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旁听生轶事

在老北大，旁听是种传统，曾造就了很多旁听名人。屈指随便一数，都可数出一大堆在北大旁听过的名人来。毛泽东、华罗庚、沈从文、丁玲、成舍我、冯雪峰、柔石等等，都曾在北大旁听学习过。

北大的正门是位于颐和园路上的“校友门”，俗称西门，是老北大校友于1926年集资修建的，威武的石狮后伫立着三开朱漆宫门，上面悬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北京大学”牌匾。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于９月底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为毛泽东结识名流学者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如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等。

工作之余，毛泽东便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并加入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思想上受到了颇深的影响。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谈到他在北大的岁月。他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毛泽东还谈过当时在北大旁听时，因经济紧张，条件比较差，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七个人合住一间屋子。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翻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如每个北大旁听的人一样，苦中有着乐。

曾创办“世界”报系的一代报人成舍我，因没有中学文凭不能报考北大，便给蔡元培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万言长信，后来蔡元培亲自准许他以同等学历报考旁听生，有机会开始“东斋吃饭，西斋洗脸”的旁听生涯。

还有刘半农也曾是老北大旁听生的一员。因蔡元培欣赏他的学问，聘请他到北大当预科教授。当时的北大对旁听生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规定旁听生如果第一学年的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可以改为正式生，如果这一年都不缺课，还可以加全勤分。在这种背景下，刘半农被 聘请到北大当预科教授也就不足为奇。但后来胡适瞧不起刘半农，觉得他没有学历，当教授不称职，让刘半农一气之下，跑去法国拿个了博士文凭回来。
 
沈从文是北大庞大的“旁听大军”中的佼佼者，也是在北大旁听后成为文学大师的。1923年的夏季只有20岁的沈从文从湘西跑到了北大做了旁听生。在此之前，他几乎从未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他那时的最高学历是小学，几乎没念过书，13岁便开始独立讨生活。沈从文大部分的知识都是自学得来的。他曾自述自己的早年生活是：“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以至当流氓。”

在北大旁听时，两块钱的报考费也是从他人那借来的，因他基础太差而名落孙山。主考官同情他，破例把两块钱报考费退还给了他。当时北大的旁听生的实际数量甚至超过正式生，所以并不妨碍沈从文继续在北大求学，后来同刘半农一样，成为北大的教授中的一员。

沈从文一生中在大学里待的时间，大约有16年，其中在北大（包括西联大时期）的时间便有12年，与北大的关系可谓深矣。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日文课等，最常去旁听的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在梦想着去日本留学。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三角五分钱奖金！

要历数海纳百川的北大的旁听名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蔡元培所说，大学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包罗万象的北大成就了一批旁听生，也因这些旁听名人而更名声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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