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稿酬：胡适一篇抵县长三月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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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麻辣鲜活的历史细节＞
教授薪水时常被拖欠
民国教授薪水高，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知之者众矣，无须多说。但是，民国教授薪金虽高，拖欠之事常有，且一拖半年之久，则未必有多少人知晓。
顾颉刚在北大担任助教，法定月薪100元，上世纪20年代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以上，考虑到当时的物价水平，即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顾助教的收入是相当不错的。却常常被拖欠，据他在1925年的日记所载：1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6月17日取22元，6月25日取70元，7月16日取8元；2月薪金，拖欠4个月，到6月24日取100元；3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4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两次领取。
长时拖欠薪水，让顾颉刚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向别人借钱。1926年6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手头干涸已极，后日须付房金。没有法子，只得向适之先生开口借钱，承借60元。予感极。自想予家非无钱，父大人亦不肯寄钱，但我意以种种牵阻，终不能向家中取钱，番有赖师友之济助，思之悲愤。回家后哭了一场。”
拖欠也就摆了，更让人无奈的是经常不能足额拿到，其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宗侗后来回忆说，“我在这四年中（1924至1927年）薪金是每月两百二十银元，但是事实上，我每月只领到一百一十元，恰好是半薪。”
到了抗战时期，军费开支庞大，政府财政拮据，教师薪水减少了两三成，加之物价飞涨，教授们生活十分困窘。就算在正常时期，薪金不拖欠，足额发放，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是家口众多，就是挥霍过度，钱总不够用。
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下一个大院落——八道湾11号，一家人得以团聚。照说鲁迅和周作人的薪水收入都不低，供养一大家子十三口加上几个佣人，应该相当轻松。但由于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掌握家庭开销，挥霍过度，经常入不敷出。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谈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妻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共有600余银圆，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稿费与版税羡杀今天的码字工
为了生存，或是为了开拓更宽的财源，民国教授经常在外面赚外快。
赚稿费和版税，是教授们赚外快的一大途径。当时的稿费和版税标准可不低，在官办报刊发表文章，稿酬每千字4—5元；民办刊物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元。田汉在1935年到1936年间在《新民报》上发表剧本、评论、诗歌、散文共40万字，共得稿酬1200元，基本上是千字3元。鲁迅的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到5元，胡适是千字5元，甚至更高。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允千字6圆。此连空行在内。”也就是说，胡适这一篇文章就约有60元收入，相当于当时一个县长三个月的薪水，足见当时文章之值钱，羡杀今天的码字工。
另外，民国时，版税的标准一般在10%—20%之间，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这个标准绝不逊于现在。
正因为稿费、版税收入可观，鲁迅到上海后，干脆辞掉一切公职，做一个纯粹的自由撰稿人，依靠版税、稿酬为生，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人民币，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鲁迅能够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得益于他殷实的、不依附于权力的收入。
胡适更是稿费、版税收入大户。据《胡适书信集》可知，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综合加总，胡适一共拿到版税和酬劳达三万银元，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乖乖，这是要冲击作家富豪榜的节奏么？
胡适从1930年11月到1937年7月住在北平的7年间，他正式出版的专著、选集有20多种。陈明远先生在《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说，胡适的月薪加上版税和稿酬，估计每月平均收入1500银元左右，合今人民币4.5万元，年收入合今人民币54万元。鉴于当时物价水平，这样的收入堪称富有了。而且很显然，胡适的版税和稿酬收入此时已经超过薪水。
兼职与走穴来钱也很快
兼职社会职务也是民国教授们赚外快的重要途径。20年代末鲁迅应邀担任民国政府中央大学院的特约撰述员直到1931年底，该职月薪300元。上海艺术大学教授田汉，因为专业优势，曾被邀请担任艺华影业公司的总顾问，月薪200元左右。这些兼职虽说发不了财，但补贴家用绰绰有余。
较为普遍的是在其他学校兼职上课。20年代的授课费是每小时3至5元。李宗侗说：“彼时北平的教育界，皆因欠薪而难维持生活，于是兼课之风大作，常有人兼课到五十几小时一星期。”即便按规定“兼课每星期钟点不得过四小时”，一个教授在外兼课每月最少也有几十元收入。像陶希圣是北大教授，在外面五所大学轮流讲课，每月可得100元，等于一个助教的月薪呢。
另外，教授们开讲座、做演讲，即我们现在俗称的“走穴”更是捞外快的办法。学者刘超说，“20世纪30年代的陈垣、胡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等，平均月人达1500元以上。”可见，演讲也来钱。不过来钱之快似乎不如今日教授申请课题费。
其他教授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譬如闻一多，他在西南联大除了到中学兼职做教员，每月增加了一石平价米（160斤），还有20块“半开”（云南通行的地方货币，两个半开合一银圆），还给别人刻印章赚钱。
1944年4月，闻一多在昆明的民主报刊登《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的广告，梅贻琦、蒋梦麟、朱自清、沈从文等知名教授具名推荐，收费标准是“牙章每字1000元，石章每字600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算，润资先惠七日取件”。名教授治印，慕名求印的接踵而来。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三年之间，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1400方印，平均每天差不多刻一方。收费标准如此之高，求之者如此之众，刻印如此之多，想必闻一多的外快赚了不少，他风趣地自诩，“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其实，假如“手工业劳动者”赚钱比教授还多，做个“手工业劳动者”又有什么呢，谁规定教授的收入一定要比手工劳动者高？只是赚钱的方式手段不同罢了。
民国教授兼职多，收入多，实乃知识处于“卖方市场”，且质量上乘，求者众，价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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