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平庸、焦虑、高墙与出走

一个人，如果一年之中可以矫情一次，我觉得最好选择新年伊始。人们从不在乎你在这一天下什么决心，做什么宏伟的计划；你自己也可以很快忘记这一天说过的话。

这几天里，我琢磨着新年写点什么，脑海里总是有这么几个字挥之不去：平庸、焦虑、高墙与出走。

▶1. 平庸

一年前，我在伦敦，带正在英国读高中的女儿，去拜访一位我研究生时的同学，他在那里一所大学做市场学教授。回去的路上，女儿突然问我：爸爸，你是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吗？

我踌躇了半天，对女儿说：爸爸不是，但年轻的时候，曾经想是的。

回到酒店，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来看去，整个身形和面孔抽象成两个字：平庸。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立志做经济学研究。出国以后，去伦敦经济学院听宏观经济学的课，发现都是数学公式，完全不懂。后来赶紧改学会计，这个比在学校当助教工资高，而且不需要数学，只需要算术，能应付加减乘除就可以了。

然而，这些年发现，中国的经济学家大都成了预测大师，出去讲课，挣很多钱。公众号上有很多他们讲话的记录，吸引眼球的大都是标题党式的东西。我有时甚至会想，如果我当时继续学经济学，今天或许可以挣更多钱。当然，后悔的不只是没有当经济学家，还有太多太多。

其实这很悲哀，人生选择的权衡，最后落到了一个钱字。

我在同学群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转发文章，大抵是我们60后、70后如何赶上了好时候。这话不假，我们这代人里面，从高中直接考上大学的人，日子过得都不错，而不要忘记的是，这部分人只占我们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大约百分之三。我们的同代人中，更多的人成了中国第一批进城农民工，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中国第一批“阿姨”，甚至，中国第一批“小姐”。

年终聚会，除了房子、股票、孩子上学等规定动作，大家免不了要谈2019的经济下行。我不知道这些对于我那90%多的同辈人意味着什么。自从告别经济学研究，我就失去了对宏观统计数据的兴趣，更不会去试图想象那些数据背后个体生命的悲欢。多年来，我关心的，只是与自己职业有关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以及股票的K线图。我和周围很多人一样，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对此，我们不需要内心有愧，我们只是被时代的大潮裹着走。我们被这个大潮夹裹着，我们被自己的贪心指示着，被自己偶尔的良心发现欺骗着，早就没有了方向感。

没有方向、只有贪心，我们其实早已归于平庸。

 ▶2. 焦虑

最近有很多大腕言论，讲2019年会如何如何困难。其实，讲悲观的东西，对经济学家来说，风险最小，收益最大。风险小是因为，如果明年不好，那是他们预测对了；如果明年还不错，他们可以说是领导听了他们的话。收益大是因为，大家都太焦虑，都想寻找些灵丹妙药。

贩卖焦虑是很多行业的营销手段，保健品行业、幼儿教育行业、演说行业莫不如此。中产阶级是焦虑症的高发人群，这个现象，中外皆有。

叔本华说，生活中大部分的烦恼和困扰，究其根源，都是由于焦虑。所有的矫揉造作、妄自尊大、虚荣、自负，也都是因为焦虑。而人们之所以频繁地焦虑，无非是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和别人相比怎么样。

凡是衣食无忧之外的焦虑，都是人类贪婪、虚荣的天性使然，不足同情。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人生努力的方向应当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句话其实很无耻。人应该是生而平等的，而人活着的意义，也不是要和别人比，不是通过感觉比别人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海明威说，超越别人没有任何高贵之处，真正的高贵，是超越过去的自己。

后中年人群的同学朋友圈，比较喜欢谈论国事，忧国者甚多。我基本不参加这样的讨论，对中国的未来，我很乐观。16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农村到北京读大学。在那之前，我没有坐过任何机动车辆，我们那个地方，甚至都没有拖拉机。几十年里，作为个人，我亲身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后现代社会整个的进程。能经历这种反差，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珍贵的人生体验。

我相信以我们中国人的致富冲动、勤劳、和精明，只要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变，人们一定会越来越富裕；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具温情，而人们不应该习惯性地用“世风不古、江河日下”这样的语言来冲动地评价某一个恶劣的社会事件；我更相信政治生活方面的退步或转向，终究是不可以持续的。

莱昂纳德-科恩唱到：万物都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现在的中国已经打开了无数扇的窗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堵住这些光。

所以，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焦虑是平庸而无力的。而行动，哪怕是微弱地呼喊，哪怕是静止的反抗，都要比焦虑更具有力量。

可曾记得，崔健在一个冬天呼喊，我们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焦虑是一种浅薄的情绪，而不是一种深刻的感觉。或许，我们需要的是到雪地上去撒点野。

▶3. 高墙

一年前，女儿给我介绍了Instagram，这是谷歌旗下一个图片分享的应用。这款应用，在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非常流行，可是在中国被屏蔽了。从英国回来后，我下载了一个翻墙软件，每天晚上，不管忙到多晚，都要打开Ins，浏览一下我关注的那些内容 – 美术馆、博物馆、音乐会、世界地理、时尚杂志，等。那些图片，都太美、信息量太大了。我北京有个朋友也这么做，她把每天的这个功课称为“洗眼睛”。

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翻墙有两种人，一是偷盗，二是偷情，总之都是偷。习惯了会发现，翻墙其实不难，偷也有偷的快感。但这种快感，远远逊于荒谬感 - 你无法不对监管者的智商产生敬意。

国际商业界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用来形容金融机构部门之间，为了防止作弊和利益冲突，而需要建立一道信息的防火墙。这道墙，长期以来被西方人成为“中国墙”。我们中国人，善于筑墙，在全世界是最有名的。

有些墙是要翻的，有些墙是要被推翻的，而且有些墙是需要被融化的。

我弟弟是我们老家城市里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干部，我们虽然是兄弟，但因长期所处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同，观念上差别比较大，所以交流起来比较困难。我有时会开一个心酸的玩笑，说他是统治阶级，而我是被统治阶级，我们中间有一道墙。

村上春树有一个演讲，他的大意是：体制是抽象的，是冰冷的，是一面高墙。而我们每一个人，不分民族、宗教、阶级，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的外壳。我们其实都需要面对这面高墙，而高墙是那么坚硬，那么冰冷。人性是可以超越体制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和他人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可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村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高墙却没有。不能让高墙阻隔利用我们，不能让其自行其是。我和弟弟其实都是卑微的蛋，总有一天，良知、亲情和人性的力量可以融化那道挡在我们中间的墙。

今天，我们还要面对很多墙，甚至远在美国，特朗普还要再建造一道新的边界墙。但我永远记得，30年前，柏林墙被推倒的日子。

▶️4. 出走

伍迪艾伦在电影《午夜巴黎》讲了一个故事，美国小说家吉尔到了巴黎，他梦想穿越回到1920年代，那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毕加索、达利等群星闪耀的时代；他在那个时代遇到一个美丽的女文青，却希望穿越到此前半个世纪雷诺阿、高更、图卢斯-罗德里克那个时期，她认为那才是巴黎最好的岁月；而在高更眼里，文艺复兴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我的朋友问我，如果可以穿越，我愿意回到哪个时代。我对她说，我还是想留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未必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肯定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的同辈人很多都怀念八十年代，对此，我经常不以为然。八十年代，我从青春期的少年，长大成人，但身高一直没有超过一米七。那个年代，女孩子找男朋友，身高是第一考虑因素，低于一米七，被认为是二等残废。当年我的外号是“阿常”，就是常败将军的意思。

但是，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敢于接受一无所有、敢于反抗命运、敢于放弃，敢于出走。出国潮、十万大军下海南、以及后来的下海潮，都是这种勇气的体现。崔健的歌，最代表八十年代年轻人的心声。他在《出走》中唱到：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咿呀。。。

我们希望留在当下这个时代，但未必希望留在同一个地方。又如崔健所唱：我有着双脚有着双腿/我有着千山和万水/我要所有的所有/但不要恨和悔。

过去几十年，人们基本上听不到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表示不满或不解，60后、70后、80后，好像都没有怎么被前辈们抱怨过。而现在，有很多声音，说90后怎么怎么样，懒散、贪玩，等等。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们至少可以向往，终于有可能再次看到，一个年轻人开始反叛、不再循规蹈矩的时代。

没有什么东西比平庸更糟糕。凯鲁亚克写道：我要再和生活死磕几年，要么我就毁灭，要么我就注定铸就辉煌。如果有一天我在平庸面前低下头，请向我开炮。

所以，我的朋友们，请不要停下你的脚步，不要期待万众景仰，不要沉醉于花的迷香，不要忘记大海的方向。

在路上，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18年12曰30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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