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 基石大讲堂
编者按
6月15至16日，基石大讲堂第二十五期在无锡成功举行。本次大讲堂由无锡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台）与基石资本联合主办。本次峰会以“科学与技术”为主题，围绕科学与技术的源流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技术前沿领域，多位重量级的企业家、科学家、学者和投资家发表了精彩观点。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吴国盛老师发表了题为《什么是科学》的讲座。演讲内容分三期发布，此为第一篇。主要观点
1、中国人对科学存在两个主要误解，一是“科”“技”不分，以“技”代“科”，二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
2、误解的主要原因，一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在于接受西方科学的特殊历史遭遇。
3、科学是一种人文现象，只有从人文角度才能理解。技术普遍存在，而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技术传统，但没有科学传统。
4、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
投资家本来就是时代的弄潮儿，理当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逻辑，而这个时代最基本的逻辑由科学缔造，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科学。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中国人在理解科学方面存在长期缺失，因为中国并不是科学的故乡，所以中国人对科学有一些非常系统性的误读、误解。
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
1、误解之一：“科”“技”不分，以“技”代“科”
误读、误解首先就体现在，我们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研究科学，中国人民也特别热爱科学，但是我们的成效却相当不令人满意。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智力人口，中国举国上下有最强烈的热爱科学的冲动，但是每年的诺贝尔奖基本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这几年以来，当国际合作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卡脖子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始创新乏力，我们的后劲不足。所有这一切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科学有一些非常系统、非常无意识的误解。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科”“技”不分。昨天我们胡翌霖老师给大家讲过什么是技术，我想技术当然是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事情，或者说至少是表面上很熟悉的东西，但是“科学是什么”，我们其实不清楚、不熟悉。相反，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里面，“科学”和“科技”往往是不分的，一说“科学”很容易说成“科技”。比方说我们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总是被叫成科技史系，包括我们校内的一些领导都说你们科技史系怎么怎么样，我说我们是科学史系，他说对，你们科技史系。
我们就下意识地、无意识地把“科学”转化为“科技”。实际上科技在中国人心目中其实就是技术，是吧？我们说的高科技产业、高科技政策、高科技园区，其实就是技术产业、技术政策、技术园区，所以“科技”和“科学”不分，其实就是以技术来代替科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误解之二：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
第二个误解是我们对科学的态度往往是比较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
我们最喜欢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区分“科学”和“技术”，我们认为是一回事儿，科学就是技术，技术就是科学，但实际上，二者是不一样的。技术当然是生产力，这没有问题，现在的经济进步主要通过技术革新来取得，所以现代的经济都是技术创新驱动型的。
有些科学可以转化为技术，比如说当代最典型的计算机科学和生命科学，这两大科学能很快转化为技术，所以你说它是生产力毫无问题。还有一类科学，它暂时不能转化为技术，也许未来可以转化，这一类你说它是潜在的生产力，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自然科学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类科学，它现在不能转化为技术，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能转化为技术？那这一类科学应该怎么看待？更糟糕的是，这一类科学可能就是最纯粹的科学、最正宗的科学，也可能是诺贝尔奖主要奖励的科学。这样一来，这类不能转化为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它是一个空白、一个盲点。
而由于这些误解，我们中国的科学发展就呈现出诡异的局面。一方面我们特别重视，现在国家的科技投入非常高，基本也赶上美国了，我们从业人口也很多，我们智力人口也多，但另一方面为什么就是不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误解的原因
1、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
误解其实不是个别人的偶然的误解，而是一种文化传统内置的误解。我想可以讲两个方面。
1.1 有技无科
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本身就容易导致“科”“技”不分、“科”“技”相混淆。
中国文化是一个拥有丰富的技术传统的文化，中国是个发明的国度，在近代之前1000多年时间内，中国一向是以其精湛的技术而展现在世界面前的。
中国有两张亮丽的名片，第一张就是陶瓷，china，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是陶瓷的意思；第二张就是丝绸，中国的另外一个名字叫“Seres”或者“Sinae”，和丝绸的“丝”是有关系的。
二者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独门秘器，陶瓷极为精美，光洁、半透明，这样的瓷器让罗马贵族崇拜得不得了；丝绸也一样，而且西方完全不知道丝绸是怎么做出来的，罗马帝国博学多识的普林尼也不知道，他以为在东方有一种树能结出丝。他不知道丝绸来源于中国人民独家驯养的一种昆虫，叫做“蚕”。蚕吃桑叶，然后吐丝，丝可以用来做衣服。欧洲人根本没法儿想象。整个农耕革命以来，人类驯养了一大堆哺乳动物，马、牛、羊等等，但只驯养了两种昆虫，一种是蜜蜂，东西方都有，另一种就是蚕，只有东方有。
所以中国靠这两件亮丽的名片，在西方心目中成为了一个技术极为精湛的发明的国度，更不用说后面四大发明推动了欧洲巨大的革命了。
总的来讲，在1500年以前，我们可以说东方的技术整体是高于西方的，在此之前的全球技术的转移，一般我们说是“东学西渐”，所以中国是一个技术很发达的国度。
但是中国并没有“科学”的传统，既没有一个职业被称为科学，也没有一些人被称为科学家，也没有一个部门来掌管科技政策。今天我们推崇的那些被称为科学家的人，都是后人追认，当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比如张衡，他当时是大诗人、大文豪，他的《二京赋》这些作品，洛阳纸贵，但当时并没有认为他是个科学家。往近的说如徐光启，往中间的说如祖冲之，他们做的工作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工作，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科学”这个词。
“科学”这个词来自日本对“Science”的翻译，由留日学生传回中国。1895年，康有为第一次把“科学”这个词列在他的《日本书目志》里面，中国人才知道有这个词。在1895年以前，中国人对西方的学问不叫“科学”，叫“格致学”，叫“格物学”，叫“赛先生”，叫“赛因斯”……最后统一叫“科学”。日本翻译的名字最后统治了现在中国很多的学术术语。
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是一个有着非常发达的技术传统，但是没有科学传统的这么一种文化。
而一个文明在接触外来文化的时候，它很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来理解它们。一个外国文化我们没有，为了理解它，我们就把它套到我们有的东西上，比如美国的“President”，我们就叫它“美国皇帝”，因为我们中国只知道一国之主就是皇帝，所以“President”也是皇帝。后来发现“President”老换人，老换就不像个皇帝的样子，就给它起个新的名字叫“总统”。但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中国文化对美国“President”这个职位的一个非常强的误解，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对美国总统的地位角色都不是特别清楚，老觉得他说了算，是“总统”，但美国总统其实既不“总”也不“统”，美国的政体架构三权分立很厉害的，总统只是相当于一个国家的CEO罢了，他并不是最高权力。我们经常认为总统说的话表的态，就代表这个国家，其实不然。这个跟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些文化差异是有关系的。美国总统住的一个房子叫“White House”，我们中国人把它译成“白宫”，但我们知道“house”根本不包含“宫”的意思，只是我们早期觉得美国一国之主住的房子怎么着也是宫殿才对，所以愣是把它翻译成白宫，其实人家根本没有宫的意思。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来理解对方的事情，而我们熟悉技术，我们不熟悉科学，所以我们用对技术的态度、对技术的方式来理解科学，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1.2 对知识的功利主义态度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文化本身对知识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功利主义态度。
大家知道，中国人特别喜欢强调的是“学以致用”，重在“用”，“学”本身并不是目的，“学”是手段、是工具，目的是“用”。读书做学问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做官。做官当然是要为皇上分忧，为百姓操劳是吧？这个也是很高尚的事情。中国人讲“学而优则仕”，这充分说明了目标是“仕”，“学”是工具、是途径。所以古人劝学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读书本身。
所以我们经常问小朋友，你为什么要读书啊？多数人会说为了振兴中华而读书，为了民族的复兴而读书；境界低一点的，也会说为了光宗耀祖、为了孝顺父母；再差一点，也会说读书是为了混口饭吃、养家糊口。很少有人说，我就是喜欢读书——基本上我们中国文化不会认可这样的回答，你如果就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那不是叫读死书吗？“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没有出息。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做学问都是为了达成另外的更高尚的目的的手段，所谓的“学以致用”。这对我们这些学文科的人是非常烦的一个紧箍咒，你想申请点课题，人家老问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对国家有什么用，对国民经济建设有什么用？
过去我们学科学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树立正确的科学世界观。我们中国人对哥白尼体系都特别熟悉，因为哥白尼告诉我们太阳是中心，地球不是，这个叫做科学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学习这些东西对树立正确世界观有用。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你学什么东西都要问，对经济建设有没有作用？都是这一套东西，从传统到现在基本上一脉相承。
所以我们对科学的这种功利主义态度是受传统的影响的，传统文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定式，我们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提高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财富的一种手段。
2、原因之二：接受西方科学的特殊历史遭遇
第二个原因在我看来是和我们接受西方科学的遭遇有关系。
2.1 第一次西学东渐（明末清初）
我们知道，西方科学并不是近100年才传进来的，实际上最早传进来是在明朝末年，明末清初就有耶稣会向中国传教。耶稣会是天主教下面的一个支流，由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创办。16世纪是欧洲天主教会一个比较难过的时代，当时欧洲宗教改革如火如荼、风起云涌，新教把天主教徒都给吸引走了，要踢开天主教会，不听罗马教会的话，所以天主教会损失很大。天主教会里面有一些有识之士、有抱负的人决定要忠于天主教，罗耀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创办了耶稣会，要招聘、训练那些头脑聪明、信仰坚定的有志青年到全世界各地传教，力图实现“欧洲的损失欧外补”的策略。
其中有一支有志青年就被派到东方来了。他们先经过印度果阿，再到达中国，但是中国正好是闭关锁国的明朝，不让他们上岸，他们就又到了日本，在日本传教。他们发现日本人当时非常崇拜中国文化，认为如果要在日本彻底地成功地传教，必须要先打开中国的门户，于是他们再回到中国，但还是进不去。早期有一位传教士叫沙勿略，他在广东的上川岛上待了好长时间，一直不能上岸，最后病死在上川岛上。据说他的坟墓现在还是朝着大陆的，觉得中国这块磐石很坚硬。
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又过来，最终他们还是上了岸。
第一代传教士里面最有名的叫利玛窦，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人。利玛窦到中国来以后，他发现中国文化极为精深，极为博大，自成一体，中国人根本就不求人，对外来的文化都是当个玩意儿看一看。所以利玛窦一开始带来很多新奇的东西，吸引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关注，比如地球仪、三棱镜、自鸣钟，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以前都没有，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利玛窦想传播的基督教，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不接受的，所以他传教非常困难。因此利玛窦后来制定了一个策略，叫做“文化传教策略”，希望先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的文化，取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让中国政府感觉到他们不是来自蛮夷之邦的，不是来自一个文化沙漠地区的，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的文化的。这个工作就使得利玛窦成为了我们说的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这个策略有一个缺点就是传教速度很慢。他先动员上流社会、知识分子阶层来了解西方文化，让对方对西方文化表示认可，甚至表示崇敬，这样一来就顺势把对方给拉到教内。
利玛窦吸引到的最重要的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徐光启。徐光启后面官至宰相，是当时读书人能做的最大的官了，而徐光启也是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而且徐光启还跟利玛窦一起合作，做了很多中西文化交流的事情，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共同翻译了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
他们还共同开启了新历法《崇祯历书》的编制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把西方的天文学引进到中国，以改善中国的历法。为什么能够更改中国的历法？这与中国天文学的地位有关系。中国的天文学是关于通天的学问，而皇帝作为天子理当通天，所以皇帝特别重视天文学。但是过于重视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官方垄断了天文学知识的学习和传播，历朝历代皇帝都是严禁民间私习天文的，天文学家如果有能力和才干的话，只能在皇宫里面干这个事情。这就导致了天文学家在学术上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代，皇家天文学家的水平都已经很差了，很多基本的天象预报都不准，特别是皇帝尤其重视的像日全食、月全食这样的异常现象都严重不准。
而利玛窦来了之后立即发现了这一点，他用他学习到的一点点天文学小试牛刀，就马上震惊了当时的中国天文学家。他发现，如果要在明朝立足的话，必须通过天文学的知识来征服皇上。于是他马上给欧洲总部写信，要求总部派很多有数学和天文学天赋的人过来。这些人果然就征服了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发现这帮人还是有一股能耐，这个能耐我们中国自己人还不具备。
所以在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下，明朝开始重新编制历法，一直到崇祯年间，《崇祯历书》终于编制成功。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崇祯历书》从来没有颁布，因为崇祯本人性格优柔寡断，而且他身上有很沉重的文化包袱，他觉得西洋历法再好，也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他觉得他的皇帝的地位是由上天授予的，而通天之术居然来自西方，这总有点别扭。所以他也很犹豫，从编出来以后一直就没有颁布，一直到1644年他正准备颁布的时候，李自成打到北京了，崇祯吊死在煤山，所以《崇祯历书》就从来没有颁布过。
传教士们把《崇祯历书》保留下来，改了个名字叫《西洋新法历书》，把它当投名状一样献给顺治皇帝，以此得到了满清皇帝的重用。在顺治朝，顺治本人作为一个外来的统治者，他不像汉人统治者那样有那么多的文化包袱，所以他全盘接受，把《西洋新法历书》作为整个有清一朝的基本历法。所以实际上我们清朝的农历历法就已经是用西洋天文学、以西洋天文学家为主编制出来的。
顺治帝特别崇拜的传教士叫汤若望，他就是第二代传教士的代表。汤若望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顺治三天两头去拜访，向他请教问题。在顺治朝，传教士们的日子很好，整个钦天监，也就是国家天文台，全是他们的人。
没想到顺治很快就去世，康熙年幼不能亲政，鳌拜等人摄政。
在鳌拜等人摄政期间出现了一个人物，叫杨光先，是一个汉人知识分子。杨光先这个人也不大懂天文学，但是他就有那么一股劲儿，看不惯洋人在中国混。我们经常说杨光先是整个保守派势力的一个总代表，他讲的一句话成了后代一些人的基本句式，叫做“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个话大家听起来有点耳熟是吧？文革有一句话叫“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就是杨光先的句式。包括现在的一些人说“宁要华夏不长草，也要夺回钓鱼岛”，也是这种句式。
杨光先就弹劾汤若望，说他居心叵测，居然在历法里面掺杂了“西洋”二字，还找了其他很多茬子。鳌拜主持审判，判处汤若望他们凌迟处死。这让孝庄皇太后非常着急，孝庄觉得自己欠汤若望他们一些人情，因为当年年幼的顺治使性子不听话、不以国事为重的时候，孝庄经常会请求汤若望出面斡旋，因为顺治比较听汤若望的话。但是孝庄也没有办法。
但事有凑巧，就在汤若望要被凌迟处死当天，北京突然地震了，晚上又流星大作，孝庄就以此为理由叫停，说这两件事事出反常，一定有冤。所以汤若望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汤若望手下的那些人，特别是一些中国天文学家都遭殃了，都被砍头了。汤若望这件事情是满清入关之后第一件轰动的案子，史称“康熙历狱”。
康熙后来智擒鳌拜之后开始亲政，亲政之后要平反冤假错案，才开始重新处理汤若望这些事情。杨光先当然就被认为是不行的了，杨光先自己根本就不懂天文学，他主持钦天监的时候，日食月食根本就报不准，所以后来康熙就把他开除回家了，并没有给他很重的惩罚，他在路上死掉了。
康熙经历这个事情以后，觉得洋人那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晚上就经常请传教士来教他一些来自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的知识。这样一来给现在的很多人造成一个错觉，以为康熙特别重视科学，好像他理解了科学的重要意义一样，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康熙脑子比较好，学起来比较快，他的确也学过一些西洋的科学，但是他完全没有理解科学的重要意义，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科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的重要意义，他的认知远远达不到与他同代的其他一些开明君主的水平，像当时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等君主都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重要性，开始办科学院、开始招聘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但康熙没有。
康熙虽然学了一点科学，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振兴，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自信。因为康熙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底蕴肯定是远远不能跟汉文化比的，所以他在浩瀚的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有深深的自卑感，因此他希望通过向传教士学习一些东西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嚣张气焰。所以满清一朝规定，传教士不能和汉人知识分子接触，只能在皇宫里听候皇帝的差遣。
康熙学习西方的科学，他主要的目的是在汉人知识分子面前卖弄，证明他比你行、你不懂。康熙头天晚上跟着传教士学了一点几何学，第二天上朝就要召唤满朝文武中最有学问的人进来，说，爱卿听说你学问很大，我问你，你能不能给我证明一下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老臣当然说不懂不会，康熙就很得意。
康熙有一年在南京视察，在鸡鸣寺也就是前朝的钦天监，召见一位当时南京最有学问的老头，问他说，昨晚见老人星在南京上空出没，这是为什么？老先生就按照传统的说法，说明君出世，老人星现，皇上您英明盖世……就把康熙给吹了一通。结果康熙说，胡说！你们不知道吧，地球是个球体——古代人以前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说“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你越往南走，能看到的星星越多，越往北走，看到的星星越少，所以不是因为我英明盖世你才能看到老人星，是只要在南京你就能看到，在北京就死活看不到。就这样把人给教训一顿。
所以康熙对科学的这种重视，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认识到了科学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的意义，他达不到这个层次，他完全就是为了个人卖弄和增强文化自信，他本人并没有让全国人民都学科学，相反他要让传教士不得与汉人知识分子私自接触。在康熙朝，尽管西洋的传教士混得还行，但是康熙限制他们的活动，让他们在自己身边听差，而且他也没有意识到要让其他人都来学这个东西。
康熙朝虽然西洋科学传进来了，主要用在天文历法方面，但是他并没有让所有人都用这个东西。而且康熙发起了一场很古怪的运动，叫做“西学中源”。什么意思？因为来自西方的强大的天文历法的技术，让清朝政府感到不舒服：我们天朝大国自古以来都是文化中心，怎么可能有一个蛮夷之邦传来的学术，我们以前不知道呢？这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康熙就授意创立了一个说法叫“西学中源”，说西洋那些优秀的天文学和数学技巧其实都来自中国。
“西学中源”说西洋的天文学、几何学其实都来自中国古代的勾股术，《周髀算经》都说过，所以今天我们把“毕达哥拉斯定理”叫“勾股定理”。但其实我们知道，勾股定理和毕达哥拉斯定理不是一个意思，勾股定理说的只是一个特例，“勾三股四弦五”，而毕达哥拉斯定理说的是任何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它的直角边的平方和都等于斜边的平方。“西学中源”说充分反映了康熙朝其实还是一个夜郎自大、文化自闭的状态。
所以康熙晚年他对传教士就很不耐烦了，因为传教士来中国的目标就是传教，传播科学只是一个手段，是个顺带做的事情，传教才是主业，而一旦传教就比较麻烦。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往往就出现分歧纷争，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信仰这个玩意儿很古怪的，它人人平等，到了教堂里面，所有的男的都成为兄弟，不管是爷爷还是舅舅，所有的女的都是姐妹，不管是外婆还是姑妈，这样在中国儒家看来就完全是没大没小，胡来，所以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纷争不断，让康熙觉得很头疼。
他后来就想，算了，你们就不要在这混了，于是到了1721年，康熙下令禁教。禁教最终是由他的儿子雍正完成的，1723年雍正正式驱逐传教士。
140年之久的西学中渐第一波浪潮无疾而终。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冲突，没有暴力、没有武力，就是文化融合过程中，我们表示不在乎、不喜欢、不愿意，就把他们赶走。
这充分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西方的科学到中国来了，但是没有被看上，没有被关注。冯友兰先生曾经的有一个论断，他在1922年的一篇论文中说，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答案是中国文化就其文化精神而言，它根本不需要科学。
左边是利玛窦，右边是汤若望。我们看到，汤若望的画像里面全是仪器设备，地上放着地球仪，桌上放着天球仪，手上拿着星盘，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等等。
康熙朝第三代传教士的代表叫做南怀仁，他监制了8件大型的天文仪器，现在还放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上。
这是传教士的墓地，利玛窦就埋在这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外邦人专门设置一个墓地。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北京市委党校里面。
2.2 第二次西学东渐（1840年至今）
第一次西学东渐表明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并无兴趣。
时间到了1840年。1840年这个关口非常重要，它是西学东渐第二波的开始，在这一波浪潮里面，中国人民的科学态度完全转变，变得极其重视、极其推崇，从那之后近200年，甭管你是左派右派，不管你是激进还是还是保守的，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无论什么政治派别，什么文化流派，对科学都是毕恭毕敬的，都喜欢科学，都认为科学是个好东西。
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的“科学救国”到80年代以来的“科教兴国”，科学在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始终保持一个很高的地位，甚至民间也一样，民间对科学研究是特别地发自内心地喜欢。
中国到现在还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法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科普法》规定，人人都必须热爱科学，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热爱科学，属于违法行为。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像这样以法律的形式要求每个人都热爱科学。我们中国人的确也是热爱科学。
如此热爱科学的政治动机和态度从何而来？那就得说到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痛苦的历史遭遇，就是不断地挨打，不断地签订城下之盟，不断地签订屈辱的条约。没办法，你技不如人打不过人家。为什么打不过？开始以为是缺少现代的武器。当时认为,要捍卫国家尊严、保持文化发达，就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的基本口号，学习洋人的长技来反制洋人。什么是洋人的长技？无外乎4个字：“船坚炮利”，都是我们没有的，所以要学习造船、造枪、造炮。洋务运动基本的任务就是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尤其是办兵工厂、造船、造枪、造炮，同时送人出去学习。出去学习的人回来说，要做到坚船利炮，不光要工艺先进，还需要学习三门叫“科学”的学科，就是数学、物理、化学，这三门对于造船、造枪、造炮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民间就有一种俗语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要害是“怕”字。为什么学一样东西是为了“不怕”？因为中国人学数学物理化学并不是热爱数学物理化学，而是因为学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有底气，就不怕跟你开战，就可能抵御外来的侵略，使我们的民族更加强大。
所以我们看到，“师夷长技”背后深刻的动机仍然不是因为热爱科学本身，而是要挽救民族的危亡、振兴我们往日之雄风。
因此在第二次西学中渐的过程中，科学仍是以力量的方式来出现的，什么“科学就是生产力”“科学就是力量”，力量很重要。
我经常讲，有三位中国人民特别熟悉的科学家，代表了中国人对科学家的主要想象。
钱学森先生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他智力超群，深入敌国学习到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毅然回国组建导弹部队。钱学森先生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最典型的科学家形象，因为我们早年学科学就是因为我们打不过他们，现在我们学会了他们的高精尖的技术，回来就发展我们的国防技术。
袁隆平先生也代表了中国人对科学的想象，老百姓认为他可以提高水稻产量，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所以袁隆平先生也是被尊为“科学之神”，是科学家的代表。
第三位年轻人可能不大了解，就是陈景润先生。陈景润曾经是80年代最有名气的中国科学家，他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名声，也跟当时中国人的社会状况有关系。
陈景润成名在七十年代后期，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准备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精神变得很萎靡，因为过去我们关起门来爽，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我们是过得极为幸福的生活，而全世界有5/6的人或者4/5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打开国门一看原来不是这样，所以很不开心。
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振奋民族精神的举措。当时80年代中国女排曾经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主要支柱，而除了体育界，科学界也需要有人，后来发现陈景润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陈景润从事的是数论研究，数论里面有个“哥德巴赫猜想”，说的是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质数之和。这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死活不能证明，到现在也没法证明。陈景润获得了最好的最接近的一个结果，就是任何一个偶数可以写成一个质数加上两个质数的乘积之和，写成“1+2”。
数学有个特点，它有点像江湖，你武功高就是高，一个题你做得出来就做得出来，做得不出来就做不出来，所以数学特别让人过瘾。而陈景润的这个工作成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别人做不出来我们做得出来，所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当时的年轻人都崇拜的不得了，认为他为国家长脸、为民族争气。
所以三位科学家代表了中国人对科学家和科学本身的一种预期：你从事科学研究，要么可以增加我们国防力量，要么可以搞饭吃，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你既不能打人，也不能搞饭吃的话，你得让我们长脸，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但如果既不能增强国防实力，又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还不能为民族长脸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科学。
所以科学在中国的这种特殊的遭遇，使得我们刚才所说的误解和误读成为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正本清源：回到西方语境
要纠正这种误解，需要回到一个西方的语境。
首先我们要讲两个重要的命题。
第一个命题，科学和技术是不一样的，技术普遍存在，而科学十分稀罕。
技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技术，动物基本上没有。过去我们认为只有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现在发现某些灵长类动物也能偶尔地临时地使用一点，只有人持续不断地使用技术。所以技术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无论是什么发展水平，总有它的技术传统。
科学则不是这样。科学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标配，而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一个稀罕的现象。科学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希腊地区，在此外任何地方都没有科学传统，不仅是我们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四大文明古国的古代都没有科学。
第二个命题，技术是生产力，但科学不一定是。
在19世纪以前，科学基本上是无用的。牛顿是16、17世纪的人物，牛顿力学是物理的奠基之作，但是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毫无用处，它并没有为英国经济做任何贡献。牛顿本人对英国经济有点贡献，因为他后来担任皇家造币厂厂长，利用他的知识来整顿币制，改善了英国的金融环境。
到了19世纪，以电磁学转化为电力工业和电讯业、化学转化为化学工业、实验生物学转化为实验医学为标志，科学才开始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才真正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但在此前的2000多年，科学都是没用的。那么，在科学没有用的这2000多年间，西方人为什么把自己最优秀的头脑送去学习科学、发展科学？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要理解什么是科学，首先要理解科学得以出现的文化土壤是什么。缺乏文化土壤，就没有发展科学的动机，因为科学的动机开始并不是技术的动机。
古代那些伟大的帝国，它的伟大靠的都不是科学，而是物质技术或者社会技术。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打遍天下无敌手，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成为地中海大帝国，但是罗马人并不喜欢科学，甚至希腊的科学在他们手上都给丢掉了。罗马靠什么伟大？军团和法律。军团去征服，法律来统治。蒙古人是真的打遍天下无敌手，创造了极为庞大的蒙元帝国的版图，但蒙古人科学一窍不通。蒙古靠什么伟大？马匹和骑兵。我们中国古代也非常伟大，我们靠的是伟大的文教传统。
所以科学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国家发达强盛的唯一的要素。科学在19世纪以后成为重要的国力象征之后，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历史上也是这样，这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科学出现的原因，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总会误解科学，总是错失科学，那样即使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我们也拿不到诺贝尔奖。
科学的人文起源
我们知道，文化的角度是理解人性、人生的一个基本路线，因为科学也是人类的活动。人类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仅仅是因为你作为动物要吃喝要生存，人毕竟比动物要多不少的问题。如果你总是把人还原到吃的层面上，活命要紧，那就是个动物。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很简单，人是有文化的。什么叫有文化呢？文化的意思就是后天的教化，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知道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不可能单凭体内的DNA就变成这个样子，人都是通过文化来变成这个样子，由于文化具有多样性，所以人也具有多样性。文化的差异使得人和人的差异远远大于人和动物的差异。
人和人的差别，不同人群和不同人群的差别远远大于人和动物的差别，因为人首先不是一个单纯的动物，他是一个文化的存在。那为什么动物不是个文化的存在？首先这和我们进化过程中的某些特殊经历有关系。
回顾进化史，人类的进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进化。人类第一次进化是直立行走，而直立行走其实是反自然的，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趴着走路，它们的悬挂结构是最合理的。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人类直立行走会使脊椎系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现在总是感觉肩膀啊腰啊哪哪都有点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应该趴着走，非要立着走。
人的第二个进化就是脑袋变大。人类的脑袋大得惊人，一个成年人现在的脑量是1450毫升，而类人猿只有300多毫升，我们要大好几倍。
大脑袋现在我们觉得很了不起，智人种，有智慧，但是不是一定了不起也不好说，因为人体储藏的能量就这么多，脑袋用多了，其他地方就少，脑量发达，肌肉就不发达。而且大脑虽然体积不大，耗能很大，跟机器里面CPU似的，非常耗能，如果把你放在大猩猩旁边的话，你和大猩猩究竟谁能活下来还很难说。
这两次进化之间，人类就习惯了一种冲突，就是脑量变大和直立行走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
直立行走会带来人体骨骼的全身变化。第一点变化就是我们可以讲话了。不要以为我们讲话很容易，讲话首先依赖于我们的口腔系统里面有足够松弛的空间，我们在趴着的时候口腔空间是挤在一起的，所以动物发不了非常复杂的声音，站起来之后整个口腔系统变宽敞了，我们就发育了非常灵巧的发音器官。
不仅如此，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为了直立行走，我们的盆骨变窄了。盆骨变窄，脑袋又大，后果是什么？当然就是人类女性的难产，生不出来。所以在动物界，人类的难产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动物界基本上没有难产问题，而人类女性的难产是个普遍现象，在现代医学发展之前，基本上我们都有亲戚曾遭遇难产。
而对此进化其实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自然界中，脑袋越大的物种，婴儿的孕育期越长，那么人类有1450毫升的脑量，按道理婴儿在娘胎里应该孕育21个月才算足月，但是21个月的脑袋是任何人类的母亲都生不出来的，怎么办？进化采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让那些有早产基因的人活下去。所以在座的诸位，我们都是早产儿。
因此人类的婴儿生下来以后，基本上还没长成人，不是个人样，既不会开口讲话，也不会直立行走，还不具备人这个物种应有的一些基本的能力，而动物生下来之后，基本上就按照DNA的趋势，该干嘛干嘛。只有人生下来以后，还是一个半成品，没有养成，需要后续漫长的养育，因此我们就组建了家庭，还有搞出了社会协作等一大堆事情。
所以人类特殊的进化历程导致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就是人类需要通过外部的文化教化的方式来使自己变成个人样儿，人不能够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变成人。孩子生下来以后，如果你不养他，他就不会长大，他可能死掉，或者被别的动物叼走跟着别的动物长，被狼叼走就变成狼孩，被狗叼走就变成狗孩，总而言之，你得被人养，你不能自动成为人。
因此在人这个环节里面，文化、文字很重要。不能把人当做单纯的动物来理解，有吃喝能生存就不错，人首先要做“文”的事。“文”就是人类后天的外部的一种教化方式，而这种教化方式对人是至关重要的。
人因为脑袋特别发达，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死，而人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思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既然早晚要死，为什么不现在死了算了？所以人的存在方式，就首先内置了一个文化，告诉你这样活着是有意义的。
我们说人的特点是可以成为任何东西，成为男孩女孩，成为好人坏人，成为东方人西方人，甚至还可以不是人。动物不可能不是动物，你从来不会骂一头猪，说你真不是个猪，一日为猪终身是猪，它变不了，但是人就不一样，人可以不是人。你骂一个人不是人，前提是他可以不是人，否则你岂不是骂得很荒谬？说一个人不是人的意思，是说他没有长成我们特定的文化所希望的人的样子。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讲科学就要着眼于这个问题，否则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一种文化会产生科学，而我们中国文化里没这个东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力水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愿不愿意振兴国家，使老百姓富足的事情，而是一个文化的取向问题。这种不同的取向造就了人生活的意义，让一个人在终将面临死亡情况下，仍然活得有意义，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朝气蓬勃。
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为了讲解这个事情，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文化，以此来探讨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科学。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
中国文化有一个基本特点，它是一种典型而又排他的农耕文化。所谓“典型”，是因为中国一向以农为本，所谓“排他”，指它向来排斥其他的生活模式。
比如说“重农抑商”，中国文化对商业对商人是非常鄙视的，甚至有妖魔化的倾向。中国文化传统上不是一个经商的好环境，商业搞大了你就有危险，很多老百姓也认为商人都不是好东西，把他们财产分了我们都没意见。中国文化里面就有一种重农抑商的基因，古代说“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末流，古代某些衣服只有官员才能穿，某些车只有官员能坐，商人你就是再有钱也不许私自穿丝绸、坐高档车。
其次是缺乏海洋文化。中国并不缺海，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我们的农耕文化对海洋充满深深的恐惧，我们对海洋缺少认知，缺少理解。除了东南沿海的福建等少数地方有一点点航海的历史和文化之外，整个汉民族对海洋基本上是认知不多的，明清两朝甚至以国家的名义发布海禁政策，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就说的是960万平方公里，把我们的海洋都给丢掉了，我们对蓝色国土基本上没概念，究竟多少我们也说不清楚。
第三就是以长城划地为牢，与游牧民族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这是我们农耕民族的一个本能反应，但其实对于游牧民族来讲，我们的边界都是在马蹄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造的建筑可以帮我们划定边界。
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农耕文化的特点。
极端的农耕文化会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个是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是农耕社会的主要的内容。
人类在12000年以前发起了农业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人类自古以来的采集状态，进入粮食生产状态。我们曾认为它是一次进步，但现在看来也不一定是进步，农耕时代其实开启了农民的悲惨时代。
在采集时代，人类从来没有饥饿、饥荒的问题，所谓我们的先民在远古时期朝不保夕、饥寒交迫，其实都是我们农耕社会带来的一些想象。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采集时代，人类其实是营养丰富、人高马大的，人是迁移的，吃光了这块儿吃那块儿，而且食谱广阔。
而农业革命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定居后就不能动了，周边都吃光了，就只能种田，而种田在古代技术水平上就只能靠天吃饭，可能有些人丰收，有些人不丰收，所以饥饿是农业社会的标配。
古代中国的农书里面都有一章叫《荒政》，“荒”就是“饥荒”的“荒”，随时要为哪一年粮食欠收做好准备，哪些树皮可以吃，哪些平时不吃的草到时候也可以吃。
所以中国人作为农耕民族，它是有强烈的饥饿基因的。像我们这一代小时候都是挨饿的，导致现在吃饭有个很不良的习惯，本来已经吃饱了，还要再多吃几口，这就是有饥饿基因带来的。
这是粮食生产的部分。
对于文化类型来讲，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部分，而是定居生活。中国文化的定居生活，缔造了中国人的定居文化。农业社会要种田，由于和田地、土地绑定在一起，我们的文化打上了很强烈的定居的烙印，以至于我们的文化把幸福生活的标配说成是“安居乐业”，“安居”就是待着不动，不要乱走。相反，你到处乱走，离开故乡，那属于不幸的生活，我们有很多词，像什么“颠沛流离”“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都是很不好的事儿。我现在开玩笑说我湖北人在北京待了大半辈子，所以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了。但是古人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为了给皇上效劳、为国家操劳，那背井离乡是可以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是你退休以后，你不再做官以后是应该叶落归根的，回到你的故乡，回到你出生的地方，跟父母待在一起，或者死后跟父母埋在一起。这是中国人的典型的生活，就是故土意识非常强烈。
我们简单总结。中国的农耕文化，过分地排他。中国是典型的定居社会，你生活的周边全是熟人，不是直接熟人，就是间接熟人，八竿子都能打得着。两个陌生人见面，首先就问能不能找到共同的熟人，一般都能找到。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熟人社会是血缘社会的一种表现。
在人类的很多文化中，血缘都在淡化，而我们中国文化中血缘却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让我们的血缘称呼非常复杂。比如父亲的兄弟，比父亲大的叫“伯父”，比父亲小的叫“叔父”，父亲的姐妹的丈夫叫“姑父”，母亲的兄弟叫“舅舅”，还有什么“表叔”“堂叔”……一大堆。英文很简单，“uncle”全解决。
为什么英文一个“uncle”就完了，我们要那么多？早期中国人是认为英国人好像比较野蛮，人情比较淡，分不清楚姑父和舅舅，其实人家不是分不清楚，而是没必要去分。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因为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大家混在一起过日子，就要分一个亲疏远近，就要基于血缘来缔造你的生活意义。
所以中国的血缘文化转化成了“亲情文化”，血缘的关键不是生物学上的生养关系，而首先是一种亲情关系。血缘亲情在儒家看来就是最基本的。所以人是什么？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有情有义有爱，有情有义有爱是为人，无情无义无爱是为禽兽，所以在中国对“人”的定义里，“人”的反义词是“禽兽”，我们说一个人无情无义，那就与禽兽无异，是“衣冠禽兽”。但是佛教进来以后对此做了一些修正，认为禽兽也是有情有义的，你不能骂禽兽，所以之后说人不是人，得说他禽兽不如，意思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情感至上。“情理法”三者，在我们看来，“情”是至高的，“理”其次，“法”最低。
儒家人文：仁-礼
儒家对此做了一个总结，“仁者，人也”。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什么？有仁爱精神。“仁”就是“爱”，这个“爱”不是基督教所说的上帝面前的平等权，也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男女之间的性别之爱，它其实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之爱。
基于这种亲情之爱，能自动生成一种有差距的爱的格局。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说的是一种类推关系，你爱自己的父母，你当然也对天下的老人都比较尊敬，你爱自己的孩子，你当然也对天下的小孩都有爱护之心。
但是这里面的要害是，爱有差等，你不能一视同仁地去爱所有的人。你的情感资源是有限的，你的物质资源也是有限的，你能奉献出来给他人的粮食也是有限的，对于有限的资源，一定要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来进行分配和表达，所以你必须懂得有亲疏远近，你必须知道亲亲而疏疏，而不能倒过来亲疏而疏亲。
我们经常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当然也是成为一个中国人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终其一生，他的主要任务和使命就是要了解与他人的关系，调节自己的行为，然后恰如其分地、得体地、体面地、不偏不倚地、中庸之道地处理与他们的人际关系。
所以中国人做人，首先是要处理人际关系，怎么处理？要学礼仪。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透着“礼”的要求，这个礼仪背后是你跟他人之间的一种亲疏远近关系的调节。
由此儒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文结构，叫伦理结构。儒家的人性理想就是要你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实现这个理想的方式就是让你学礼，让你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让你能够在不同的行为中做到有礼有节。因此，伦理学当然就成为了儒家的第一学问。
所以科学里的那些对于宇宙奥秘的探求，对于某些纯粹理论的研究，都不在我们这个范围内，中国文化都无感，都不知从何说起，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好奇的东西、一个新奇的玩意儿来看待，没法内化进入我们的文化之中，没法成为我们文化真正的内驱力。
相反，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在人情社会、人情世故方面，我们中国人都是高手，因为做人的定义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处理好不同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我们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首要的问题。
（为什么科学没有诞生在古代中国，而是诞生在古希腊？讲座第二部分即将发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