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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老烟鬼

2016-03-10 红肚兜儿 红肚兜儿 红肚兜儿


文 / 红肚兜儿


北方的三伏天,热浪像无形的火,从空中烧下来。她坐在一棵粗壮茂密的槐树下,槐叶墨绿,阴影里,一种身上缀着白点的蚊子嗡鸣着四处飞窜。


她穿一条肥大的黑色棉布长裤,赤裸上身,身上的皮肤早已衰老松弛,乳房干瘪成片状。因为瘦,她的肋骨看起来根根分明,锁骨突起,每当她深吸一口烟,又重重地咳嗽时,那两根锁骨就颤微微地上下浮动。


她背后是两间砖彻的平房,简陋狭窄,没有空调,电视上终日雪花飞舞。白灰屋顶因为终日烟熏已变成乌黄色,她的房间里,每一件物品,棉被上的每一根线,都泛着浓浓的烟味儿。


一间睡房,一间厨房,一扇纱窗积满灰尘的窗口,这就是她的家。厨房里有个低矮的灶台,周围漆黑一团,上顿剩的半块馒头一碗腌萝卜放在锅里,没盖锅盖,苍蝇自由自在地在残羹上爬来爬去。


入夏以后,她就不再用厨房里的灶台烧饭,灶台连着里屋土炕,一天做上三顿饭,晚上就热得没法睡觉了。


她在槐树阴凉里,摇一把蒲扇,厚厚的头发用一根长长的黑发夹别到脑后,她70岁了,头上还没几根白发。她满嘴的牙挂着一层厚厚烟渍,经常咳嗽,有时一口痰在她喉咙里被强有力地咳上来又吞下去,她两片薄嘴唇抿着,又一大口烟吸进去。


偶尔,有小孩子从她门前经过,叫她“伏奶奶”,她就干脆有力地“哎”一声,继续摇那把蒲扇,蒲扇的风吹向一个用几块砖垒成的土灶,灶上一只小小的铁锅,锅里面条“咕嘟”着,快要煮烂了。


她很早就换了满嘴假牙。每次吃完饭,她就把假牙摘下来,扔到饭碗旁边的一杯盐水里,也不刷,下次吃饭又捞出来,戴上。


换这副假牙的时候,她50岁,那时她老伴还没死,还能每天赶着驴车去附近的村子赶早市卖菜,还能结结实实地跟她吵一架。


自从她嫁给他那一天起,就习惯了吵架。不止是吵,还动手,他用拳头,她用指甲;他呼哧着粗气像一头发疯的公牛,她满嘴咒骂声音尖厉传遍四邻。


有时,他抓着她的头发,像拔一撮干草那样拔得她离地而起,问她闭不闭嘴,她细瘦的两条腿却拼命蹬踏着,更肮脏的咒骂从她嘴里冲出来,他狠狠地把她甩到地上,手里攥着几缕拔掉的头发。



嫁给他的时候,她20岁。她知道自己家里穷,嫁不到什么好人家,这个男人也一样穷得叮铛响,他家里三间土柸房,一辆驴车,每天早上4点起床,他就套上那头瘦骨嶙峋的小毛驴,去邻村赶早集卖菜。


他不太会做生意,那些喜欢为几分钱侃价的家庭主妇到他这儿,总是吃一张冷脸,渐渐的,四里八村的主妇们都记得他了,都不愿意买他的菜。“太抠门儿了。”她们嘀咕。


他每隔几天,就把那些蔫掉的青菜、烂了一半的黄瓜、生芽的土豆之类清理出来,让她收进厨房,做一日三餐。


他们对吃都可以将就,一大碗黄豆酱常年放在饭桌上,每顿饭几根大葱、豆角或白菜邦子,蘸酱嚼,就着浓烈的咸,再咬一大口馒头。那时她跟婆婆学会了抽烟,那个裹小脚的老烟鬼,总是阴沉着一张脸,从不帮忙家务,每天吃完饭就去打“老牌”。


作为婆婆,她从来对家务事不多插嘴,听见这对夫妻在一块布帘子后打得鬼哭狼嚎,她也若无其事,别人问她为什么不管,她从鼻子里哼出一口烟,干哑着嗓子说,“我才懒得管,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才好。”


婆婆死的时候,她已经是个正宗烟鬼。为了省钱,她总是从集市上买整片的烟叶,回来剁碎晒干,卷在纸里抽。


有时候,两口子坐在炕上,一人抽一支烟,收音机里的京戏怪声怪调地传出来,他们一声不吭,好像从结婚那天起,他们彼此就没什么好说,一旦张嘴,就是吵,骂,接着就是打。


他一直想让她在拳头下服软,她从没给他过机会。


很多个夏夜,家家户户的门窗敞着,他们吵架的声音像广播一样传出来,邻居们躺在凉席上,一边纳凉一边听着解闷儿。


最开始,还有人去劝架,但是越劝,他们就越疯狂,他把她掐的青筋暴凸,她把他挠得血肉横飞,那些花样百出的咒骂源源不绝地从他们嘴里冒出来,从祖宗十八代到各种恶毒诅咒,他们把这世上最脏的字眼儿朝对方身上扔。


人们干脆不再理他们,要打就打吧,反正也打不散,反正一场撕打嚎哭过后,第二天早上他还是会赶着那辆驴车去卖菜,她还是会叼着一支烟下地干活。



她怀第一个孩子时,八个月浑身浮肿,让瘦小的她看起来胖了一圈,两条腿肿得用手按一下,凹痕半天都弹不起来。生产时,叫来村里小诊所的大夫,结果人家一看就摆手,“有危险,快送镇卫生院吧。”


他用那辆驴车驮着她,20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邻居大嫂在车上扶着她,“你夹紧点儿,千万别生出来。”她有点儿迷糊了,疼痛从她身里一次又一次向外拱,裤子湿成了一片。


那个婴儿夭折了,一生下来就是断气的,医生说,“来晚了。”邻居大嫂问她,“要不要看一眼孩子?”她扭开头,说,“不看。”


后来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包括她自己。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这过程中,她的烟瘾越来越大,从一天抽几根变成抽一包,又从一包变成两包。他卖菜始终赚不了几个钱,他们的饭桌上永远是大酱、腌咸菜和一些烟屁股。


冬天她会炖一锅大白菜,只放半勺油,放很多盐,能吃一个月。院子一口大缸里都是腌萝卜,她捞出一根切丝,装满一碗,用一双筷子伸进香油瓶蘸一蘸,用来拌咸菜。


孩子们吃着这些,也长大了。儿子读了技校,回村里当电工。女儿小学就辍学了,她顽劣好动,和那些坏小子厮混,戴着墨镜从巷子里大踏步走过,高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她去村子里的水塘游泳,有时踩到别人扔进去的碎玻璃,淌着血回家来。


这一家的吵闹声也变得更厉害。


除了夫妻吵,就是大人和孩子吵,他满院子追着儿子女儿打,嘴里骂骂咧咧,他们则梗着脖子,一脸不服气。他手上积一层厚厚的老茧,那不仅是因为干太多粗活儿,也因为打了太多巴掌,孩子们的身体在他的捶打中,长大成年,各自成家。


他终于有点儿骂不动,也打不动了。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早起过多少个清晨,4点,村子都睡着,星星月亮还在,他就要起。卖一斤菜,赚几分钱,他在驴车上盖一床厚厚的棉被,以防那些青菜过早地失水打蔫。


他每天清晨赶着驴车从巷子里经过,蹄子和车轮在泥地上压过,杂乱的“咚咚”声,让隔着一堵墙的邻居,在睡梦中不耐烦地翻个身。


就这么一分一分地攒,三间泥丕房变成五间红砖房,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孙子,分家分走其中三间,女儿也嫁了,生了外孙女,她偶尔回来看父母,提着二斤鸡蛋或几块点心。



他把驴卖了。


但是,每天早上,他还是会准时在4点醒来。他和她还是抽烟叶,抽得屋里黑漆漆的。他们还是吵架,说每句话的开头,都要骂句街,只是不动手了,打了半辈子,打够了,也打不动了。


他在60岁生日这天早晨4点,没有如时醒来,她发现时,他身体已经凉了,医生说是突发脑溢血。那天一家人本来说好给他过六十大寿,女儿买的大公鸡,已经绑在了自行车后架上,儿子买好了两瓶白酒。


他的身体被放在一张拆下的门板上,笔直僵硬,而那双攥了一辈子的拳头,终于松开了。


在他的葬礼上,她一滴眼泪都没掉。旁人说她,心肠真硬!但从此以后,她那冠绝一时的骂功全部作废,凌厉的气势荡然无存,她变得沉默寡言,成为一个呆板木讷的老太太。


儿子盖了新房,儿媳不愿和她一起住,她邋遢粗陋,懒得油瓶倒了都不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每天吃完饭,就去打“老牌”。


这个讨厌的婆婆,让儿媳对儿子下最后通碟,“你要和她住,我就带孩子回娘家!”他只好在房子不远处给她盖了两间小屋,把她的家当搬过去——几床棉被,两个木头箱子,一个摆着几张黑白照的相框,一张饭桌,一把歪歪扭扭的长櫈。


这些物件她用了一辈子,从结婚到现在。


儿子的房间里装着空调,孙子的房间里装着电脑,她的房间里,电视还需要竖天线。但是她愿意这么过,她习惯了这种生活,她可以不炒菜,不看电视,不吹电扇空调,每顿饭只吃白水煮面条和腌萝卜,每半个月去巷子口的小卖铺买两条烟,最便宜那种。


小孩子们都叫她伏奶奶,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称呼的来历,只知道她是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婆,天热的时候就赤裸上身坐在门前的槐树下乘凉。


她瘦而健康,从不生病,夹烟的手指尖熏的焦黄,她有时会笑,但大多时候沉默,她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了,所以什么也不怕,蚊子都绕着她飞。


她抽着烟,烟雾在眼前升腾。有时,她能在烟雾里看到自己的一生,就像死了那样。烟雾里有一辆驴车,吱吱呀呀,赶车的那个男人,就叫三伏。


她在槐树阴凉里,摇一把蒲扇。



红肚兜儿
_ hongdudou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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