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回忆西南联大的教授生活

20世纪初，昆明还只是位于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一个毫无生气的省会城市，它第一次遭受侵扰是20世纪初法国人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修到昆明的铁路。

1938 年，来自中国华北的三所流亡大学迁入本地。1941 年为美国飞虎队（空军十四航空队）专设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成为其越过“驼峰”从印度为中国提供空运物资的中转站。流入此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美国飞行员使得昆明成为一座繁荣发展的城市，不断地向周围扩展，变得拥挤不堪。

为了等待往北到重庆的飞机，海登博士和我不得不在此地多呆几天。我们借机看望了一些大学中的朋友。

首先我们拜访了梅贻琦校长，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目前是由三所高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天津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他比我记忆中的要更加消瘦，衣着也很破旧，不过为人依然很热情。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我吃惊

作为生活需要，吃、住成为西南联大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

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人陈福田，都刚搬入临时搭建的住处---位于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的露台。美国领事馆与中国剧院都是由在1911年至1926年间统治云南的军阀唐继尧修建的。当时连接昆明与外界的交通干线还主要是法国修建的从河内到昆明的铁路。剧院露台上的设施易于破损，但不收房租。

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于是我们说应该买一只猫，但是那需要花费200块钱。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我吃惊，我写道：“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

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了三年时间，随后他们回到战后的北京继续凑合着生活。

我见到的另外一位北京的朋友是鲍伯·温德（Bob Winter），58岁，他是I.A.瑞恰的基础英语运动在美国的代表人物。

在空袭中，他的衣服已经被偷了两次。如今他在院子里养了两只猴子，其中一只猴子特别凶猛，由绳索拴着，如有入侵者闯入它就咬，除非先射杀它。鲍伯的院子里到处都是花，还有装满书的书架，他了解很多当地的民俗与小道传闻。

这里的人都是单身汉，除了陈福田，他的妻子在檀香山。对成家的人来说，生活更加艰难。

我到处寻找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他曾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代理馆长。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刚接管北大图书馆，正在研究一流的图书馆方案，当时已经获得完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并且准备大展宏图。如今我发现他在越过补鞋匠摊位的顶楼房中和衣而卧，身体不适的他还要考虑三个孩子的吃饭问题。（战后，严文郁成为联合国工作人员。）

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宗祠中，“他们住在供满灵位的大厅当中，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而我们的朋友北京大学政治学家钱端升则住在5 英里之外的乡村。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夫妇也住在那里，随后与中央研究院一起迁往四川。

周日，海登博士借到了一辆军用吉普，而张奚若则充当我们的导游。

我们出发了，一行6 人，由我开吉普车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子路穿过镇子。穿过闹市之后，在通往乡村的木基路上驶向城市边缘，最终抵达龙头村，当地人也称其为龙泉。随后我们将吉普车停在了寺庙前的小树林中，沿着小路来到了钱端升家里。

钱端升和梁思成夫妇是邻居，他们的房屋也都是由林徽因设计的，开创了居住在乡村避开轰炸的“时尚”，另外他们建的房子也无须缴纳地租，5年后房屋归土地主人所有，以此抵消租金。

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

随后我们带着老金和钱端升一行8人返回。大家舒服地挤在一起……7点钟我们来到梅博士家参加宴会。梅博士的房子很大，尽主人之谊，邀请所有教职员工，他们大多数在顶楼住宿，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接收其他访客。

据温德说，梅博士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600元，而这次宴会的花销绝不少于1000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梅博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疗疟疾的阿的平药片，这应该可以换回1000元了。

通货膨胀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常现象。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s）香烟每包售价10元，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这种买卖正是为了得到更多财富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教授来讲，送其一支钢笔，其价格都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

在昆明，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混乱的进口商品价格，因此许多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趁机在市场上大捞一把。

昆明教职员工的生存状况让我极为震掠，于是我立即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我写信给阿尔格·希斯，希望亨培克与柯里也了解情况，其中陈述的观点我曾多次重复……

本文选自费正清中国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