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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你不知道的事:江青偷肉包?王光美、阎明复、黄维、李锐、陆定一……

2017-10-02 精典悅讀周刊

本期编辑:董倩


作者:新京报记者 王姝

来源:“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

原标题《秦城监狱最难改造犯人是谁? 26年不肯“认罪”》


正文


近日,刘晓庆再度出书《人生不怕从头再来》,讲述了她十三年前入狱服刑的经历。


知情者和亲历者眼中的秦城监狱

此前曾有媒体披露,刘晓庆的羁押地点是秦城监狱下属的第一看守所,而非秦城监狱。不过,刘晓庆说在素被称为第一监狱的秦城监狱呆了422天,监室只有几平米,三面高墙,有一扇小窗户,室内有一台9吋的电视机。裤腰带、鞋带、扣子全部被摘掉,以防自杀。

“秦城,一切都是黑沉沉的”,刘晓庆称,待在里头,不自觉地想像自己离开监狱时,一头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模样,恐怖的画面激起她每天在狱中锻炼,在牢房中跑对角线,每天跑8千步,锻炼完洗冷水澡,跟狱友吃玉米面窝头,喝玉米粥。除了运动,还开始学英语、读小说,托律师带进来《琼瑶全集》、《卫斯理全集》与《古龙全集》,还定期写文章发表在看守所的内部刊物。

自1958年建成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秦城监狱关押了大量重要犯人,有国民党战犯、也有“四人帮成员”、还有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其中不少人或撰文或接受采访时回忆狱中生活,也有人发表文 29 35082 29 10436 0 0 4782 0 0:00:07 0:00:02 0:00:05 4780讲述重要犯人的秦城生活。由于历史时期不同等原因,每个人讲述的秦城监狱,略有不同。


“四人帮”成员——“江青偷肉包当夜宵”


关于“四人帮”成员的秦城监狱服刑经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全传》、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四人帮兴亡》等书籍、文章均有记录。

《四人帮兴亡》记载: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狱中,她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不由地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江青全传》记载: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

姚文元是“四人帮”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人。《四人帮兴亡》透露:在监狱里,姚文元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刘庆棠——“象征性的劳动锻炼——种点地”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文革”期间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刘庆棠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关押在秦城监狱。

据2013年第6期《中外文摘》《刘庆棠: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一文,刘庆棠回忆: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

刘庆棠称: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肯吃。


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

新中国成立初期,秦城监狱曾关押国民党战犯,1948年12月,黄维作为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俘,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何殿奎退休后撰文回忆,“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何殿奎从1960年开始直到退休,一直在秦城监狱工作,曾任秦城监狱204监区科长、副处长、处长

何殿奎写到:黄维起初从被俘的那一天起压根儿不认罪,属极个别的顽固不化的犯人,总认为在战场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和解放军较量的结果。他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进监狱后极少与其他战犯接触,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就视而不见,我们领导和监管人员对黄维的教育花了不少心思。如动员他妻子、女儿做他的思想工作。

何殿奎称:直到1974年,黄维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是怎样指挥“三大战役”取得最后决战胜利的,此时才有醒悟,也就是说他的顽固立场在特赦前一年才有转变。

《国民党将领特赦后的沉浮人生》也披露,黄维倔强如牛,始终不肯“认罪”。这位原国民党中将是很多人眼里的“书呆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乐趣和追求就是发明永动机。


阎明复——“'秦城人'的一个特征是单侧脸变形”

阎明复(前排左)与习仲勋在一起

文革期间,原统战部长阎明复也被关入秦城监狱。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写到,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阎明复称:有时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


王光美——“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文革时期,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被关入秦城监狱。《王光美私人相册》也记录了“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这个细节。

书中称,王光美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有时她坐着没事,捻捻头发,哨兵就马上走过来,问:“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里,她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是上午、下午,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

书中记录:一天,专案组向王光美说有孩子来见她,倔犟的王光美并不同意。她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么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地怎么能见孩子们呢?后来,监狱人员向王光美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她才同意。也就是在这一天,她才知道,刘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含冤辞世。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4个子女,刘源和刘涛、刘亭亭、刘小小历尽曲折,终于见到了他们的母亲。此时曾经容光焕发的母亲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一书还记录,关王光美的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窗口。王光美回忆:“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李锐——“在秦城,我的隔壁邻居是陆定一”


生于1917年、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文革期间也被关入秦城监狱。近期他发表《九九感怀》一文,其中回忆了自己的秦城岁月。

李锐写到: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

李锐称: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


附:


《王光美囚禁秦城监狱12年悲惨遭遇 黑屋不辨天日》



  资料图:1979年1月王光美出狱后第一次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会,刘源和万里的两个儿子搀扶光美进入人民大会堂

  1967年9月13日凌晨三点多,夜色苍茫之中,清冷的秋风阵阵掠过,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住处,宣布对她正式逮捕。

  刘少奇辞世三年后,王光美才在狱中得到消息

  在此前后,她受到了无数次围攻式审问,充满逼供、欺骗和辱骂。两个月后,王光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开始了隐秘的监牢生活,监号是67130。

  她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有时她坐着没事,捻捻头发,哨兵就马上走过来,问:“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里,她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是上午、下午,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

  春去冬来,寒冬里北风尖厉地呼啸,铁窗外的天空中雁群一掠而过……王光美逐渐钝化的意识中,不断浮现出亲人们的身影。少奇怎么样?孩子们在哪里?幼女小小见不到妈妈会怎样?她一概不知。王光美后来回忆,那时她常想起少奇与她最后分手时留下的话,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她坚定地要活下去。

  她向监狱申请送些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来,没想到的是,东西送来后,意外地夹杂着一双少奇的袜子。她万分惊喜,忙把这双袜子珍藏起来,想念少奇和孩子们的时候,就悄悄看看这双意外得来的袜子。

  在狭窄的斗室里,王光美坚持活动躯体,进行一些徒手锻炼。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努力让自己的心理生活在正常的世界,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精神却仍然健康和自由。

  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王光美的孩子们听说彭真、薄一波的子女相继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就给中央和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们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主席在宋庆龄转来的信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当专案组向王光美说有孩子来见她时,倔犟的王光美并不同意。她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么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地怎么能见孩子们呢?后来,监狱人员向王光美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她才同意。也就是在这一天,她才知道,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含冤辞世。她8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抓进监狱,惨遭迫害致死。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4个子女,刘源和刘涛、刘亭亭、刘小小历尽曲折,终于见到了他们的母亲。此时曾经容光焕发的母亲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中央组织部在接管所谓专案工作的当天,就将王光美从监狱中接出来,安排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她被送到的地方竟是她当年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这里已成为中组部招待所。命运仿佛画了一个大圈。

  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这样记录她采访王光美及相关人士时的情景。

  王光美:现在我走过翠明庄,我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杨 澜: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当服务员。

  刘 红: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就像咱们一般的普通衣服,那种布的衬衫,头发都过肩了。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他们家人,家人一起过来。

  杨 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 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尤其是刚出来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有时她一做操,都是这种弯着手,这样做操,当时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伸不直,后来我就说,有的是地方了,没关系,伸直了。

  原本幸福美满的大家庭,在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中,6人身陷囹圄,4人因迫害而惨死。王光美的幼女小小与父母分别时只有6岁,母女12年后相见时,彼此竟不识对方了。

  1979年春节,王光美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会。这是王光美12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

  先是一部分人认出了她,走过来同她握手、拥抱,后来,人们越聚越多,把光美密密地包围起来,有的同志拉着她的手失声痛哭。被挤得东倒西歪的王光美,从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脸上、眼里,看到了人们的怀念和敬意。她眼含热泪,向人们深深鞠躬,高兴地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由于少奇的问题尚未最终解决,她不便过多露面。在一次会议上,她见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想过去打个招呼。邓小平看见她后,显得很激动,老远就从主席台上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也都站起来,会场上爆发出一片掌声。

  人们向王光美投来敬慕的目光,给予她深情慰勉。胡耀邦安排王光美住进翠明庄后,还批示给王光美增加工资,批准为她配备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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