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叛徒集团”案看康生的翻云覆雨

本期编辑：武芸萱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作者为许人俊先生，特此鸣谢！

 盛世才背信弃义，新疆同志陷囹圄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打击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曾经制造了一系列惨案。1941年初，蒋介石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1942年，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乘专机飞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劝说当地军阀盛世才疏远苏联，“肃清新疆共党”。

盛世才颁勇敢奖章

惯于投机钻营的盛世才，以为莫斯科很快将被德军攻陷，于是背信弃义，立即撕下昔日的伪装，投靠蒋介石。1942年9月，盛世才将中共1937年应其恳请派往新疆帮助建设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以及当时途经新疆返延安的留苏干部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140多人，全部逮捕入狱。即使身怀六甲的孕妇也在劫难逃，先后有11人在狱中分娩。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事极为关注，曾召集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正在重庆参加谈判的周恩来，要“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判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世才扣留之徐杰（陈潭秋化名）等140多人的要求。”

6月，中共中央又派林伯渠赴重庆，向国民党当局的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意见书，再次要求释放包括新疆监狱中关押的中共人士在内的爱国志士，“以利抗日”。

吴玉章和林伯渠

这一期间，康生在延安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主任等职。因工作关系，他是参与研究营救新疆被捕人员的重要人物。新疆监狱中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吉合、秦化龙等人，都曾是康生当年在苏联莫斯科工作时期的同事和战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内外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实行国共合作。和平呼声空前高涨，蒋介石被迫重开国共两党和谈之门。

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亲赴重庆参加谈判。9月2日，他代表共产党再次提出释放包括被关押在新疆监狱内的人员在内的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将这一要求列入两党共同声明之中。

事情十分凑巧，当时新疆出现了三区事件，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9月13日，蒋介石派张治中火速乘飞机飞往新疆迪化进行斡旋，紧急磋商处理三区问题。

张治中是中共的朋友，与中共关系一向友好。周恩来夫妇闻讯后，马上前往他的寓所为其送行。同时，周恩来拜托张治中帮助查清被盛世才关押的140多名中共人士的下落，并无条件地释放回延安。张治中欣然答应。

张治中信守诺言，到新疆后很快查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已被盛世才杀害。

 迎接新疆同志归来，康生的举动引人注目 

1946年4月1日，蒋介石为了调整同苏联的关系，缓和国民党同新疆各族人民的矛盾，安排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上任后，张治中排除阻挠，将140多名中共人员迅速解除囚禁，并指派可靠部下刘亚哲少将，带领武装人员乘汽车将大家送往延安。

6月10日，被解除囚禁的140多名中共人员乘坐10辆大卡车，在刘亚哲精心安排下离开新疆。他们穿过戈壁荒漠，越过祁连山脉，冲破重重阻挠，历时一个月，终于在7月份来到延安地区。

那天，延安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当运送新疆同志的车队进入七里铺时，只见红旗招展，耳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五公里的夹道上，挤满了延安军民。大家跳着、笑着，热烈欢迎新疆监狱难友归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热烈地鼓掌，并走上前去同新疆同志握手。

康生当时也赶来参加欢迎，显得特别热情、欢快。他甚至一改常态，跳上汽车，张开双臂热烈拥抱难友。这一举动，出人意料，引人注目，给《解放日报》的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解放日报》对欢迎场面曾作了生动报道：

欢迎人群中，不断传出西北战友的慰问声：“明方，回来了，您好啊！”马明方等同志由于监狱生活的折磨，脸庞显得有些消瘦。但今天也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频频挥臂示意。康生同志突然跳上汽车，热情拥抱住一位黝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大喊：“你们终于回来了……”车上的同志随即齐声回答：“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毛泽东听说新疆同志胜利归来，激动不已。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从杨家岭乘坐吉普车，赶到位于延河边的中央党校看望大家。

康生听说毛泽东来了，也匆匆赶来。他满脸堆笑，跑前跑后，紧跟毛泽东到各个宿舍，看望正在休息的难友，不断嘘寒问暖。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特地在杨家岭设宴为大家接风洗尘。康生在宴会厅里特别活跃。他端着酒杯走来走去，不断寻找老熟人碰杯聊天，详细询问狱中遭遇和归途中的情况。康生还举着酒杯走到国民党少将刘亚哲面前敬酒，感谢他受张治中委托，一路不辞劳苦，精心护送新疆监狱难友安全抵达延安。

新疆监狱归来人员回到延安后，一直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二部休息和学习。康生作为中央党校校长也经常到各个宿舍走访、看望大家，表示关切之情。

经过三个月治疗、休养，新疆归来人员基本恢复健康。此时，蒋介石破坏国共和平谈判，开始发动全面内战，烽烟四起。难友们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分配工作，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对新疆归来人员，只作集体结论，不作个人结论 

根据局势发展，中央组织部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对新疆监狱归来人员，一律不作个人结论，只作集体结论。理由是：一、他们是由党中央设法营救，集体返回延安的，属于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二、他们冲破千难万险回到延安，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心向着党，向着革命；三、他们在狱中一直有党组织领导，统一行动，受到组织纪律约束；四、大规模内战已经开始，前方后方都急需干部，大家都要尽快走上战斗岗位，形势不允许再作个人结论。

为慎重起见，中央组织部还派副部长安子文和干部处处长廖志高等到中央党校代表中共中央当众宣布：“新疆回来的同志，只作集体结论，不作个人结论。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同志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对敌斗争坚决，立场坚定，党籍在狱中依然保留，并计算党龄。”

新疆归来的航空队，是受过多年航空技术训练的宝贵人才。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和刚刚起义飞到延安的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等人，一道前往东北地区开展工作。

航空队临行前，朱德和康生等领导特地到中央党校为他们送行。朱德亲切地对大家说：“本来想让你们再多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为了准备打仗，需要你们迅速到东北去建立一支航空部队，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9月20日，航空队启程，经过西北、华北解放区，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辗转千里，直到1947年初，才胜利到达辽宁安东（今丹东）。他们在那里创建了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

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高登榜等人，则留在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马明方任西北局副书记，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张子意一直在中央宣传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曾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之华先任中央妇委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监委委员。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他和高登榜均分配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随中央机关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纯回江西工作，曾任省长和省委书记。高登榜则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兼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马明方

吉合曾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多年，熟悉军事业务，精通俄语。党中央原计划留他在延安总部工作，后因前方急需军事指挥员，他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曾任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参谋长。1950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四年后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

据统计，这些新疆归来人员，“文革”前在地方担任省长、省委书记，在中央机关任部长，以及在军队担任军长、司令员者计20人左右。最集中、最突出的是空军部队，如沈阳、北京、武汉、兰州、广州、福州等军区的空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大都是当年新疆航空队的成员。


 康生翻脸不认人，秦化龙、吉合遭噩运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更是新疆归来人员的大劫难。

每回忆起此事，劫后余生的秦化龙、吉合及他们的家人，总感到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噩梦。因为在新疆归来人员中，他们两家同康生夫妇的关系最为密切。

1936年，秦化龙的妻子韩福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共青团员，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从事情报联络工作。当年，她千里迢迢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正是康生接待了她。登记名单时，康生告诉她，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一律不用原名，必须隐姓埋名，并为她取名“小云”。从此，韩福英就以小云为名，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东方大学同一个班里学习，朝夕相处，接受训练。秦化龙也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认识康生夫妇的，由于双方交往较多，友谊逐渐加深。1964年，秦化龙从上海警备区调到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代主任后，因工作关系，与康生也时有来往。“文革”初期，秦化龙担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中央开会时，他们也常见面。然而在1967年秋，康生在一次红卫兵大会上，却同江青一起宣布：“秦化龙不是好人，他是新疆叛徒和‘五一六’黑后台”，并下令将秦化龙等关入秦城监狱。秦化龙在秦城监狱的连续审讯中，因疲劳过度，悲愤交加突发脑溢血，昏倒地上。专案组也不及时救治，从此，秦化龙落下了残疾。

秦化龙

吉合和康生的交往，比秦化龙夫妇与康生的交往还要早。吉合原名田德修，1925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取名吉合诺夫，曾在莫斯科军事院校和刘伯承同学，后到高级步兵学校中国班担任分队长。他是1935年在共产国际总部认识康生的，两人常在总部看文件、找资料。吉合留苏时间长，活动能力强，熟悉人员多，精通俄语，被誉为“苏联通”。康生为了拉拢吉合，影响留苏学生拥护王明当领袖，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和吉合套近乎。

20世纪50年代初期，康生政治上不得志，只担任山东分局书记一职，情绪低落。他或是在青岛、杭州装病住院休养；或是赋闲在家写字作画，玩赏文物字画，雕刻图章。有一次，康生突然心血来潮，特地挑选了两枚优质玉石，亲笔书写，亲自动手雕刻，为吉合夫妇精心制作了一对阴阳（凹凸）印章，馈赠他们，以示友好。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和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老干部，相互勾结，在全国掀起“揪叛徒”的恶浪，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作的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康生不顾历史事实，更不顾及同志情、战友情，完全否定了当年中共中央对新疆被捕同志作出的历史结论。吉合也是难逃噩运。

 荒唐逻辑：马明方等人活着回到延安，必定是叛徒 

1967年夏秋，康生指示成立“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专案组”。康生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新疆监狱被杀了，而马明方等人却活着回到延安，必定是叛徒。”

按照康生的这一荒唐逻辑，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揪“新疆叛徒集团”的高潮，大批高级干部和军队领导先后被囚禁。

专案组的总指挥是康生，重要成员有谢富治、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吴法宪忠实执行康生的意图，指示专案人员实行三班倒，日夜突击审讯，下令“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对他们不存在什么逼供信不逼供信的问题”。

马明方等在审讯时常常被整得死去活来，虽多次抗议，但他们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大革命时期就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历来尊称她为杨大姐，康生也不例外。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却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年迈体弱，且患有骨癌的杨之华被捕。专案组连夜突击审讯，逼杨之华交代被关押新疆监狱期间“叛变的罪行”。

杨之华、瞿秋白与女儿瞿独伊

1973年，杨之华病情日益恶化，多次要求保外就医。虽经周恩来干预，但专案组依然按康生指示不予批准。他们只允许杨之华的外甥女探望，不准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见面，说瞿独伊是“新疆叛徒集团案”的同案犯，防止串供。杨之华在病危时告诫专案组：“我如果死在监狱里，对党是不利的。”专案组冷若冰霜，置之不理。最终，杨之华死在康生控制的专案组手中。

专案组中也不乏正义之士。有些人通过大量内查外调，不但没有找到马明方等人叛变自首的材料，相反发现他们在狱中坚持顽强斗争的许多证据。于是，大家对原先确定的定案性质开始产生怀疑。

1968年4月，在填写审查对象表时，有人曾经将马明方由“叛徒”改为“叛徒嫌疑”。岂料这一改动，大大惹怒了康生一伙。起先是李作鹏怒气冲冲，把专案组的支部委员们找去大加训斥：“中央定叛徒，你们定嫌疑！政治立场动摇，站到敌人那一边去了！”

接着，吴法宪、李作鹏又把康生请出来给专案组训话。康生对专案组的工作很不满意，严厉指责：“你们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来马明方专案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专案，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案件涉及的人很多。”“你们查了90多个人，他们叛变了，回到党的怀抱后，集体向党隐瞒，这实际是一小撮了。”

康生还诱导大家说：“新疆监狱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需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

康生在那次训话中，反复突出一个“想”字，要求专案组在“想”字上做文章。他甚至亲自带头示范，充分发挥想象力，无中生有地说：“这些人出来前，就派人和张治中谈判，要出材料作为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集体隐瞒，而且还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然后，同国民党一块长期潜伏到我们党内。”

会后，专案组按照康生的指示，马上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批判专案人员“思想右倾，立场动摇，为阶级敌人翻案”的严重错误。同时，在内部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副书记吴自臣等，因“立场动摇”被罢官、调离。

接着，专案组竞相发挥想象力，加大深挖“新疆叛徒集团”的力度和进度。他们编造了“马明方等在新疆监狱秘密叛变后，又秘密集体加入国民党和特务组织，还秘密领取了国民党党证和特务证”……甚至连张治中受周恩来嘱托发给监狱难友的零用钱，也被他们荒唐地编造为“领取了特务活动经费”。

马明方等人在审讯中严厉批驳专案组的荒谬，结果他们大打出手，进一步刑讯逼供。一年后，在专案组的残酷折磨下，马明方含冤死去。

 周恩来将中央三办递交的复查报告改为平反报告 

在炮制“新疆叛徒集团案”的八年中，康生可算是挖空心思，耍尽阴谋诡计。

为了迫害新疆监狱难友，康生曾经指示空军政治部、民航总局和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联合调查组，并让吴法宪安排飞机，三番五次前往新疆各地查调国民党留下的档案，翻阅当地20世纪40年代的报刊资料，搜集马明方等人“叛变投敌”的线索。

因无中生有，图谋一一落空。康生一无所获后，仍不死心，又责成新疆军区派工兵连，到盛世才当年的公署原址挖地三尺，说地下埋藏有马明方等人叛变的秘密档案。结果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仅仅挖出几条破枪。

康生的另一个诡计是：动用中统特务郑大纶和叛徒徐梦秋编造伪证，污蔑、迫害马明方等。

郑大纶是国民党中统局高级特务，1943年被派往新疆配合审讯中共人员，担任书记官。徐梦秋过去在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工作，参加过长征，被捕后叛变。因康生说过“很多敌伪人员都在”，于是专案组迅速将这些人弄到秦城监狱，编造假口供，配合他们的审讯行动。

1972年，专案组按照原定计划，在《案犯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表》上，填写好马明方的名字，还特地注明“叛徒、内奸问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康生同志已圈阅，批准定案”。

当年和父母在一起遭难的子女们，也遭到株连。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被视为同案犯隔离审查；林基路的儿子林海宏，原是空军优秀飞行员，因他本人和母亲都是新疆监狱归来人员，被下放到西藏当汽车驾驶员；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同样因本人和母亲是新疆监狱归来人员，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贵州一水电站当搬运工，整天扛水泥……

1974年，毛泽东对专案工作的问题有所察觉。他指出“各个专案组，已经搞了多少年，再不结案，非要把人搞死不可”。他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这使专案工作有了新的转机。

1974年底，中央三办受权对新疆监狱问题继续复查。从那些被康生、吴法宪扣押的大量国民党档案材料中，发现马明方等人在监狱斗争中十分坚决、顽强，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勇敢、高尚的气节，从而否定了“新疆叛徒集团”的存在。

1975年3月，中央三办写了复查结论上报中央。

周恩来是当年新疆监狱问题的经办人和知情人，熟悉历史情况。早在1967年8月中南海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当有人向周恩来提出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等人在新疆监狱有叛徒问题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这件事我最清楚，是党中央委托我通过张治中将军把他们设法释放送回延安的。”

此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看到中央三办递交的复查报告后，心情十分沉痛。如今一切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他感慨万端，提笔将复查报告改为平反报告。两字之差，意义重大。周恩来还将报告压缩为1500字，并嘱咐秘书将张治中致毛泽东的信——《我经历事实的简述》中有关新疆监狱中共人员表现的段落，抄送中央作为平反报告的重要旁证，一并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阅。

张治中在信中写道：“他们（难友）由于在党中央、毛主席教导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狱里始终不屈，受之艰苦，历尽煎熬，终于脱离虎口，胜利归来，这是值得敬佩和庆幸的。”

一个月后，遭受残酷迫害八年之久的张子意、秦化龙、吉合、高登榜等人终于走出了监狱，获得了自由。其中，许多人已经被折磨成终身残疾。马明方、杨之华、安志敏、李宗林等24人，则不幸含冤离开人世。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终于身患绝症死了。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康生仍然拥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头衔。他死后，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西厅。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生的真实面目和罪行逐渐被揭露，许多历史真相也大白于天下。据查证，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关押迫害的干部就有839人。康生在专案审查中随心所欲，凭空捏造，任意给一些高级干部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死党”、“帮凶”、“败类”、“坏人”、“反革命”等罪名。他甚至将别人对自己有意见，也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加害于人。

1980年，中共中央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经过充分调查核实，决定将康生永远开除出党，并将他和谢富治的骨灰盒一起，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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