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为什么不是解决贫困的元方案？
因为常年在中国不发达区域的村-乡-县这一范围内活动，所以当锤子科技的视觉总监罗子雄在2015年的TED演讲中提到如下“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设计时，我对于这一熟悉的场景想笑又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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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教授在《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一文中，提出“深度贫困”从特征上讲，主要在于现代性的缺乏。对很多处于前现代的群体而言，难就难在如何让他们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成功案例一定是对接市场的，失败也是因为难于对接市场。
如果我们从社会、经济的层面来理解现代性，李教授准确地概括出那些因为缺乏现代性，从而“无法把握现有市场机会”，最终陷入困境的人群。然而，李教授并没有提及在不发达地区中充斥的粗制滥造、毫无美感的喜羊羊们，以及制作流程隐秘可疑的辣条系列，是现代性的另一张面孔：对文化和个体生活的异化。
作为一个减贫工作者，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村民能够带着孩子在县城里享受1块钱1次的喜羊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你情绪复杂，以至于不清楚这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减贫成效的影响力指标写进结项报告里，那么我们可以先梳理现代性为何被诸多学者和实践者批判。
当现代性走向工具理性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促成了社会经济和现代政治体制的发展，也因此为“贫困”人群预设了发展的目标和途径。另一方面，现代性也不可阻止地走向了工具理性。
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主观理性以计算、工具为手段，依照主观目的行事，最终走向了形式理性即非理性；客观理性则是以客观的标准、原则来行事，它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理性概念的辩证运动，以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一方被压制、另一方占主导的状况交替发生。在启蒙的背景下，理性的扭曲来自主观理性“自我持存”力量的推动，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是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最终，理性完全成了工具、手段，而遗失了原本应该具有的超越“自我持存”的目的，即客观理性的力量（马欣，2016）。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理性的观念已经发生巨大的蜕变：技术不但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统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内，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现代性现象都被“技术的合理性”打上了烙印，从古希腊以来就以“理性的存在物”自诩的人失去了批判和否定的能力，而只满足于对现实生活采取实证主义式的服从态度。
现代性发展之后，马尔库塞写道：“大众既没有自我，也没有本我，他们的灵魂没有了内在的紧张和活力，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彻底的管理，除了按照社会系统的设计而产生能够得到满足的欲望外别无他想。人只能在他们的商品中认识自己，在他们的汽车、音响、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
李教授的河边村，SRI工作的大岭沟村，以及众多被冠以贫困和处于“前现代性”的村落，在单一向度的市场机会（资本和技术密集）中不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同时，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孩子，更是现代性对文化和个人生活异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他们更缺乏选择的机会和能力。而这个能力，不是现代性能够给予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才能带来的。
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的创立者柳冠中教授在《设计思维：从造物到谋事》中提到，设计师的工作并不是造物，而是为了提供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同样，作为一个减贫工作者，无论是授人以鱼、渔，抑或是协助农户获得“捕鱼”的权利，仍然只是停留在实现“物”的层面。相当于我们和农户一起学会了做一只杯子，但这只杯子是要用来喝水、喝酒还是刷牙？人如何使用杯子这一行为，才是当下设计的关注点。柳教授的演讲结语“超以象外，得其圜中”，促使我跳出贫困的维度来回看自己的工作。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找符合自身特质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减贫工作者正应协助那些在资源和资本都相对有限的人群，寻找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SRI在云南的合作伙伴梦南舍社区可持续发展中心，曾经提到如何在布朗族村寨设计提升农户生计的项目。他们采取了“节流”的方法。在观察村民的日常支出时，他们发现婚丧嫁娶等仪式性活动花费巨大，这些习惯并非来自布朗族的传统，更多是受到外来消费社会的影响。于是全体村民经过讨论，决定之后只按照布朗族既有习俗安排活动，在一年的时间里，全村减少了约15万元的开销。
河边村的雨林鸡蛋与大岭沟村的土鸡蛋
河边村开了微店，销售10元钱一枚的雨林鸡蛋，李教授说还是有市场的。事实上，以我亲尝过的口感，以及对比母鸡的生存环境，和SRI所在的河北山区大岭沟村2元钱一枚的土鸡蛋并无区别。这中间的8元差价，大部分应该是李教授的小云助贫服务中心和SRI在社会动员能力上的差异。
从经济层面的现代性来观察河边村和大岭沟村的土鸡蛋，都是没有市场的，河边村的雨林鸡蛋尤甚。事实上，李教授和SRI都在尝试协助村民进入一个替代性食物网络，它的消费端正在尝试聚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现代性批判者，包括一些对工业食物体系持有怀疑的年轻母亲，一些担心化肥和农药的滥用伤害土壤和水源的环保主义者等等。这恰恰是后现代性在食物体系中的表现，是对现代性主导下的集中化工业食品模式的反叛。
如果NGO自身并未打算成为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设计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便是对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因为市场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独存在。要让一个习惯对接贩子的农户开始向消费者和采购商兜售商品，大约能等同于我们小时候第一次背起书包，告别家庭生活，走向幼儿园。
无论是河边村还是大岭沟村的村民，都需要找到承接外来者的社会资本，并且通过频繁的使用，实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增殖的途径。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知道这些鸡蛋、民宿、旅游，将引导村民走向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如果连我们自己都热衷于1元钱1次的喜羊羊摇摇椅并乐此不疲，那么我们自然会因循工具理性的路径，得出现代性是减贫工作者为村民设计的最为有效的减贫元方案。
实际上，现代性应被视为一项未有完成的工程。减贫工作者并非是在自身实现了现代性的前提下，去要求贫困村民复制一种现代性。而应如哈贝马斯所说，各方都以平等的、相互理解和互相协调的语言交流为主的交往合理性，来平衡被市场和权力影响而充斥着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以期共同完成“现代性”的工程。
参考资料：
1. 马欣. “启蒙理性”与“非家异感”—“反犹主义”的双重根源及当代启示. 学术交流, 2016年第8期56-60.
2. 俞吾金. 理性在现代性现象中的四个向度. 求是学刊, 2004年第31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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