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行反革命”的监狱生涯

本期编辑：董倩

本文选自：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监狱琐记》

王学泰/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监狱琐记》是我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王学泰先生的一本回忆录，真实记述了他在1975年3月-1978年10月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的所见所闻。该书展现了那个荒谬年代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

半步桥边K字楼

摩托三轮进了广安门，又向东南驰去，在一座大铁门前，它戛然而止。此时铁门仿佛大舞台的幕布徐徐开启，小摩托徐徐而进，后面的铁幕又徐徐降落，从外面看，这个甲壳虫似的小车被吞噬了。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处和看守所。

看守所与清朝末年实行新政时盖的第一模范监狱相邻，监狱的大门向自新路开，看守所大门向半步桥开。不过自新路是清末盖了第一模范监狱后，新开辟的一条路(原来这里都是农田、坟地)，自新路是因监狱而得名；而半步桥则是老名字了，据说明朝时就有了，大约是因有此路名而建此设施吧。1980年代，有一次我到上海出差，住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招待所，与何满子先生聊天。他也数次倒霉，坐过数个监狱。他对我说：“很怪，为什么监狱老临桥而设呢？上海是提篮桥，南京是老虎桥、娃娃桥，杭州是六渡桥。”我补充说“北京是半步桥”。“半步桥”，有深意焉，人间、地狱(鲁迅曾说，中国的旧式监狱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不但禁锢人犯，而且又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仅半步而已。

半步桥的K字楼如今仅剩下半壁　墙和一个墙角的岗楼

半步桥在北京南城西南角，过去北京水多，南城地势低洼，水聚尤多，所以桥也多。再向西南就是北京西南角的右安门和城外的护城河了。当时公安局预审处负责最后结案，从这里移送北京市中级法院，准备判决。各个分局履行了逮捕手续的犯人也要到这里来结案，然后打回分局，由分局移送各区县法院判决。这里的代号是402(信箱号码)，犯人俗称 K字楼(这里关押犯人的主建筑)。关于“K字楼”，诗人聂绀弩有诗云：

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岁尾年头有以诗见惠者赋谢

本来寒士切盼得到广厦千间的庇护，而“文革”期间许多有些向往与追求的读书人却无缘无故被收进了看守所的K字楼，何其荒诞！然而，“天地古今”需要诗歌形容与“刻划”；而眼前“乾坤昼夜”却像在酒海之中昏昏沉沉、飘浮不定。现在K字楼拆了，但有了聂翁的这首诗，K字楼之名也就可以传世了。

半步桥看守所关押犯人的处所主要有三处，主建筑是K字楼，其监室多，功能齐全，超出其他两处数倍，乃至十数倍，虽然说不上“广厦千间”，但“百间”总是有的，可以住上千个“寒士”。

K字楼，是钢筋水泥建筑，呈K字形。中间是大厅，四只腿是筒道，大楼三层，共有十二个筒道。1970年代各筒的安排大体是：一筒关押的是重要政治犯；二筒、四筒关押外国人或特殊犯人；以上三个筒大多是单人牢房。三筒关押的是重病犯人，人称病号筒。五至十二筒关押的都是男犯人。我在二层的五筒中的几个号里待过，聂绀弩先生1966年冬至次年秋住九筒一号。

五角楼，俗称“王八楼”。它是个红砖建筑物，是关押女犯的。共有两层，每层有五个筒道，共十个筒道，排号接着K字楼，是十三筒至二十二筒。“文革”中著名导演孙维世和杨宪益先生夫人戴乃迭女士曾关押在此。

死刑小号院。这里有两个筒，排号为二十三筒、二十四筒。为死刑筒，俗称“枪号”。有的老犯人说，这里的平房原来是关押“高饶事件”中的饶漱石的。一人一个小院，挺清静的。“文革”起来后，把饶漱石转移了，这里才改造为死刑筒，成了令人恐惧的地方。遇罗克、沈元等都是从这里拉出去枪毙的。张郎郎有《宁静的地平线》详记其事。张郎郎是极少的活着走出死刑筒的犯人。这两个筒1975年被拆，在这里建起工作人员的宿舍楼，死刑待决的都被分到“K字楼”、“王八楼”相应的各筒，监管人员对他们说，把你们提到大号，有不死的希望了，要好好表现。这些戴着沉重的死镣、死铐的待决犯分到各筒，在放茅(上厕所)和放风的时候，他们沉重的铁镣在“K字楼”的水泥地板上拖出巨响，仿佛在过坦克车。

看守所本来应该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也就是实施了逮捕(签了逮捕证)以后，法院尚未判决的犯人。可是“文革”当中是“无法无天”的，这儿关押的有已经判刑的(我就见过好几位)、但当局认为不宜送到普通监狱与大量犯人接触的人犯。听说反右时期著名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后被判十五年，就没去劳改场，而在看守所服刑。1976年，我被判十三年后调到关押已判刑号里，遇到号称“苏修第一特务”的谭自强，他被判二十年，也没去劳改场，就押在这里。他的妻子(苏联人)判十五年，关押在“王八楼”。更多的是以拘代判，有的连逮捕手续都没有履行，甚至没有拘留手续，就在这里关押着，有的一押就是三四年，我见过有押十来年的。粉碎“四人帮”后，批判这种做法时叫“以拘代押”或“以拘代判”，是典型的“封建法西斯专制”。

“文革”中，“K字楼”一度非常兴隆，迎来了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墨客、高官显宦，连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大和尚也在这里关了八年。狱中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巨赞法师的自述：“‘文革’开始时，我做梦，梦见我在上山时，突然山上有八块巨石滚下，我紧躲慢躲，才脱过挨砸的命运，大约我要坐八年监狱罢。”后来果然是八年期满，赵朴初把他接回佛教协会。和尚没有家室，被羁押时，都是赵朴初给他送东西。另外如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也在这里待过几年。黄苗子有诗云：“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就是指杨宪益博士“忽于半夜大醉之中，被送进半步桥监狱，酒气熏天，使同牢弟兄，馋羡不已”的故事。其他如王光美女士的母亲、叶帅亲属钢琴家刘诗昆、前宗教局长徐迈进、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男高音演唱家刘秉义、作家诗人聂绀弩，还有前面提到的郁风、孙维世等都曾聚集在这里，可以说是才俊云集，极一时之盛。聂翁还有一首诗记录“K字楼”的盛况：

你也来来我也来，一番风雨几帆歪。刘玄德岂池中物，庞士元非百里才。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

这哪里像监狱，简直像开Party一样，各路英杰才俊，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这首诗是赠给老朋友梅洛的，题为《赠老梅》。梅洛曾是国家物资总局科教局长。这些老一代知识人，口无遮拦。在“天下祸多从口出”的时候，进K字楼一趟，就不可避免，“号间门偶向人开”是极其自然的。当然“K字楼”不像聂翁写的那样美——“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首先这里的吃，量太少，质太糟。特别是聂翁进K字楼的1960年末，那时粮食八两，伙食费六元。又规定不准家里送任何食物，所以在看守所里根本不可能吃饱，长期处在饥饿状态，饥饿是坐监狱最大的困扰。听说这里的定量是解放初由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助理制定、局长批准的，“文革”中这位“局长助理”也进了K字楼，此时，他才感受到伙食标准太低了。聂翁笔下的“杂花生树”，大约指的是朋友多了，可以互相安慰。“老梅”也应该是这些杂花中的一株，“报信梅”来了，这是否预示着将有更多的朋友莅临呢？大约只有聂翁他们那一伙才知道。

我是1975年到这里的，“文革”之初乱抓乱捕的情况已有扭转，老干部大多被释放，有的还被“落实政策”了。也有少数被判刑的，甚至被判重刑的，像聂翁就以七十高龄被判无期徒刑，被押到山西服刑。我到K字楼，大有冀北空群之感。

在看守所时，常听一个老看守(大家称他“老队长”)说的一句话，“我们这里与前几年不同了，那时大批地来，大批地走，日夜不停。现在都已经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了。”此时的犯人大多是“一打三反”运动中出事进来的。

预审、逮捕、审判

到K字楼住定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相”。这是拘押犯人之后必不可少的程序，为判刑之后验明正身时使用，免得被人调包。调包的事儿，在监狱屡有发生，直至今日，仍有传闻。最有名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判死刑的汉奸(正名应称“满奸”)川岛芳子(金璧辉)，报纸报道了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死刑的过程。然而当时就有怀疑被调包，1980年代经过专家的细心考证，确定行刑时川岛芳子被调包，他们甚至找到并查验了被处死刑的妇女的骨骼。确证这是一个有过生育历史的农村劳动妇女的骨骼，而川岛芳子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说明死者是顶替的，川岛芳子得以逃脱。

这里的预审人员很实际，一开始就说：“王学泰，我们俩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五十六块钱。”的确如此，在审讯时，他也没有多开渠道。因为我的事儿就是几句话，“话”这个东西，说过之后，无影无形，当时也没有录音，人的记忆也不那么可靠。如果他有意扩展，这种事儿是没完没了的。

如果就以言治罪的时代而言，我有个致命的弱点：我说过的话，不管对错，哪怕只与一个人说过，人们问起来，假如我还记得，也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承认，很难紧咬牙关，死不认账。如果真没有承认，事过之后，内心总觉得有些不安和亏欠。“文革”当中有许多人，不仅是食言而肥，甚至能够当时说的，马上就矢口否认，用号里犯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提上裤子就不认账”，这也是能耐。我真是做不到这一点，几十年连续倒霉，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虽然因为言论问题倒过多次霉，可是爱说的习惯总难彻底改掉。只能在单位和大庭广众下说话谨慎一些，而在朋友，特别是多年的老同学、老伙伴之间真是不能做到一句真话没有。我的事情就出在一个老同学身上。

预审员也是抓住他认为的“要害问题”——攻击江青。其中介就是《推背图》，正是由此而引发对江青的批评的。我也理解这在当时是犯大忌的。自从林彪倒台之后，虽然公开的政治排位，江青位在七八之间，但在政治现实中除了毛主席外，她自然就成了第二个不能批评议论的人物。我也知道，只要说到江青，不论说好还是说坏，都可能成为罪状。理解这一点，我本能地回避，只能说记不清了。预审员穷追不舍，他拿出《推背图》第四十二象的图片，那个怀抱琵琶、“此时混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的女子，就在眼前。预审员直逼着我的双眼说：“记不记得这张图了？”我只得承认记得。他紧接着说：“好。既然你记得这张图，说说它的来历吧。”

我只好叙述得到这本书的过程和用途。“好。你说的这些都是正当的。如果你与《推背图》的关系仅限于此，我们也不会找你了。关键是你把这本书借给章某，以及你借给章某书时与章某说了些什么？”我当时觉得这位预审员还算通情达理，但从他的话中我也直觉到“议论江青的任何话都是犯罪”。然而，我思想深处还是存着侥幸，总觉得尽管我与章某谈论过江青，但并没有扩散，这哪能算犯罪呢？预审员：“你想不起来，不要紧，我给你提个醒。你与章说，那个女子像谁？”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假装糊涂了，只好承认。承认了我们私下的不当的议论。

按说私下的议论，不管对不对，影响也就在二人之间，当时我不觉得这是严重的罪行。现代文明社会没有据此治罪的，只有中国古代的法律才有因言治罪的。然而，历代还没有法律规定不许臣民非议皇后、嫔妃与大臣的。古往今来也没有臣民因为议论嫔妃而入罪(如果事涉宫廷内部争斗除外)的。法律上更没有“指斥凤辇”罪。我承认议论了江青，使预审员松了一口气。但他认为我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毫无认识。

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你轻松地说：‘我们不应该私下议论江青。’这是私下议论？这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活动！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我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还有没有区别呢？”他回答很干脆：“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此时我还有些幻想，希望邓小平主政，对于极左路线有所抵制、削弱。没想到正因为邓搞整顿、力图清除“文革”中的一些极端做法而遭到“四人帮”等的排挤和打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势汹汹，不久激变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终于许多中国人耐受不住了，爆发了轰动一时、长存青史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左右矛盾的激化，使我感到前景黯然。

“四五”之后，北京实施了大镇压、大逮捕。K字楼突然兴隆起来，来了大批的年轻人。本来K 字楼的许多监号不能满员(每号满员是十六人)，还有空号。这时大多监号都塞到二十人，甚至二十二人、二十四人，非常挤，只能侧着身睡，睡觉翻身也要一起翻。此时“放风”停止了，伙食质量也直线下降。

1976年“五一”之后的宽严大会抓了两个典型：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人，所谓罪行，是誓死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拒不认罪，在监狱中哀悼蒋介石之死，以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一个是给党中央写了大量的反革命信件，被审讯一百余次，拒不交代，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全监惶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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