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一战成名：宁远与锦州的光辉时刻

本期编辑：董倩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文/郭晔旻

       在袁崇焕短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里，天启六年(1626)正月一定是个转折时刻。在此之前，他与大部分大明朝廷的朝臣一样，是一个饱读圣贤之书，进士出身的普通文官；在此之后，他却以宁远城下力挫努尔哈赤铁骑的赫赫战功，以名将的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公元1625年即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的太监魏忠贤，正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明熹宗朱由校则躲在偌大的皇宫后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这年十月，大明朝廷宣布了一项关系重大的人事变动：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去职，高第代替他出任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

这其实是明廷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孙承宗既为帝师，又与东林党人相善，自然不为阉党所容。不过，面对当时后金咄咄逼人的崛起之势，高第其实根本不愿上任。他“叩头乞免”，但魏忠贤根本不听，强令出任经略，出征前线，结果升了官的高第反而“日夜忧泣”，也是荒唐一幕。

虽然在孙承宗督师期间，明军曾先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初步建立了以宁远、锦州为主体，杏山、松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等城遥相呼应的防线，军事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但当时庸臣怯将们谁也不想冒险守关外，高第也不例外。他本是一个书生，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宦业不显，他于兵事更是一窍不通，断言“关外必不可守”，主张放弃辽西土地、退守山海关。

于是，此人一到山海关，就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以尚方宝剑相威胁，严令关外将士全都撤回关内。关外十余万的米粟粮草被丢弃，仗还没打就像吃了败仗一样狼狈撤退，弄得百姓愤怨，军队士气不振。

袁崇焕画像

眼看宁锦防线即将毁于一旦，袁崇焕气愤地上书反对，称：“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一带既然安置了重兵把守，囤藏着大量粮草，一旦后撤，就是向敌示弱。”但是，高第不仅没有接受袁崇焕的意见，反而下令袁崇焕一并撤兵退回关内，连宁远——前屯卫也不要了。袁崇焕愤怒声言：“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表明他作为宁前道尹要与宁(远)前(屯)卫共存亡的决心。高第奈何不了他，故放任他驻扎在宁远一座孤城，任其在边防前线自生自灭。就这样，山海关外的所有官民部队全部撤进了山海关，只留下了一个宁远城。

袁崇焕向熹宗提出自己的战略主张

老于战事的努尔哈赤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明军自撤藩篱的天赐良机，决定师指宁远城，进攻袁崇焕。经过数年休养生息，此次后金军容之盛自然雄伟壮观。但后金大军的具体人数却是个谜。这是因为有清一代，一向讳言用兵之数。后金兵先占领右屯卫，次及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等七城，只有袁崇焕紧急召集本部人马全部撤入宁远城内。八旗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正月二十三日直抵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城下。

努尔哈赤

鏖战宁远

宁远城背山面海，居山海要冲，扼边关锁钥。袁崇焕得知后金兵来攻之后，即将右屯、锦州等处官兵撤回，同守宁远。饶是如此宁远守军仍不满两万，袁崇焕召集各将商议战守计谋。诸将根据过去作战经验，都认为不能和金兵野战，而应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祖大寿遂建议塞门奋死防守，众将赞同，议定，决心死守孤城，坚决抵抗。袁崇焕又下令尽焚城外房舍，转移城厢商民入城；又派人稽查奸细，巡守街巷路口。使得“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袁崇焕又“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官兵感动，“将士咸请效死”。将士心齐，民心亦就安定了，全城军民同仇敌忾，誓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

当然，袁崇焕并不是徒凭血气之勇，其所恃者，即是日后名扬天下的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宁远在明初属广宁前屯、中屯二卫地。宣德三年(1428)方置宁远卫，两年后始修卫城。他还学习了西方筑城法，在城的四角各建三面突出城墙之外，“形如长爪，以自相救”的方形敌台，敌台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成为一体。大炮架于台上，既居高临下，保持射远，又可充分利用敌台的三个面射击并形成交叉火力，只要在射程内，远近之敌均无可避。

在宁远的坚城之上，排列着袁崇焕真正的“秘密武器”——11门“红夷大炮”。这些前装滑膛炮是天启元年 (1621)明朝的钦差大臣持兵部檄文从澳门的葡萄牙人处购得，威力之大远胜传统的中国火器。但努尔哈赤对于这种新式大炮的力量一无所知。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军到达宁远，便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以切断宁远和关内的联系，并防备明朝从水陆两路派来援军。在劝降不成后，后金军于二十四日清晨开始发动猛烈进攻。

以往后金军队攻打明军城池的时候，身披二重铁铠号为“铁头子”的八旗会使用牌(楯)车冲在前面，车的四周与上方挡以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车装有双轮子，可以前后转动。后面跟着弓箭手掩护下携带云梯的登城队。利用牌车抵抗住明军的首轮火器的机会，云梯于顷刻间已经架上城头，不等明军第二次开火，后金的先锋已经登上城墙。从辽阳到广宁，在辽东战场上这套战术屡试不爽，但在1626年的宁远城下却遇到了克星。布置在宁远城头的11门“红夷大炮”射界覆盖城池周围所有的地面。大炮“循环飞击，每发糜烂数重”，发射释放的浓烟密布数里，“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当他们接近城墙时，又遭到城东南和西南两角铳台火炮的交叉射击，死伤惨重。明军发射一炮可以轰倒一百多人，城外的后金军队尸积如山。

皇太极

但后金兵不顾死伤累累，踏着尸体拼命向城下推进。不少牌车还是到了城墙根，在大炮不能直射的死角，躲在牌车内的士兵用斧镬凿城不止，凿出三四处高约2丈的大洞。袁崇焕见情况危急，亲自指挥守兵投掷火球、火把，并把柴草浇上油脂掺上火药，系在铁索上点火后，垂放城下，焚烧牌车。后金兵遭受重大伤亡，战至二更时分，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停止攻城。双方激战三日，后金军在西洋大炮、中小型火炮及其他火器射击下，伤亡至少上千人 ，攻城器械尽成废物，只能黯然败走。

宁远之战令后金遭遇政权建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创，是明与后金抚顺首次交锋以来所取得的惟一一次大胜仗，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袁崇焕也因此一战成名，三个月内晋升为兵部右侍郎、辽东巡抚，荫千户，俨然一个冉冉升起的将星。努尔哈赤自25岁兴兵以来，43年间的不败威名竟被“红夷大炮”击得粉碎。努尔哈赤本人对之郁忿成疾，8个月后便去世了。

锦州再捷

新官上任，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书天启皇帝，提出了自己的治辽方案：“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条坚固的“宁锦防线”。

当时明军从山海关到锦州的军事防线，南北纵向约400里，以山海关为后援、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前矛。这条辽西防线，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从山海关到宁远，约200里；北段从宁远到锦州，也200里。直到宁远之战，明军实际上仅筑成了前一段即关宁段。而宁锦段不曾巩固。宁远大捷后，袁崇焕集中力量，从天启七年(1627)正月开始动工，以4万班军分班筑城，从山海关到关 46 34762 46 16196 0 0 4966 0 0:00:07 0:00:03 0:00:04 4968各城同时修复加固。到天启六年底，“山海关溶壕筑城，扼险置器，壁垒一新”。中前、右屯、宁远等城“业已鼎新，所谓重关累塞矣”。

皇太极

为了争取重建防线的时间，袁崇焕又派人到沈阳吊唁去世的努尔哈赤，顺便与后金开始和谈。这实在是一场尔虞我诈的双重骗局，袁崇焕的目的是以和谈争取时间，而后金方面同样如此。继努尔哈赤而为“大汗”的皇太极当时的处境其实非常险恶，甚至不得不采用迫令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多尔衮的母亲)殉葬的野蛮手段以巩固自己的汗位；当时后金宁远大败之余，“时国内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连国家“库中余布，尚无十匹之贮”，百姓衣食之艰难可想而知，更无力立即向宁、锦防线用兵；何况外部东有明朝藩属朝鲜及毛文龙部，西有亲明的漠南蒙古，南有袁崇焕的坚城大炮，实在是内外交困，需要休养生息的时间。

故而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使臣热情款待，并遣使回复，谋求议和。不过，虽然双方几次信使往来，主要围绕着战争是非、双方划界、经济赔偿互易及政治关系等展开，但其实双方都无意和谈，不过以为缓兵之计而已。袁崇焕借此完成了自己的宁锦防线建设。而后金方面借此和谈之际打败了毛文龙的军队，并迫使朝鲜李朝屈服，不仅消除了后顾之忧，也迫使朝鲜每年进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米万包”，成为其粮食等物资供应基地。在这个当口，袁崇焕埋头整理防备，对朝鲜的关注度不够，有人认为是战略短视的表现。天启七年正月初四，皇太极命阿敏发兵朝鲜，自己率留守诸将摆出一副进攻宁锦的架势；直到二月中旬，明廷才得到后金进攻朝鲜的确实消息；二十四日袁崇焕出动水军增援东江，此后将近一月，他再无对朝动作；四月下旬，袁崇焕上报朝廷：无虚可捣。皇太极刚继位又分兵朝鲜，实力处在最虚弱的时刻，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朝鲜败得太快，袁崇焕的战术又相对保守稳健，机遇一闪而逝。明朝在这场各取所需的“和议”中是得不偿失的。

天启七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四旗后金军过大凌河，包围锦州。到二十五日，皇太极攻锦不克，派人回沈阳调缓兵。二十七日又率数万兵攻宁远，二十八日包围宁远城。在袁崇焕指挥下，宁远城内守备充足，城外列车营，掘深壕。皇太极不信西洋大炮的威力，强攻坚城，是役，明与后金“大战三次，小战二十五次”，至二十九日，后金军从宁远撤回，六月四日再攻打锦州，攻城不下，死伤众多。当夜，皇太极不得不吞下苦果，以天热士兵难耐为由撤兵。

“暮气”从何而来

锦州再告大捷，明熹宗欣喜若狂。滑稽的是，这位木匠皇帝称，“宁锦之捷制胜折冲，皆受厂臣秘画”，把一切功劳都算到阉党身上，自魏忠贤以下，凡数百人，与宁锦战役有关无关者全部受赏、升迁，魏忠贤年仅4岁的侄孙也被封为伯爵，简直荒唐之极。偏偏只有这次战役的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却仅官升一级而无恩荫，实在看不过去的兵部侍郎霍维华(魏忠贤的外甥女婿)请求以己荫让与他，也受到切责“不谙事体”。结果，袁崇焕只能在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熹宗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这样一位刚刚督师辽东17个月(从天启六年三月担任辽东巡抚至天启七年七月辞职)，两挫后金大军的功臣，却因为在宁锦之战中拒绝执行朝廷让他救援锦州的命令(袁崇焕认为皇太极是要围城打援)，此刻在明朝的官方话语中，却变成了“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

不过袁崇焕本人倒很平静，悄然返回岭南家乡，途中还写了一首诗，内有“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之句。大概他本人也很清楚，自己迟早是为阉党不容的。

这是因为袁崇焕科考那年的主考官就是东林党领袖韩爌，按照明清士林的习惯，袁崇焕就算是韩爌的学生。不过，东林党人在政争中失败，或遭谗或被撤或入狱的时候，袁崇焕却安然督师关外。一方面，都说只要能守住关门半年，便成“良将”，就会得到越级提升。袁崇焕竟自愿驻守关外，自然是朝廷所乐见——毕竟总要有人去抵抗后金的进攻。

另一方面，袁崇焕也在不情愿地交结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四月六日，就在皇太极大举进攻锦州一个月前，袁崇焕还投其所好地对“九千岁”称功颂德，并请为魏忠贤在宁远建生祠。这次上奏是由阉党蓟辽总督阎鸣泰领衔，辽东巡抚袁崇焕是仅次其后具名的——要知道，“建祠”和“称颂”这两项，日后是作为崇祯皇帝“钦定逆案”入案主要证据的。

但两者的短暂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那次事后被证明在战略上大大失策的议和行动。这次议和，无疑是得到魏忠贤首肯的。结果随着战略形势变得逐渐不利，魏忠贤就赤裸裸地将议和失策的责任推到袁崇焕身上，局面发展到这种地步，本来就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的袁崇焕或许也只有称病辞职这条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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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董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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