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日本东京的特别战场上继续殊死搏斗两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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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哲浚：职自奉命来此，办理检察事务，事繁人少，与在事各员，昕夕从公，未敢懈怠。
高文彬今年95岁了，但说起70年前的一段往事时，他依然非常激动。
现在的高文彬，是东京审判唯一健在的中国籍见证者。而他当年的另一个身份，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秘书及翻译官。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通过广播，用晦涩的文体和毫无感情的音调向全体日本国民传达了战败投降的信息。
消息传回中国，举国欢腾。也正是在这一年，23岁的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任户政股主任。不久后，他又到上海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当书记员。
大学毕业时的高文彬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预备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为组成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拟派出的检察官向哲浚开始在国内选拔人才。1946年四月，向哲浚来到上海招募翻译，高文彬报名参加并顺利入选。体检通过之后，高文彬便乘坐美式军机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
说起东京审判里高文彬印象最深的中国检察官，非向哲浚莫属。作为中国政府任命赴日参审的首席检察官，向哲浚的确是不二人选。
在湖南乡间长大的向哲浚，家境十分贫寒。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时期，无能的清政府在战场和外交上接连失利。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庚子国难和《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国耻，让积贫积弱的国家更加不堪重负。年幼的向哲浚当时也许未必能明白这些条约给国家带来的具体伤害，但从小立下报国强国之志的他，的确在日后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1917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向哲浚便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学。顺利获得两个学位后，他随即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国际法，并获法学博士学位。
向哲浚检察官
8年后，学成归来的向哲浚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任教。此时在北大参加“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的向哲浚，还担任法学权威王宠惠的秘书。
1927年，王宠惠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向哲浚随他到南京赴任并继续担任秘书一职。任职期间，向哲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取消了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
既有海外的留学背景和法学专业学习经历，还有国内的法律实践工作经验，更有为中国向列强夺回领事裁判权的实战成绩——向哲浚的一系列优势使他脱颖而出，成为赴日参审战犯的中方首席检察官。
在后来长达两年半的庭审过程中，向哲浚用自己的敬业精神、专业知识和诉讼技巧，证明了自己确实没有辜负期望。
重重困境考验中国检察官
1946年1月，东京法庭筹备组建时，向哲浚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人在战斗。
与拥有庞大检察官阵容的美国、苏联等国相比，当时中方成员只有向哲浚及其助手两人。
人数上占劣势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后的审讯中还一直面临“客场作战”这一艰难境况——日本民众对审判东条英机等人感到非常困惑，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国家英雄，现在怎么居然成了战犯？”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军甲级战犯被告者列队出庭
高文彬日后回忆时说：“每天开庭前一天下午，日本人就在门口排队，几百米长，就为了张票子……日本人不了解，他们的军人竟像野兽一样。”
然而向哲浚在东京面临的最大窘境，是中国代表团缺乏指控日本侵略者的切实证据。
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只需对其处罚就行了。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能给战犯定罪。光宣布某人是“天下皆知”的战争元凶并以此判刑，是不可能的。
此时向哲浚手上，却只有一份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
搜集其他证据的工作也很不容易——由于战争期间中方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方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销毁了大量罪证；同时在中国大陆，随着国共关系的持续恶化，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挑起内战后，在国内搜集日本侵略证据的条件也变得愈发艰难起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席，上排右四为中国法官梅汝璈
向哲浚深知，证据的缺乏会严重影响中国在军事法庭上对自己权益的争取。由于审判由美国主导，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受此影响，证据规则将采取“法定证据主义”，即证据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本身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进行辩论，而后法官再来认定证据有无凭信力。
这意味着，法官如果认为证据的提出不合法或证据本身无可凭信，可以当庭拒收。
即使窘境如此，向哲浚依然没有放弃。1946年起，他开始往来穿梭于日本和中国之间，招兵买马，收集证据。
在向哲浚的感召下，倪征燠、高文彬、周锡卿、吴学义、罗集谊以及张培基、刘继盛、郑鲁达、刘子健等法学专家和热血青年都加入了中国检察组。
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
随着团队的壮大，寻找日军罪行证据的工作也开始取得成果。向哲浚带领人马，到中国过去的敌占区艰辛寻找人证和物证。
此外，日本也成为向哲浚团队寻找日军罪行证据的重要阵地。
向哲浚与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被盟军封存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在向哲浚带领下，中方团队的人员冒着酷暑，在日本内阁和陆军省档案库中，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寻找战犯罪行的蛛丝马迹。
在向哲浚的安排下，高文彬初到东京前4个月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大量书面证据进行语言转化——这些证据必须翻译成英文，然后才能在法庭上呈示。
1946年，向哲浚带领人马苦寻证据时，他在中国的儿子向隆万只有5岁，“直到父亲去世，我对他参加东京审判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
可是，有一个片断深深印在向隆万的记忆里。
向家屋里有一台“雷明顿”牌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向哲浚每次从东京回到中国抽空探亲时，总是匆忙吃完饭就坐在这台打字机前，敲打出一页页英文资料。向隆万回忆说：“后来才知道，父亲打的每一张纸，都是日本侵略军的累累罪行。”
向哲浚、高文彬等人夜以继日地翻译、摘抄、整理资料证据。经过9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收集到了足够证明各战犯罪行的确凿证据。
随着手中掌握的证据愈发充足，中国检察官和法官们心里也渐渐有了些底气。经向哲浚和中方首席法官梅汝璈的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提前到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事发日（1928年6月4日）。
此外，中国为提供甲级战犯名单亦作出很大贡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中国第一批提出的战犯有18名，其中有9名被军事法庭列入甲级战犯名单。
日本战犯的合照（图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
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由中、美、英、苏等十一国法务人员组成的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击溃日本侵略者最后的战场，在东京拉开大幕。中方的起诉书，长达42页。
东京审判最终判决了25名战犯，三名战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定罪量刑——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极端民族主义者、极右翼学者大川周明由于“装疯”而逃脱审判。
这25名战犯中，由中方要求判决的有七人：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
其中，原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和原第一军总司令土肥原贤二本就由中方审讯。但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原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一开始却由国际法庭交与菲律宾方面审讯。经过中方团队再三坚持，板垣征四郎的审讯权最终由菲律宾交予中国。
向哲浚从中国紧急招募的检察官们，在庭审这三名战犯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其中包括首席顾问倪征燠。
松井石根的南京罪行
东京审判从开庭起就是一场煎熬，这场煎熬随着中方指控的战犯出庭受审而达到了最艰难的程度。
一手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在庭上极力否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并对放纵日军屠戮30万中国军民的惨剧不以为意。在法庭的陈述中，他说，“这就像一家内，当哥哥的，实在无法忍受弟弟的乱暴，而打了他，这是因为太爱他，而促使他反省的手段”。
甲级战犯，原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
向哲浚、倪征燠在中国苦寻的证据，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检方的证人有11名，其中8名直接来自中国，如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代表，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梁庭芳等。另外3名美籍证人威尔逊医生、贝茨教授和马吉牧师，则提供了日军屠戮南京城时摄制的纪录片和他们当时在场的证词。中方证人的回忆和外方证人的证词、纪录片，共同还原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掳掠的真实场面。
正在鼓楼医院治疗枪伤的妇女，她的丈夫和抱在怀中的孩子被日军枪杀，子弹穿过她的孩子身体，伤及她的手臂（美国人约翰·马吉牧师拍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保存）
南京郊区的一名农民，1938年2月9日，日军闯入他家勒索钱财，一无所获，就在他身上浇上煤油，点火焚烧，后被送到鼓楼医院救治（美国人约翰·马吉牧师拍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保存）
向哲浚此时还有一份“一招必杀”的证据：1937年12月10日一份进攻南京的命令书，其中松井石根的签名赫然在列。
铁证如山，松井石根无从抵赖，法庭在实地调查取证核实后，判处他绞刑。
中国检察组 VS 板垣征四郎
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政权，横行中国东北、华北十数年的板垣征四郎也完全否认自己的罪行。
甲级战犯，原日本陆军大将、原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
板垣在法庭上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主要想说明两点：第一，伪“满洲国”是根据所谓“民意”成立的；第二，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并和中国言和。
更棘手的是，审讯板垣时，为他出庭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15人。
图为板垣征四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
面对板垣的否罪陈述，检察官顾问倪征燠怒火中烧。但他明白此时把愤怒发泄在法庭上完全无济于事，只有用证据和审讯手段来击溃板垣的心理防线，才能迫使他认罪并采信于法庭。
高文彬等人在日本找到的书面证据，此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那些由中方团队从日本内阁和陆军省档案库中整理出来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来往密电，以及关东军的动员令等，此时都成了指正板垣罪行绝佳的第一手证据。
倪征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手握证据的倪征燠，厉声质询板垣征四郎：“你派去搞吴唐合作的，是不是就是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胁迫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的土肥原？”这一系列的追问明指土肥原，实则历数的正是板垣征四郎的罪状。
1947年10月6日，庭审进入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阶段。向哲浚、倪征燠和中方顾问桂裕3位法学家代表检方出场，他们轮番和板垣的两名日籍辩护律师山田半藏、阪埜淳吉以及3名美籍辩护律师库宁汉、马蒂斯、布鲁克斯进行激烈辩论。
按庭审纪录统计，10月6日检方3人共发言62次，辩方5人共发言93次，控辩交锋持续了一整天。
最终，国际军事法庭采纳检方提出的证据，判处板垣征四郎绞刑。
溥仪：从末代皇帝到关键证人
向哲浚在搜寻证据时就发现，比起物证而言，寻求人证的任务更加艰巨。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对土肥原贤二的审讯中，这位“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自上庭之后便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回答。
甲级战犯，原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
直到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他是向哲浚和倪征燠手中的王牌。
这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缓缓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
溥仪的出庭，被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称为“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揭露日军战犯罪行
根据溥仪的证词，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时任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那时就与溥仪多有接触。“九一八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
溥仪还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
东京审判的总检察长季南（Joseph Berry Keenan）（图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问溥仪：“你答应（当所谓国家元首）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仪解释自己的转变时说，“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
溥仪出庭作证的时间长达八天。结合他的证词，并参照“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的调查报告等物证，土肥原贤二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有罪，并判处绞刑。
东京审判，既有成果也有遗憾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在历时两年半后正式结束。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3页。向哲浚和高文彬几乎亲历了这一审判的全过程。
以向哲浚为代表的中国检察官，与被告律师用证据和质询技巧的争锋非常激烈，控辩双方在精神上的紧绷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肉搏厮杀。
东京审判中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向哲浚（图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例如向哲浚参加的全部414次庭审，除插话外，他一共作了20次发言。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论都记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白纸黑字之中。正是在中国检察官团队翔实、有力的指控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了公正判决——由中国指控的七名战犯全部被处以绞刑。
然而东京审判也不是没有遗憾。
据高文彬回忆，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但是中国代表团仅仅只有17人，而且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则有上百人。
“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精力、体力，中国代表团都落了下风。”
世界局势的瞬息骤变，也改变了战犯们的下场。随着冷战铁幕启动，美国需要极力维护自己在东亚的权益，于是日本由需要亲算的敌人成为了需要拉拢的盟友。
直接后果，便是并非所有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美国的庇护下，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日本战犯都在1958年得到了赦免。
从1946年2月到1948年11月，向哲浚从东京共发回函电83封，覆盖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
1948年1月他给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信中特别提到，“职自奉命来此，办理检察事务，事繁人少，与在事各员，昕夕从公，未敢懈怠”，表达了当时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心声。
随着战后国际局势和中国命运的变迁，对当下许多普通中国人来说，东京审判已成为一段只知其名却不闻其详的失落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有关东京审判的原始资料一度严重缺失。
好在有人一直在为完善相关史料而奔波努力着。比如当年目睹父亲在家一字一句推敲日军罪行证据材料的向隆万。
向隆万站在父亲向哲浚的照片前合影
作为亲历者后代的特殊身份使向隆万成为国内最早的东京审判研究者之一。理工科背景的他并不是历史学者，只是在2002年退休之后，才有机会与夫人一起到美国寻找一些有关父亲和那场审判的一手资料。
2006年，年过花甲的向隆万再次寻访美国。这一次，他的足迹遍布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等地，自费寻找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
此后，《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东京审判文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等一大批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著作和资料相继出版。
《东京审判亲历记》英文版发布（人民网供图）
首席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也在为同样的事努力。今年8月31日，由他整理的梅汝璈未完成遗作《东京审判亲历记》英文版将在海外出版，他坚信“国际读者可以借此更为全面地认识历史真相”。
耄耋之年的高文彬，今年4月也在上海交大倡议：在上海建立东京审判暨战后对日审判纪念馆。
2015年8月10日，高文彬在医院接受《检察日报》记者采访
高文彬、向隆万和梅小璈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这场审判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重新鲜活起来。因为这场审判，既体现着当时中国法律人对法治精神的尊重和捍卫，更象征着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斗争取胜后，在国际舞台上对正义的持续追求。
有一个片段至今让向隆万无法忘怀。曾经有一位了解向哲浚经历的朋友打趣地问：“向老，东京审判的检察官有多大？”
他只答了五个字：“代表国家啊！”
谨以此文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
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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