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读”训练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大脑

素读是日本人对我国古代私塾教学方式的定义，即指不追求投入理解，只是将其反复诵读，烂熟于心，从而达到夯实文化根基的目的。强调以记忆学习为中心，反复朗读。

日本右脑开发专家七田真在《超右脑照相记忆法》的“第五章——教育的原点是背诵和记忆”里这样论述：“‘素读’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读内容的含义，只是纯粹地读。”

他还说：“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培养天才的真实方法，也就是右脑教育法。犹太教育培养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教育就是以记忆学习为中心，强调反复朗读。”

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就是这样按字面来教孩子“素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的。

日本筑波大学的加藤荣一教授讲述了一件事：“1991年3月1日。我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会上遇到了创业家井深大先生。我向他请教‘使脑子变聪明的方法’。他回答说：‘就是要大量的死记硬背啊。’”

古代日本人在教育方面的做法就是学习中国古时私塾的教育方法“素读”——不求理解含义、只照着字面朗读汉籍(即中国的经史子集)。战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有10个人，他们全都作过这种‘素读’练习。

汤川秀树先生从3岁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了。那时候他学习的有《论语》、《孟子》等，除了‘老庄’不教，因为不适合儿童学习。但是少年时代的汤川自己把‘老庄’也读了，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量子力学出现时他一下子就理解了，而其他人却不理解的原因。就是因为读了‘老庄’。

汤川博士家共有兄弟5人，芳树、茂树、环树、滋树和秀树，他还有两个姐姐。家里的5个小男孩从小就接受了外祖父小川驹橘每天晚上的“素读”训练——先是四书，后是五经、唐宋八大家、《十八史略》，一直读到《资治通鉴》的开头部分。

学问决不是一朝一夕学会的，有了这样的教育背景才诞生出如此罕见的这一家学者。

幼儿时期接受过“素读”练习的人，长大以后学习外语，比如学德语时记忆复杂的倒形变化表没有一点困难。德语单词变化表非常复杂，让一般人挠头。但对受过“素读”训练的人来说却是轻轻松松尽入脑海。

2岁、3岁、4岁时练习过背诵的大脑的吸收力格外强，记忆复杂词形变化也相当容易。由此可知，幼儿时期的“素读”能够训练出一个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大脑。

这种大脑不仅吸收力特别强，创造力也出类拔萃。可以说，正是幼儿时期每天晚上的“素读”练习帮助汤川秀树博士提出了中子理论。

战后的日本教育原则变成了“先记忆简单的再记难的”、“先理解再记忆”，这种观点是分析性的、成人式的，是把成人的思考方法强加给儿童。实际上，儿童擅长的是记忆复杂的东西，擅长不加理解地死记硬背。

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恰恰就是培养天才的真实方法，也就是右脑教育法。

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往往不了解右脑教育。大家认为：“如果孩子连道理都不明白就背诵诗歌啊，《论语》呀‘久久表’什么的，不会有任何好处。”这其实是左脑型思维的想法。

好的右脑教育是排除了“道理”的教育，要让受教育者认真记忆基础知识。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计算机时代了，记忆可以交给计算机来完成，人类只要知道如何思考就行了。是这样吗？

汽车坏了，拿着厚厚的说明书却因对汽车一无所知而一筹莫展。得到的信息再多，如果 不能根据自身已有的信息（记忆）来进行交叉检验的话，就无法对这些信息加以利用。殊不知：记忆正是思考的基础！

人们常说培养丰富的创造性需要预见能力。这种“先见之明”要由“后见能力”来培养。“后见能力”即是向过去学习的能力。

向历史展开来学习非常重要。培养预见能力和创造性的关键是在何种程度上记住了过去的信息。所以，归根结底，教育的原点就是记忆！

“素读”对我们民族的优秀人才有过怎样的影响呢?

远的不说，单是20世纪前半叶的那一代文化人，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钱穆9岁就熟背“三国”，除把“四书”全部“吃”到肚子里外，还背熟了《朱子章句集》；杨振宁在初入中学时背诵过整本《孟子》……还有南怀瑾、林语堂、胡适、鲁迅等凡是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人无一不是从小就受古典文化熏习长大的。

每一个读过诸子百家典籍的人，无不被那精辟洗练、生动优美的语言文字所震撼。我们至今仍沿用的格言、成语等经典词句大多数源自诸子百家典籍，汉语言活力的源头就在经史子集的典籍里。

正因如此，古代私塾里提倡“素读”就是“背”，是要求忠实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整篇背诵的奇妙功效是不言自明的。唐代诗人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论述：好文章是“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的。任何一篇好文章绝不是字词句段的拼盘，可以随意拆散组合，它是“意”、“气”相连，受“兵卫”呵护而贯穿始终的。

我们现在则是常常让学生断章取义地“选择你喜欢背诵的段落”，这种碎片似的记诵缺少整体意境，往往记得不深刻。因而，大多数学生对课文中的字词句都没有多少印象，只是了解内容，而难以达到对文意的深刻感受，更谈不上对作者行文的“气”势参悟了。

再者，单从识字而言，我们知道一个人只要掌握2400个常用字就可自行阅读。可是，我们现在要用6年的时间才让学生学完2500多个汉字。按课时计，平均每天识字才一个多点。最可惜的是，6年之后，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培养期已经错过了，再补救，多数都为时已晚。

而古代私塾的“素读”，不追求讲解的精深透彻，学生有足够的诵读时间，在反复的朗读中自悟自得。那时选用的教材都是《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唐诗三百首》等韵文或诗词，每个汉字都置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学童在大量的诵读中不知不觉熟知了文字的音、形、义，无须独立识字。

经口诵心惟的训练，一两年时间就可以认识大量的汉字，为早期的拓展阅读和写作提供了条件。比如一篇《千字文》，不用一个月学生就可背得滚瓜烂熟，文中只有6个字是重复使用过一次的。也就是说，不用一个月背熟它，基本能认990多个汉字。而四字一词的《千字文》每一句都是有具体意境可帮助记忆的，背熟了终生难忘。

如此可见，旧时私塾那种做法的初衷和终极目标都体现为“积累”：在童蒙时期输入大量的经典的完整的文本信息，为言辞行文确立了可效仿的典范，以期达到将来的厚积薄发之功。这是遵循了语文的习得之道。这也就不奇怪我们古代的文学、政治、军事等领域内的大师与贤才总是历代辈出了。

另一方面，汉语那些“能把种子种在读者身上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被我们称为“古文”的典籍里。那是我们民族文化与精神大厦的基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靠着那些典籍为载体一路舒展到我们眼前，我们怎能舍弃呢?

可见，无论从汉语的习得之道还是从呵护、培养民族精神而言，都决定了我们不可忽视对本民族经典的学习。

以“素读”经典的方法来开启孩子智慧、开发大脑潜能是我们老祖宗本来就擅长的，愿今人的教育还能追本溯源，参酌我们国家的古典教育，重新审视与学习中华古老文明中流传千年的各类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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