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红父亲曾山的人生传奇

本期编辑：武芸萱

说到曾山，人们更愿意谈起他的儿子——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的曾庆红。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曾山本人在中共党史中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是中共第七至第九届中央委员，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部长等职。1960年11月23日，担任国务院内务部长。曾山妻子邓六金（2003年去世）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27位女红军战士之一，在淮海战役前夕创办华东保育院，妥善照顾百余名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子女与烈士后代。

曾彩芹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一家，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真是满门忠烈，浩气长存。曾山的父亲曾彩芹是农村小学教师，他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为了党的事业，主动要求中共吉安县委，将他所在的农村小学作为党的交通站，义务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掩护党的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经中共吉安县委讨论批准曾彩芹为秘密交通站长。

说秘密交通站其实就是曾彩芹一人，他既是站长又是交通员，样样事情都必须他亲躬，都要亲自跑腿。几年来，他不论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他都每天身披蓑衣，晚上打着灯笼，送情报，送战友上井冈山寻找毛泽东，聆听革命真谛，传播革命火种，多次掩护游击队，痛打白狗子、反动民团，赢得了上级和革命群众的好评。曾彩芹曾先后三次被捕，仍为革命到处奔波送情报，化险为夷，然而不幸于1931年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关押在监狱，严刑拷打，逼迫曾彩芹招出地下党负责人，曾彩芹为保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结果被敌人活活打死，惨不忍睹。

哥哥曾延生把全家领上了革命道路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在上海读大学，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1925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回江西闹革命，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过“万安暴动”，并把全家领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底，他由党组织派往赣州任赣南特委书记，不幸于1928年2月被捕，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赣州城。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九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也于1928年惨遭敌人杀害。

曾山的父母生有五男二女，但由于生活贫困，二男二女先后夭折，留下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后来又都为革命牺牲了。

家庭的不幸，敌人的残暴，没有动摇曾山的革命信念，反而更坚定了他的斗争意志。曾山小时随父亲曾采芹读过上年私塾，后做过学徒，种过田卖过肉。1925年秋，在哥哥曾延生（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团体“觉群社”，投身革命。1926年，他在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立志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曾山被委以重任参与组建新四军

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曾山冒着腥风血雨，毅然赴广州加入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曾山任苏区中央局委员。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曾山为主席团常务主席之一，并当选为中央扫行委员。在此期间，曾山向毛泽东汇报了江西苏区内部肃反中出现的严重情况，决定在江西苏区内部暂停止肃反，从而挽救了党内外一批同志。

1932年12月，江西省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坪召开，会上曾山抵制了坐镇江西苏、维埃政府“督战”的王明路线代表，拒绝反对所谓毛泽东的“右倾路线”。为此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曾山出席了在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继续当先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内务部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曾山接任中典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环境越来越艰险，游击队损失很大。最后，曾山小组只剩3人，到永丰又遭靖卫团堵击，死伤各一，仅余曾山一人，跑到吉水，在群众掩护下，化装潜行至上海，于12月在法租界和地下党接上关系，并经批准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1937年11月，曾山从苏联回到延安。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飞抵延安，陈云、曾山同机到达。在大雪纷飞的延安机场，曾山见到了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并和毛泽东、陈云等一起合了影。这是“二苏”大后，阔别近四年，曾山头一次见到毛泽东。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14日下午1时，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中，同时兼有领导职务的只有项英、陈毅、曾山三人。作为曾坚持江西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人，曾山被委以重任，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稍事休整后，曾山协助叶挺、项英等，迅即投入了新四军部队编组和东南分局筹建工作。

1938年1月4日上午9时半，曾山随项英去汉口乘船赴南昌前，同叶挺、张云逸、周子昆一起，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合影拍照。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迄今发现的新四军组建之初领导人的第一张合影照片。

1938年1月，（左起）陈毅、温仰春、项英、张云逸、曾山等合影。

当日晚10时，曾山和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招商局第二码头，登上“江裕”号客轮，沿长江顺流而下，于5日上午9时到达九江，当晚转乘火车，于6日凌晨2时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下车后即在晨曦中走过横跨赣江的大木桥。这时，已下了霜，感到寒气袭人。过桥后经中正街（现为胜利路）住进了三眼井左侧巷第一号（原为张勋公馆）。这座花园式的官僚房子很大，很漂亮，全是木板的玻璃房，除两层楼房朝南外，北面还有一排木板平房”。

到达南昌后，曾山见到此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陈毅。陈毅惊喜道：“唉呀！同志哥！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1935年初，我和老项（英）几次派人到小布一带山区找你们，音信渺无，多教人心焦呀！”九死一生，曾山也不胜感慨。

当晚，从福建、广东、赣粤边等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赶到南昌。时值寒冬，各地来昌人员，由于长期艰苦斗争环境，大都没有棉衣。军部条件亦很简陋，不得已只能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看到此景，曾山感到十分难过，遂将自己仅有的一条从苏联带回的的毛毯，送给体弱的同志，大家非常感动。

妻子邓六金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战士之一

曾山驰骋沙场、奇功卓著，邓六金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之一。他们相识相恋、相知相伴的经历鲜为人知。

1938年春，在中央党校，邓六金遇到了从苏联回来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曾山同志。会议结束那天，与邓六金一起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兴致勃勃地跑进邓六金居住的窑洞，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江西的曾主席来了，我带你去认识认识。”说完，危秀英不由分说地连拉带拽把邓六金拉到了曾山面前。

当时的曾山30岁出头，文质彬彬，一张敦厚的方脸盘，一双睿智的眼睛，态度和蔼，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时谁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民运、青年、妇女等各个方面的干部，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开辟东南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曾山这一要求，并交代中央组织部办理。于是，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各单位，主要是中央党校和抗大挑选合适的人才，一共选定了20多位，但就是缺少妇女干部。这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想起了邓六金，并把邓六金的情况向曾山作了全面介绍。曾山曾记载道：邓六金，福建上杭人，贫农出身，从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党，参加过苏维埃时期土地革命斗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红军战士到八路军的女干部，左一为老红军邓六金

1938年10月的一天，李富春副部长打电话给正在中央党校14班学习的邓六金，叫她来组织部谈话。李富春动员她去抗日前线搞民运工作，当征求她去什么地方合适时，邓六金没作过多考虑，只是顺口说：“我去东北吧。”。

面对她的选择，李富春依然笑着说：“我看你到华中最合适，华中缺少妇女干部。”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邓六金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后交代说：“你跟他（曾山）走。”。

这年12月，曾山率领中央组织部挑选的2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准备奔赴东南前线。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邓六金。曾山一行到达西安以后，由于国民党拖着不发“护照”，致使他们在西安滞留了一个月之久。

这时，在其他同志撮合下，邓六金已经同意与曾山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随着见面的增加，两人的感情日浓，当曾山提出单独先走，同行的年轻同志闹着：“喝完喜酒再走。”他们用曾山和邓六金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一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没有两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发来电报：“同意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曾山与邓六金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彼此倾心，结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邓六金在这场终身大事面前流泪了。她说：“我不想结婚，我还要工作”邓六金在长征路上亲眼见过贺子珍、陈慧清（邓发夫人）几位大姐生孩子的痛苦。她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只有求老百姓收养，找不到收养的人，只能包裹好孩子，放在马路边，孩子哇哇哭，母亲一步三回头往前走。她想：生了孩子就要带孩子，这于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经暗暗发誓：我不结婚，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她爱曾山。在同志们的“促成”下，他们结合了。

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为他们祝贺。他们请了林老和同行的20多位同志在饭馆吃了一餐便饭，作为答谢。

1938年，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四军负责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影。左起：张云逸、叶剑英、王明、博古、周恩来、曾山、项英。

长子曾庆红看见奶奶惨遭毒打却不能哭出声来

1939年1月16日，曾山、邓六金一行辗转来到皖南山岭，受到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1939年7月，他们爱情的结晶产生了，这是他们的长子。由于皖南一带的形势紧张严峻，战斗生活异常艰苦，邓六金将儿子亲自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抚养，取小名丁儿。这个“丁儿”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同志。与自己的亲骨肉分离时，刚刚做母亲的邓六金鼻子酸酸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到江西吉安把曾山的老母亲抓去毒打拷问，并纵火烧掉了曾家的房子。只有三岁的丁儿无处藏身，独自一人跑到野外的大树洞里躲了两个晚上，远远看见奶奶惨遭毒打，却不能哭出声来。数十年后邓六金对我们讲述起那段经历，对长子曾庆红的苦难童年仍深感内疚。她老泪纵横地感慨：“那时，这个孩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然而，这段经历也决定了曾庆红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皖南事变后，邓六金的工作更紧张了，她恨不得自己生出三头六臂来，多挑几副担子。谁知，在这个关键时候，她突然腹疼不止，身体也一天天消瘦下来，卫生部的同志诊断她腹部长了瘤子，要到上海去治病。没办法，邓六金只得辗转来到上海，令人悲喜交加的是经医生的反复诊断，邓六金不但没有长瘤子，而且怀上了孩子。1942年，邓六金带着这个取名叫“阿瘤”的孩子，从上海回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重整雄风，根据地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邓六金再也坐不住了，她将孩子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去。

谁知，这个叫“阿瘤”的孩子经常发烧，而且一发烧就抽风，把抚养他的老乡吓坏了。一天，孩子又抽起风来，老乡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不论邓六金怎么解释，就是不敢再带养了。无奈，邓六金只得把孩子带回家来。

有一次，陈毅特意找到邓六金，生气地对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知道自己的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家里，共产党也不是不要革命，也是为了这些孩子。怎么，孩子不带好，你学习出来要当皇帝呀。”每当看到发着高烧，全身肌肉抽搐的儿子，作为母亲，邓六金暗暗流着泪，心都要碎了。可是，为了革命事业，她舍弃了一切。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以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积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重兵集团。这时，华东局对邓六金的工作作了重大变动，要她筹办一所保育院，带好100多个孩子。她当即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争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让孩子们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由搞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到带一大群孩子，这是邓六金革命征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

1949年，参加长征的部分女同志在北京合影。前排左起：刘英、陈琮英、魏元德、周月华、危秀英；中排左起：1邓六金、2甘棠、3吴仲廉、5、李伯钊；后排左起：吴朝祥、何炼芝、康克清、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六金和曾山一贯勤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革命的家教家风，培养教育子女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新中国成立后曾山调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

1940年，曾山离开吉安，调中共东南局工作，来至皖南，同年，率领东南局机关及党校一批干部撤离皖南，进入苏南解放区。1941年5月，曾山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长。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曾山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长兼财委主任。1947年12月，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财委主任。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解放山东，曾山率领一批财经干部接管济南。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曾山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山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纺织工作部部长。

1952年10日，曾山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1956年9月，曾山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调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1960年11月，调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

“文革”中曾山遭到批判

“文革”期间，曾山受到冲击，被造反派诬指为“全国民政部门的头号走资派”，遭到批判，身心受到很大摧毁。以下是曾山夫人邓六金的回忆：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

国务院内务办的严佑民副主任和孙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曾山，非常惊讶、气愤。周总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了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中央对曾山的四点指示传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批斗还是少不了的。可他回家后什么也不讲，心胸很宽阔，只是说：“哪个单位都有造反派，来了运动，受点委屈也难免。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央也知道，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但老头子很镇定，很坚强，他那种坚定神情真让人难忘。

1969年，在作党的“九大”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说：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他去苏联也是党安排的。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

经过军代表做工作，曾山以全票当选为“九大”代表。在党的“九大”上，曾山与陈毅在一个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诬陷陈毅，四处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他们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遭到曾山的坚决抵制。这自然招致那一伙人的忌恨。后来毛主席出面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曾山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很愤慨，又为党和国家处于混乱局面而担忧。他对自己的境况考虑很少，泰然处之。他多次对我说：“六金，我的情况中央是清楚的，我自己也问心无愧，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对党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就回江西老家种田去。你思想上也要有准备。”

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曾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曾经评价曾山说:“曾山对党的土地革命是有功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建设是有功的。”这给曾山包括我们全家以很大的安慰。

1969年11月17日，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曾山被驱散到长沙。不久，国务院内务部撤销，曾山长期没有分配工作。1970年4月，曾山经批准回北京治病。1972年4月16日，曾山病逝于北京。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叮嘱子女：“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党对我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依靠自己去生活，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周恩来于4月20日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毛泽东送了花圈，叶剑英致悼词，指出曾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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