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戴上你的道德紧箍咒

2007年我从阿拉善回到北京，加入了一个关注公民社会的研究机构。后来和我一起创建社会资源研究所的同伴李志艳，是当时负责带我的Tutor和项目负责人。在我之后，机构又来了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同事，这个人经常喜欢暗搓搓地拉一下我的头发，推一下我的肩膀，迅雷不及掩耳地捏一下我的脸。在我多次明确表示反感之后，他并没有丝毫的收敛。于是，我决心在这个事情再次发生的时候，用自己训练多年的力量和格斗技巧，用暴力来结束令人不快的骚扰。

作为一个对公民社会有信仰的女性公益从业者，要以暴力来解决性骚扰问题，我不清楚是自己、行业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在动手打人之前，我决心去找志艳聊一聊。

在那个时候，志艳呈现了一个国内草创机构负责人应有的作为，即便机构内缺少任何反性骚扰的机制。志艳没有询问任何细节，只是确认我是否感觉不舒服。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之后，他说他会立即找当事人谈话。

在那之后，那位男同事和我保持了令我舒服的距离，再没有任何不当的举动。

在我看来，在严重的性侵害发生之前，必定会有若干不断试探底线的行为。如果缺少对受害者的支持，这些试探很有可能会被容忍和故意忽视，最终对双方都产生难以逆转的后果。而所谓系统性的支持，首先是认可在性骚扰案例中，以举报人自身的感受为唯一准绳，无需承担举证的义务。

其次，在数量众多的草根机构中，一套包括申述、复议、惩戒的反性骚扰制度是否足以构成对受害者的支持？

我们从可能的受害者来分析。以社会资源研究所为例，作为一个在国内贫困农村和东南亚农村社区开展行动研究的机构，在既有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既包括机构内签署有劳动合同的员工，签署有劳务合同的志愿者，翻译、海外向导等服务供应商，以及我想重点提出的：服务对象。这些服务对象多数是农村妇女，无法以书面文件描述自身的遭遇，也难以接入公益行业内分散的发声渠道。我甚至意识到，未来一旦有同事涉及到项目点服务对象的侵害事件，我可能会下意识地要求服务对象复述细节，而不是以ta的感受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唯一准绳。

所以，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是必须的，但仍漏洞重重，无法顾及到风险最大的服务对象这一群体。作为弱势群体的协作者（以及某些人自诩的拯救者），我们同时也需要清醒认识到，我们亦有可能是弱势群体的加害者。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求结果公平，从不过问程序正义的个人和组织。

我们至少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性骚扰在公益领域内存在的土壤和之后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

从行业文化和行业生态来看，公益领域盛行大佬（哥）文化，言必称领袖、大咖，大致也就是这四五年时间。有大佬，就有小弟；有领袖，就有脑残。这种与公民社会理念格格不入的帮派文化，兄弟情谊，在划分和垄断资源的时候，倒是特别有效。徐永光一直致力于公益市场化的讨论，企图用优胜劣汰来击破公益领域内隐形的垄断。只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从未论及从业者和服务对象的自我意义和价值将在哪一套评价框架中得以安放，最终成为了市场运行脱嵌于社会体系这一趋势在公益领域的投射。而这一趋势最直接的成就，就是对人的物化。帮派文化与畸形市场体系的紧密结合，造就了可以肆意将他人物化的“权力者”。在这一点上，无分行业。只是在公益领域，这些“权力者”又额外加冕了道德光环，从而增强了追随者们对受害者别有用心或者受不可言说势力指使的猜测。

就公益领域从业者自身素质而言，良莠不齐已是共识。公益与慈善不同，前者是专业工作，协力服务对象共同挑战社会中存在的不公义现象，致力于在制度层面推动改变。这份职业不仅需要社会学、发展学、社会工作等相关的学科训练，尤为重要的是从业者终其一身的自我批判、反思和突破。通过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旧有思维、平庸之恶来逼迫自我成长，继而形成链接，嵌套于社会改变的大背景之下。这样的工作从来不是赋予自己道德光环，反而是头戴道德紧箍咒，一日三省吾身。反之，一个每个口袋里都放着一个价值观，需要哪个掏哪个的投机者，所谓的社会改变，只不过是追寻个人存在感的工具和衍生品罢了。

公益领域作为国内第一个发起me too运动的行业，其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动力，来自于这个行业真正的从业者们从未放弃过的批判和反思精神。因此，他们有勇气公开叙述自己的遭遇，他们有勇气实名揭发性侵者，他们有勇气去直面而不是回避曾经的朋友、同事、合作伙伴所犯下的恶行。

在这个由被受害者为我们创造的改变契机里，社会资源研究所将尽快从自身做起，建立机构内公开的反性骚扰机制，并将重点保护我们身处乡村的留守妇女和儿童。同时，作为本土草根机构，我们将发挥小规模机构的特质，通过同事和伙伴之间的共同学习和监督，在机构内建立支持受害者言说的氛围，不允许任何试探性侵害底线的行为发生，防微杜渐。

我们也呼吁行业内建立反性骚扰的机构间联席机制，对于在单个机构内发生的事件，应以适度公开的方式，在行业内共享，以避免持续作恶的可能性。

杨绛说人只有低到尘埃里，才能看到世间的冷暖，而非舞台上面向观众的表演。请问，我们还能看到那些尘世中被伤害，被剥夺的人吗？

尼采说凝视深渊过久，自身亦成深渊。请问，为什么有一天我们会活成自己鄙视的样子？

这次事件给我们带来很多冲击，但也给我们敲了警钟。作为小规模组织，我们如何在组织内部建立反性侵的文化和制度？在接下来的时间，SRI将尝试探索合适的机制，并与大家共享我们的讨论和结果。初步的工作时间表如下：2018年8月5前完成机构内意见征集和讨论；8月15日前提出工作机制的草案并公开；8月30日前完成外部意见征集和讨论；9月5日定稿并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