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的名义》的假，我不喜欢，但很欢迎

来源：陀读。“法律读品”投稿邮箱：[e-mail]

“假”要欢迎，“真”要感谢，听起来是要多别扭就多别扭，但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一

对爆红的《人民的名义》，很多人是不屑的。这个不屑，并非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非与潮流保持距离以示与众不同的刻意，而是严肃的批评：它拍得假。

我认同这个批评。我也不喜欢《人民的名义》的假，但可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我欢迎这个假。

“不喜欢”很好理解，但为什么很欢迎？

我们先来看一看《人民的名义》究竟假在哪里，又为什么要假。

在资本市场里，“虚假陈述”包括了重大遗漏、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等类型。对《人民的名义》之“假”的分析，同样可以套用这个分类。

二

先说“重大遗漏”。

这部剧刚播出，有人就评论说，它的精彩，并不是它拍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所要反映的现实远比它精彩；周梅森也没那么出色，与花样翻新的的现实相比，他早已落伍。

言下之意，这部剧呈现的，不过是现实这座冰山的一角，更多水面之下的暗流，它并没有勇气揭露，存在“重大遗漏”。

的确，对照神圣的“实事求是”方针，《人民的名义》明显没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藏着掖着的作派，是在耍滑头，是打着人民的名义忽悠人民，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这是十分正确的诛心之论，假如我们这里的艺术创作只需对“人民”负责的话。

和许多对国民素质痛心疾首的人士不同，我从来不觉得中国人是天生的贱骨头，其他地方的人懂得用嘴巴来吃饭接吻说话，而我们却只懂得用来吃饭接吻。如果不是有禁忌有尺度，同样的有血有肉，谁有炮不放？

因此，把“重大遗漏”的板子打在被审查对象身上，纯粹是找出气筒。我们总不能要求它义无反顾地突破禁忌放大尺度，然后被压在箱底下让一个多亿的投资兑换成“禁片”两个字吧？

请脑补它遗漏的，欢迎它披露的。

三

再说“虚假记载”。

这部剧最为直白的穿帮，当然是纪委隐身检察露脸，与现实掉了位置。不过这也好理解，如果把主角换成前者，让它又是抓人又是监听又是审讯，就算拍得下来，也播不出来啊——“依宪执政”不容无视。

比起这个“技术性问题”，剧中对主角的塑造，就不但让人不好理解，还让人难以相信了：虽然竭力突出了侯亮平的“猴性”以求不落俗套，但陆毅那张国字脸，那过于用力的台词，那密集出现的“国家”和“人民”，那时不时回闪的宣誓镜头，还是让人有看样板戏的恍惚。

尤其是，侯亮平那对待上司的态度，如果不联系前后的情节来看，你根本分不清谁是局长谁是检察长、谁在指示谁又在聆听。按照我们的生活经验，现实中哪个下属敢这样顶撞上司，本事越大就死得越早，而且还不是死在祁同伟手里。

这可能也是“大家越来越同情祁同伟不喜欢侯亮平”的原因之一。总得有人来演绎“邪不压正”，但正得如此高大全，正得如此不食人间烟火，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难免收获“虚假陈述”的鉴定。

但说句实在话，对照现实环境，不靠拔高的侯亮平来逼得阴狠的祁同伟含枪自尽，还要靠什么？难道要靠大风厂的工人们，或者那个检察院宿舍清洁工，或者更高大上的《京州日报》？

这么说起来，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应该欢迎这个“假”了？

四

最后说“误导性陈述”。

对于腐败的制度性因素，剧中并非没有触及，比如一把手权力过大、同级监督缺失等问题；但其主基调，还是把根源归结在“人”的因素上。

侯亮平在剖析其昔日恩师高育良时说，他一想起当年那个在课堂上一脸正气的高老师就感慨万千，想不到他居然是个“隐藏得这么深的两面派”。

在他看来，高育良的坏是自始的坏，能混进革命队伍，全靠伪装得好。这是“一贯坏人论”。

对祁同伟的评价，他同样是这个调子，说读大学时，他就知道祁同伟是个“于连式人物”，注定是要坏的了。

不过，剧中讲得更多的，还是“中途变坏论”，什么放松学习贪图安逸的深刻剖析，一套又一套。基于这个认识，沙瑞金上任后的第一次常委会，就请来老同志陈岩石上党课，希望用“一天党员”的催泪故事，来触及领导们的灵魂深处。

不管是“一贯坏人论”和“中途变坏论”，都是把堕落归结于思想的腐化。这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是再正确不过了：思想不腐化能堕落么，堕落了思想还能不腐化么。

但如果我说，家里的苹果之所以腐烂，是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被酶分解后发酵了，你是不是会笑我白痴？连八岁的小孩都知道，如果苹果放在冰箱，冰箱又功能正常，怎么会烂？

在“天生就会坏”方面，人和苹果并没什么区别，坏不坏主要取决于储藏环境。在好制度下，坏人难坏；在坏制度下，好人难好。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不是我的总结。

显然，在制度和人的关系上，《人民的名义》作了误导性陈述，对现实当中的陈腔滥调亦步亦趋。就这一点而言，比起“对现实前所未有的大尺度反映”，它的思想性，是平庸的。

但讲到底，这个平庸不过是对现实的白描，现实如何它便如何。对这样的坦诚，除了欢迎，还要怎样？

五

其实，这种“白描式的坦诚”，除了藏身在它的“假”上，还浮现在它的“真”上，并且招来了同样的不屑。

比如，纵观全剧，片名虽叫《人民的名义》，究其实质，却不过是千百年来清官斗贪官的传统剧目的翻新，权力的争锋是主角，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连跑龙套的戏份都没有——那位出于义愤传递信件的检察院清洁工，应当算得上全剧与“公民”沾边的最大亮点；而媒体则完全消失，《京州日报》和光明区政府之间，就只剩下“你不表扬我，我就不订你”的互相利用关系。

这真的是真得吓人。

而丁义珍成功出逃这一幕，也现实得不能再现实。如果检察院真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该逮就逮，而无需向政法委汇报，他早就进去了，这部片顶多也就拍五集。

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解决问题却还得靠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这样的循环假如不是无穷无尽，一定要感谢上苍的眷顾。

而我们，要感谢《人民的名义》的“真”。

“假”要欢迎，“真”要感谢，听起来是要多别扭就多别扭，但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什么时候，禁忌和尺度没有了或变小了，荧屏上不再是皇阿玛和小燕子满天飞，人们对现实题材的作品不再如饥似渴，对现实问题的讨论也不用再小心翼翼地包裹在一部半真半假的文艺作品里，这个尴尬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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