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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那年的杀皇长子案…】

2017-02-15 张建伟 法律读品

来源:作者赐稿,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读品”投稿邮箱:leo1934@qq.com


闲来读书,倘若对古代政治冤案发生研究兴趣,很容易发现,可供研究资源相当丰富。纵观历史,古代源于宫廷权力之争的骨肉相残的史实非止一两件,如秦朝矫诏逼死扶苏案、隋朝仁寿宫弑父、唐朝玄武门之变等都是著名的例子,足可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我观察古代中国政治冤案的多种模式,每次读到发生在宫廷的骨肉相残史例,都感到触目惊心。


伪造的诏书断送扶苏的性命


专制制度初创之秦朝,虽然是个短命皇朝,却是个重大政治冤案接踵而来的皇朝。争夺政治权力的骨肉相残模式,在这里隆重上演。



秦始皇建立帝国,尽管期望长命百岁,到处求取长生不老之药,毕竟敌不过自然规律,到头来难免一死。秦始皇一死,政治出现真空,争夺权力的戏码立即隆重上演。


《史记》记载:始皇死于出游途中,死前自知将无力回天,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思是,命扶苏会葬咸阳。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殂。书及玺皆在宦者赵高那里,当时只有少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其余群臣都不知情。


赵高与蒙恬有仇隙,又受胡亥宠信,利用机会滞留秦始皇赐扶苏玺书,力劝公子胡亥争抢大位。赵高要达到目的,不可能绕过李斯,只能试图与李斯共谋。在赵高力陈利害之下,李斯经过权衡(当然围绕自己的权力、前程乃至身家性命进行考量)后听从赵高的安排,成为赵高的共谋者,也为他自己今后的身家性命埋下悲剧的伏笔。


于是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胡亥为太子。再以伪造的诏书赐长子扶苏,内容是:“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诏书上加盖皇帝玺。



扶苏接到诏书,哪里想得到核实真假,已是哭泣不已,进入内舍,便要遵旨自杀。蒙恬闻讯制止扶苏,不过,胡亥派出的使者哪容得扶苏细想,不耐烦地几次催促扶苏。扶苏为人仁厚,对蒙恬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随即便自杀了,这一死,大概也将秦朝的万世太平之梦做了一个了断。


蒙恬不肯自杀,使者即将他逮捕交给办理刑事案件的官吏,关押于阳周。使者还报,胡亥、李斯、赵高诡计得逞,自然大喜。到咸阳后,终于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扶苏自杀,树立了为争夺权力骨肉相残的政治冤案典型模式。胡亥达到继承皇位的目的,是假借始皇之名,借力使力,轻易达到目的。权力使亲情成为粪土,可见权力蛊毒威力之大。扶苏之死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冤案制造者也无意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权力争夺问题;但蒙恬就不同了,“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於阳周”,这是以司法程序入人于罪的制造政治冤狱的方法,后世如李斯冤案、岳飞冤案、于谦冤案都是如此炮制而成。




李斯在这起政治谋杀中扮演了与赵高合作的角色,充当暴君的打手或者与政治小人同谋,在利益一致时,看上去鱼水交融,前景一片光明,但暴君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与政治小人之设计陷害、翻脸不认人,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李斯不察,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落幕时却是十分悲惨,所谓“现世报”是也。


当然,李斯与赵高合作,非其所愿,是经过一场思想斗争的,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合作,其动机本非高尚,合作的结果是埋伏了更大灾难。厄运很快降临李斯本人头上,后世为之扼腕。


相似的戏码轮番上演


为争夺权力,后世骨肉相残的史事轮番上演。


且看南北朝时的南宋,其骨肉相残大概是无师自通。柏杨先生评论道:“权力变更人性,无限的权力无限地变更人性。刘彧当了皇帝之后,不久就变成另外一种人。首先他把兄长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掉,接着再把同他一块在刘子亚手中共患难的弟兄,也全部杀掉,包括自幼跟他感情最笃而又屡次救他性命的弟弟刘休仁在内。


刘彧把刘休仁唤入皇宫,逼他服毒之后,下了一道诏书宣布罪状说:“刘休仁交结禁军,图谋叛乱,我不忍当众杀他,只向他严厉诘责,他惭愧恐惧,自动服毒。”


隋朝仁寿宫弑父也是惊心动魄的骨肉相残惨剧: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有五子,其中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杨广处心积虑夺嫡,600年诬杨勇谋反,杨坚下令将杨勇贬为平民,囚禁在深宫,改立杨广为皇太子。602年,杨坚在长安西北一百四十公里外的仁寿宫避暑养病,杨广对其宠爱的陈夫人非礼,杨坚大怒,派两名亲信去长安召唤杨勇。杨广闻讯,急告宰相杨素将那两名亲信逮捕,将仁寿宫包围戒严,杨广部将张衡闯进杨坚住处,殴击其胸部,致杨坚吐血而死。杨广又派人弛赴长安,将杨勇杀掉。张衡在这个夺取皇位的过程中充当鹰犬、打手、急先锋角色,但介入太深的结果是后来也被杀灭口,复制了秦朝李斯的命运。



唐朝也不遑多让。开国皇帝李渊有三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皇帝的儿子太多,就埋下隐患,其中之一是皇太子。当其他儿子掌握足够的力量的时候,皇太子就岌岌可危了。


如柏杨先生所言:“每逢亲王的声望和力量,跟皇太子相等,或超过皇太子时,定律的要发生流血惨剧,这是专制政体下无法解决的死结。”


626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兵,将入朝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杀掉。当时李渊正在皇宫内湖泛舟,李世民军队冲上前声称护驾,李渊见自己对于情势已经无法控制,只好让出皇位给李世民,自己作太上皇。李渊的结局算是比杨坚好得多,内心想法究竟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巩固权力,武则天也深得此中三昧,对于亲骨肉下手一点也不慈祥。654年,李治继任皇帝,册封武氏为皇后。此前武氏将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亲手扼死,嫁祸王皇后、萧惠妃,罪名是谋反,真可谓心狠手辣。683年李治驾崩,武氏所生三子、四子先后继位,690年武氏废黜李旦,自己当了皇帝,改“唐”为“南周”。



为了维护统治,武则天任用酷吏,大兴冤狱,“作大规模表面合法的屠杀。凡是反对她的人,或被认为反对她的人,以及酷吏所网罗的人,一律用法律判决他们谋反,连同家属和家族,一并处斩。”一时间酷吏制造冤狱无数。


710年,韦皇后将李显毒死,企图继续以皇太后身份主持国政,甚至仿效武氏作皇帝。但李显的侄儿李隆基亲自率兵冲入皇宫,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一同被杀,一场皇帝梦随之烟消云散。


明代夺取皇位的骨肉残杀同样惨烈。朱元璋死后,其孙儿朱允汶继位。他听从大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建议,进行削藩。首先将分封在开封的周王周橚逮捕,废为平民;第二年有人告发分封在武冈的岷王朱楩有不法行为,乃废其为平民;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的湘王朱柏有不法行为,朱柏闻讯全家自焚;接着有人告发分封在青州的齐王朱榑,朱允汶将其废为平民;然后又有人告发分封在大同的代王朱桂,朱允汶下令将朱桂囚禁。



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闻讯叛变,率军南下,声称皇帝被佞臣包围蒙蔽,不能以自己意志行使职权,必须肃清,这就是“靖难之役”。结果朱棣获胜,兵临应天城下,朱允汶纵火焚宫自杀。朱棣取得皇位,展开对黄子澄、齐泰、方孝孺、卓敬等大臣及其亲族的杀戮,用“瓜蔓抄”株连法共杀死大约一万四千多人,一场巨大的劫难归结为一个“惨”字。


历史学家的喟叹


俗语“血浓于水”,又云“打仗亲兄弟,上场父子兵”,亲情之可贵,不必细说。然而什么样的动力竟不顾亲情,大开杀戒,将一奶同胞杀赴黄泉?究其原因,我国古代政治冤案之骨肉相残模式导源于权力,或者说是专制权力争夺和巩固造成的必然结果。


历史上帝王家的骨肉相残没有什么法治可言,甚至连常人的理性和良心也不复存在,一切以权力为目的。柏杨云:“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能摧毁人性和人伦,那就是权力和金钱。”权力和金钱有巨大魔力,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亲情根本不值得一提。


对于宫廷中常发生的骨肉相残事件,近代许指严在《南巡秘纪》一书中指明原因:“帝王家法重情轻、威尊命贱,往往多丧败彝伦,灭绝人道之事。”


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谈到专制权力争夺中惨案发生的个中因由,指出: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皇帝只许有一个。谁当上皇帝,这财产就属于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无份。雍正爷当了皇帝,他的亲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这大宗房地产中,他们半片瓦也分不到。分不到足够的皇产,但他们都无钱而有势,就都变成吸血吮髓的无所不为的亲贵饿鬼了。至于和皇帝一起来的荣耀、权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谈了。所以四海之内的华裔同胞谁不想“做皇帝”?为着做皇帝,英雄好汉们不惜弑父杀兄,不惜一切手段而达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则是别人也想做皇帝。谁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恶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迟处死。


道理说穿了,也不复杂,绝对权力可以带来一切,让帝王的亲族拼命去攫取权力,任何威胁哪怕是来自亲人的威胁也都要碾成齑粉,杀戮就隐藏在权杖的巨大阴影里。



皇权在手,万民匍匐,连自己的亲人也要俯首称臣,这种掌握他人生死的人间上帝的地位谁能漠视?


对明史有着精深研究的历史学家吴晗曾经叹道:


皇帝执行片面的治权,他代表着家族的利益,但是并不代表家族执行统治。换言之,这个治权,不但就被统治者说是片面强制的,即就治者集团说,也是独占的、片面的。即使是皇后、皇太子、皇兄皇弟甚至太上皇、太上皇后,就对皇帝的政治地位而论,都是臣民,对于如何统治是不许参加意见的;一句话,在家庭里,皇帝也是独裁者。这样绝对、极端的权力,在没有民主可言的情况下,其世代嬗递伴随的常是杀戮,对于权力的争夺者来说,权力比亲情更为重要。正是由于“权力的占有欲超越了家庭的感情,造成了无数骨肉相残的史例。


这种骨肉相残的史例到了权力的民主化时代就自然止歇了,想当年崇祯皇帝拔剑砍向女儿时痛切肺腑地说:“愿世世无生帝王家!”



他不会知道,权力的转移还可以有另一种民主的和平的形式,这种形式使掌握权力者不必把所有的人当作潜在的敌人,也不必日夜忧心手上的权力被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夺走,亲情是可以与权力和谐相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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