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的蒙冤与平反

本期编辑：董倩

原载《党史博览》1996年第5期

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成绩卓著，成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

贺龙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个元帅。

事情要从1959年庐山会议说起。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自建国以来不干工作，一直“养病”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彭有功，会后即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在《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指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在这个《通知》中，可以明确看出，林彪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是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

从此，林彪取得了军队领导工作的大权。但是，林彪既想掌握大权，又不愿处理军队繁重的日常工作，不久便又声称“身体不好了”。负责军队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是一位工作负责、雷厉风行的人物。每他当遇到工作上的事情，去请示林彪时，林彪便斥责他“经常干扰”，叶群也说他“不关心林总的身体”。当罗瑞卿有一段时间不去时，林彪又说他“有意封锁”，叶群也说他“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这把一心为公、不知有私的大个子罗瑞卿弄得左右为难。

毛泽东很快了解到这种情况。60年代初，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因林彪身体不好，在林彪养病期间，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贺龙是一条龙，抓起工作来生龙活虎。罗瑞卿协助贺龙抓军队工作，配合默契，使贺龙感到得心应手。

针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只讲“突出政治”，不讲军事工作，只讲抓“活思想”，不抓军事训练对军队建设带来的极大危害，贺龙、罗瑞卿在全军大刀阔斧，理直气壮，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军事政治素质，有力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当贺龙把部队训练成果情况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汇报以后，毛泽东很感兴趣，表示要亲自看看部队的军事表演。

1964年6月15、1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驱车来到首都西郊，检阅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贺龙是演习场上的总导演，不时向毛泽东介绍着演习的各个项目。罗瑞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是演习场上最活跃的3位现场指挥员。

毛泽东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热烈鼓掌，表示赞赏。在看完部队擒拿、格斗表演后，毛泽东走下主席台，来到演习场上，对着侦察兵们训练时用的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挥臂连击两拳，幽默地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

毛泽东还在演习中对贺龙等军队领导人指出：“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

贺龙主持的军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各种新闻媒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还拍了新闻纪录影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片赞扬之声。

然而，在这一系列被称为“我军的盛举，我军发展史上光辉篇章”的活动中，林彪一直没有露面。

贺龙抓军事训练的巨大成绩，引起了林彪的嫉恨。

1964年8月，贺龙、叶剑英元帅、罗瑞卿大将，

在空军刘亚楼司令员陪同下观看飞行表演。

批罗射贺，总参谋长愤而跳楼

全军军事训练汇报表演以后，贺龙威望日益提高。

一天，林彪把罗瑞卿召到毛家湾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

在林彪的话里，潜台词很清楚；第一是挑拨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拉拢罗瑞卿；第二是嫉恨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取得的成绩。

罗瑞卿没有回答林彪的问话。

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是林彪提的名。红军时期，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罗瑞卿任保卫局长。抗战初期，林彪任抗大校长，罗瑞卿先后任教育长、副校长。林彪对罗瑞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工作起来的干劲、能力、魄力，一直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就把罗瑞卿从公安部长的位置上要了过来，让他担任总参谋长，协助自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他没有想到，罗瑞卿既是自己的老部下，同时又是一个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对党忠诚，对工作负责的共产党员。

罗瑞卿没有迎合林彪对贺龙的恶意诽谤和卑劣挑拨；坚定地站在党的正确原则的立场上。

1964年12月，林彪经过一系列的策划，开始向贺龙、罗瑞卿发起“进攻”。他首先对全军军事训练的成绩进行全盘否定，诬之为“单纯军事观点”、“军事冲击了政治”。胡说什么“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等等。

然后，林彪发动突然袭击，一下子打倒了罗瑞卿。

196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林彪经过精心策划，由叶群登台发言，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捏造了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等一大堆“罪状”，无中生有地诬蔑罗瑞卿“想夺权”、“想当国防部长”，随即免去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等职务。

罗瑞卿遭受不白之冤，有口难辩。

1966年3月18日，在北京驻地，他登上3楼平台，愤而跳楼自杀。

文革中罗瑞卿被批斗

所幸，阎王再一次拒绝收留罗瑞卿（红军时期，罗有一次身负重伤，当时以为已经牺牲，后又被救活。毛泽东闻讯后，说：罗瑞卿是阎王也不敢收留的人！）。他没有死，但摔断了一条腿。

本来，1965年12月，贺龙仍然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两位副主席之一。可是，对上海会议要打倒罗瑞卿的安排，贺龙事先却一无所知。

据罗瑞卿夫人以后回忆：

“贺老总当时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他问：开什么会？回答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林彪主谋，陷害忠良

罗瑞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后，林彪一伙又以贺龙是罗瑞卿的“后台”为名，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贺龙。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这是一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会议。5月18日，林彪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恶意制造党内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托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

8月中旬，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召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听了吴关于空军党委第11次全会的情况汇报后，说：“你们这次会议我早就知道贺龙插了手。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他授意吴法宪写“揭发”贺龙插手空军的材料。吴法宪写了“揭发材料”以后，林彪立即作为攻击贺龙的“炮弹”，报送给中央。

与此同时，林彪还召见了海军的李作鹏，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并授意李作鹏捏造攻击贺龙的材料。李作鹏回去后，经过一番捏造，于9月7日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反对“以四好为纲”，支持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反对李作鹏一伙，企图“罢官夺权”。林彪又将此“揭发材料”报送给中央。

8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写了一张署名大字报，就某一问题对总参领导提出意见。作战部长在当时那种“革命”气氛中，也随大家签了个名。但由于这位部长在战争年代是贺龙的老部下，林彪得知后，立即穿凿附会，无限上纲、大作文章，硬说这张大字报是贺龙主持的（其实，贺龙并不知道此事），是贺龙要“篡夺总参谋部的大权”，并将此事写成诬陷材料，上报中央。

同年9月7日至24日，叶群多次找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口授材料、捏造事实，让宋治国以自己名义给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问题”。

在叶群的压力下，宋治国先后给中央写了4封“揭发信”，主要内容是：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4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抬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装过一个窃听器。”

……

当宋治国写好“揭发材料”交给叶群时，叶群假惺惺地当着林彪办公室秘书的面，问宋治国：

“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说：“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叶群又让在场的秘书写了《关于宋治国写揭发材料的证明》，证明“揭发材料”是宋治国自己写的，亲自送来的。这样，如果将来万一打不倒贺龙，上边追查诬陷贺龙的责任时，叶群可以把事情一下子全推到宋治国身上，而且有秘书现场作证明，她可是干干净净，全无任何责任的。

就是以上这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穿凿附会，血口喷人，使人看了不禁哑然失笑的“揭发材料”，却被林彪作为打倒贺龙的“重磅炮弹”，下令立即印发，上报给中央，分送给中央领导人。

 “二月兵变”，千古奇冤

在林彪一伙策动的打倒贺龙的狂潮中，最荒唐、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所谓“二月兵变”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66年2月，北京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再组建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为此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进行过联系。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绍文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他们决定让住在南苑的卫戍区部队调整出一部分房子给新建团住，不足部分搭帐篷和住靶场解决，并通知了联系过房子的学校。

此事到此为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说2月份北京卫戍区到北京大学联系住房一事“是要搞政变”，并言之凿凿地定名为“二月兵变”。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看了这张大字报后，联想到卫戍区也到中国人民大学联系过借房子的事，又写了一张《郭影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质问已经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民大学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此后，这个“天方夜谭”式的“二月兵变”的谣言，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越传越玄。这两张大字报被林彪、康生知道后，成为他们打击、诬陷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炮弹”。

7月27日晚，康生来到北京师大，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宣称：“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由于康生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自称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的大员发了话，肯定有“二月兵变”这件事，事情便愈闹愈大。其实，此时康生手中关于“二月兵变”的全部材料，还仅仅是北京大学的那张大字报。

就在这时候，邓小平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澄清了事情真相。

8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学一次全体大会上，明确指出：“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康生却不甘心阴谋被揭穿，继续信口雌黄，恶意诬陷，从开始诬陷彭真，到后来把贺龙也诬陷了进去。

196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贺龙的老部下廖汉生，被扣上“与贺龙有黑关系”、“是贺龙一条线上的人，是阴谋搞政变的”等罪名，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打倒。

1967年8月14日，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贺龙的老部下许光达大将突然被捕。专案组诬指他是“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刑讯逼供，要他交待出“二月兵变”的“阴谋”详情。许光达宁死不屈，最后含愤离世。

1967年9月1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联名写了要求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贺龙的报告，诬陷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由于杨成武很快也被林彪一伙打倒，贺龙落入了由康生、叶群完全控制下的“贺龙专案组”手里。

1968年4月22日，康生在接见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人员时，继续以“二月兵变”的罪名，诬陷贺龙。康生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康生的话，曾经引起了全国震惊，举世轰动，在打倒贺龙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原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后来供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青年群起反贺，大抵是受康(生)的煽惑多。其原因是林(彪)、陈(伯达)、江(青)的反贺尽管狂热已极，但他们一下子还提不出许多口实，人们听了半信半疑，而康(生)却能一下子就提出许多口实。如说什么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些谣言，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一听就义愤填膺，振臂欲起。那时谁能想到，而且谁敢想，那么一个名望甚高的党中央常委讲的全是瞎话呢？” 

1959年1月，贺龙（左三）与刘伯承（左二）、聂荣臻（左一）在某部视察

除了所谓“二月兵变”以外，林彪一伙还以所谓“历史问题”诬陷贺龙。

1933年12月，蒋介石派遣反动政客熊贡卿(原贺龙的老部下)，妄图利用私人关系，以高官厚禄收买贺龙，遭到贺龙的痛斥。贺龙将此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中央分局决定，处决了熊贡卿。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贺龙和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给中央写有报告。中央的历史档案中有完整的历史材料，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但现在又被林彪一伙翻腾出来，蓄意对贺龙进行政治陷害。康生就对专案人员说过：“……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贺龙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多次回顾自已的一生，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说：“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他敏锐地认识到林彪一伙的本质，说：“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他多次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大声痛骂。他说：“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指着康生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在康生、叶群一手操纵下的贺龙专案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利用各种手段，欲置贺龙于死地而后快。同时，他们还利用专案审查，对贺龙严加迫害，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摧残和折磨。

贺龙的一大批老部下，也都受到株连，有的遭批斗，有的被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1969年6月9日，一代名将贺龙，终于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

中共中央正式为贺龙平反

毛泽东、周恩来对贺龙一直是信任的，是持保护态度的。

1966年8月，当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授意，写信给中央，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时，毛泽东看了并不相信。他于9月14日把贺龙召到中南海，拿出吴法宪的诬告信给贺龙看，并对贺龙说：

“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3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贺龙看了吴法宪的诬告信后，问毛泽东：“是不是找他们谈谈？”

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并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同年12月28日，贺龙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毛泽东特意让贺龙坐到自己身边，以示对贺龙的信任。

当林彪煽动的反贺龙风潮起来后，周恩来特意将贺龙接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保护起来。

当中南海里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后，周恩来和李富春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与贺龙谈

了一次话。周恩来说：“我本来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中南海现在也有两派，连朱老总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第二天凌晨3时，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了北京郊区一个地方，保护起来。

196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在接见一个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贺(龙)在历史上有功劳，南昌起义失败后坚持革命，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也是一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苦心积虑，千方百计想保护贺龙。

但是，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严密控制着贺龙专案组。对贺龙进行隔离审查后，凡是对贺龙有利的材料，他们一律压起来，不予上报；凡是对贺龙不利的诬陷材料，他们一律上报，并不断制造伪证、捏造各种假材料诬陷贺龙，欺骗中央。直至贺龙去世后，这个专案组还继续诬陷贺龙，在一份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诬蔑贺龙是“篡军夺权阴谋家”。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这才使贺龙一案开始出现转机。

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邓小平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深有感触地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的谈话中说：

“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

“翻案，翻案，翻案！’’

1974年，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同志平反。邓小平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周恩来在1974年已经身患重病。他亲自调阅贺龙的材料，重新审查，推翻了林彪一伙和贺龙专案组用逼供信方法捏造的“证据”，报经中央批准，给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和关注下，经过周恩来、邓小平的努力，197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翻了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不实之词：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1966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控制。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象，以欺编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告慰忠魂，周恩来亲致悼词

追悼会上，“泪飞顿作倾盆雨”

中共中央正式为贺龙平反昭雪以后，由于仍在台上的“四人帮”的阻挠，报纸上没有公布，也一直没有为贺龙召开追悼会。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逝世6周年纪念日。

这时，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四人帮”多次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处境很不妙。中央正式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周恩来此时因重病在身，已经住院治疗。当得知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消息后，他立即抱病驱车赶到现场。

一贯仪表端庄的周恩来，庄重肃穆，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悼念会场。当走到休息室门外时，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声喊着贺龙夫人的名字：“薛明，薛明啊！”

“总理，我在这里！”当周恩来走进休息室后，薛明一下子扑到周恩来身上，痛哭失声。

周恩来热泪盈眶，抚着薛明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言毕，一贯自我克制能力极强的周恩来，再也忍不住满腔悲愤，热泪长流，泪洒衣襟。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照

贺龙的女儿走过来，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

周恩来缓缓回答：“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哭声响成一片。

追悼仪式开始了。

周恩来神情庄重、步履沉重地来到覆盖着鲜艳的中共党旗的贺龙骨灰盒旁，代表中共中央，为贺龙亲致悼词。

简短的《悼词》，包含着中共中央对贺龙的高度评价，也包含着周恩来对老战友的无限深情。极度的悲痛，使周恩来几次哽咽失声，几乎讲不下去……

参加追悼仪式的，有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有曾在战争年代跟随贺龙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部下，有因贺龙冤案受到株连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亲友、子女。大家听着周恩来对贺龙的高度评价，望着贺龙遗像上那坚毅的面容，回顾贺龙战斗的一生，不禁痛哭失声。整个悼念大厅里，哭声一片，直冲九霄。真是：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鉴于1974年9月关于为贺龙平反的通知，对贺龙的平反不彻底，重新于1982年10月作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庄严宣布：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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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董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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