鹏律师事务所的问道团队，这是一个刑事辩护团队，由多位前法官、前检察官和资深刑事律师组成。由于还没度过一年的实习期，他的工作是以律师助理的身份参与办案，准备各种庭审预案，包括询问提纲，质证提纲，辩论提纲，辩护意见等等。王琰的收入是按照一定的分配比例和工作内容来分配的。虽然还在实习期间，但王琰的收入已经比在检察院的收入略高一点。

现在的王琰经常和搭档讨论案件到深夜。回家的路上，一盏盏路灯伸向前方，望不到头，瞬间孤单的感觉笼罩在心头。但他明白一个道理：变化的只是环境，能够坚守的永远只有自己的内心。

专家观点：希望打破职业间的壁垒

采访了多位辞职的法官检察官之后，爱特君发现，辞职后的他们，除了要学习专业知识和调整心理状态之外，还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实习期，二是两年的竞业禁止期。”

此前，上海部分法院、检察官辞职人员进入律所后，曾向司法部门和律协建议这个群体进入律所后，直接申领律师执业证，不用经过实习期，但未被采纳。

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认为，这些前法官检察官转型适应律师行业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职业壁垒。资深法官、检察官还得从实习律师开始做，脱产学习，必须充当助理的角色，跟着指导律师接案。朱征夫认为这个制度设计没有必要，也会影响他们专业作用发挥。

而另一方面，一些优秀的律师要是去做法官，还要参加公务员考试，现在又要参加员额考试，朱征夫认为这也没有必要。他希望能通过司法改革统筹解决这个问题，打破职业间的壁垒，给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职业流动一个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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