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至。在距离泰北清迈城约一小时车程的村落里，一些来自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共同学习了自我成长、觉察和正念。在晚间的冥想中，我时常能看见三年前的自己，在北京晚高峰归家的人群中，坐在五号线的地铁站座椅上，试图从期盼、挫折、坚持、疲惫的复杂情绪中挣脱而出，在推开家门的时刻，让家人看到一张充满希望的脸。那时候，我已经在公益行业工作了将近八年。

尽管公益行业议题众多，但最终，都是指向在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中，被忽视、无法公平受益的对象。他们既可以是沉默无语的自然环境、物种，也可以是留守和流动中的儿童、被贩卖、被家暴的妇女，难以尽述。而我们现有的工作手法，既有承袭自国际发展机构的参与式系列，也有本土的产业扶贫、社会化扶贫、公益项目规模化、合作金融，等等。尽管服务对象、工作手法不尽相似，但公益行业的共识，应是协助社会从主导型文化（Dominant Culture）转向伙伴式文化（Partnership Culture）。而相应的权力结构也应从控制型（Power Over）转向分享型（Power Sharing）。

那么，有哪些因素可以成为控制型的权力来源呢？

在中国的语境下，可以是金钱、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户籍、颜值、家庭背景、性取向、职业、身高，等等。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父母可以通过是否提供经济资助来左右子女的决定；在公共舆论中，知识和理性可以矮化经验和情绪，获得不言而明的权威性；在工作中，例如，我想邀请大家思考我们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是否仍是一种凌驾于项目资源、教育背景等外在因素之上的控制型权力关系呢？

作为农村社区工作者，在入行伊始，我们便常被教导要与农民“打成一片”。即使许多女性社区工作者在烟雾缭绕的村委办公室里，抑或是基层干部迎来送往的酒桌上倍感不适，但我们通常只是沉默，甚至偶尔还会被其他年长的社区工作者责备、被要求“入乡随俗”。但现实状况是，社区工作者的妥协只不过是主动将自己放在了主导型文化里，向控制型的权力关系表达顺从，并通过“打成一片”获得了接纳。然而，在这种由性别、金钱等外在因素所决定的权力关系中，我们想要看见的社会改变真的能够发生吗？更多的可能是：身处于理想和现实的撕扯中，公益从业者倍感疲惫和迷茫。

社会改变如何才能发生？图1呈现了引发个人/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分别是：

• 理解社会权力的构成，例如性别制度的公平性；

• 理解自身身份所赋予的权力；

• 自我觉察。通常使用的方式包括正念、瑜伽等。

与此相对应，是我们使用哪些途径来进行理解和觉察。除了我们通常使用的大脑，来自心、手和身体的感受通常处于被忽略的境地，被冠以不客观、不理性、个人化的标签。

图1：社会改变如何发生

来源：IWP（International Women Peace）

但事实是，仅仅通过大脑分析来理解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或者在进一步联系到具体服务对象的处境，使用了现有的工具、方法之后，我们仍然难以在指标完美的结项报告中察觉到变化的发生。是因为社区工作者不善于写报告，还是我们拙于捕捉细节？

最大的可能性是，我们从未做到“用生命影响生命”。

在我们期望构建的分享型权力关系中，权力来自于内在力量，那些需要长时间陪伴才有可能被觉察的特质：信任、勇气、平静、耐心、正直、包容、共情，它不依赖于个人的性别、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等外在因素而存在。也只有当权力来源于此时，人们才能免于被剥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公正。

也正因为如此，目前绝大多数的公益项目，因为项目周期、成果评估、资源投入等种种限制，不仅复制了固有的控制型权力关系，在现今的公益行业中制造了机构间的“贫富差异”；与此同时，也阻碍了公益行业的从业者和服务对象的个人成长。而我们那些企图唤起服务对象参与的工具，无论师承何时何处，都变成了无根之树，无源之水。

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赋能？我不可能给出一个工具清单。但至少，应该是在朝向创造一个伙伴型权力关系的进程中。你，你的服务对象，你们会生长出一种只属于你们之间的陪伴和成长。在这种陪伴关系中，你和你的服务对象、社区都能够获得内心的力量，而家庭收入、社区文化的繁荣，诸如此类，是由内心力量变化而自然衍生出来的外部成果。

这个过程，需要充分运用大脑、心、手、身体的力量，秉持正念和觉察。而在能够协作服务对象之前，公益从业者应该先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掌握保持内心平静的途径，照顾好自己的身心。这必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探索，然而，也是公益行业从业者应有的担当。

在清迈的学习中，一位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姑娘对我说：“用过去的那种项目制度，可能很难把一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好。我现在离开机构自己做，收入会少很多，但是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把我热爱的事情做好。”

变化已然发生。

在新的一年，请先照顾好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