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尊儒，儒者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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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麻辣鲜活的历史细节＞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编者按：2014年12月20日上午，《原道》二十周年纪念座谈暨学术研讨在京举行，陈明、朱汉民、秋风等众多儒学研究者出席座谈会，围绕“习大大尊儒，儒门如何评估应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发言讨论。本文为座谈会纪要，为方便阅读，本文略有删减，只保留观点。
朱汉民：儒学的生命力在经世致用
《原道》20年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我一直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儒学的生命力在于经世致用。我是做宋代儒学的，在宋代，儒学就是很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关切两个事情，世道和人心。一个是解决人心的问题，一个是解决社会秩序等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宋明儒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发展成东亚儒教文明，也是因为在这两个方面有极大的突破。
今天，我们要复兴儒学。儒学不仅仅是在学校、在课堂、在书本里学的东西，而是密切和公共领域相关的很多事情。今天的环境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儒学要获得生命力，一定要在这个变化中体现出它的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其实，我自己这方面关注得很少，所以年轻人来谈，我也多学习一点。原来我是向陈明学习，陈明慢慢也老了，现在我就开始向大家学习了。
秋风：儒家是时代的引路人
我想，在这样一个时代，《原道》这个词就非常重要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要回到它自己的道。可是，这个道究竟是什么?我想，现在可能执政者并不是很清楚。可能儒门中人也不完全清楚。
我自己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儒家是要给这个时代指引方向的，也就是要引道的，作为引路人。但是，我们自己现在还不清楚、还不完全清楚这个路究竟怎么走。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一起把《原道》办好，作为儒门的一个旗帜、一个很重要的知识阵地，可能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的愿望，我们书院也很愿意共襄盛举，一起把《原道》做好。我想，做好《原道》，中国就有希望了。
程广云：当代儒者对政治应该始终保持一种距离
突然提到“习大大”这个问题，我觉得这跟儒门不是利害攸关的事情。从中国古代以来，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刚才说的，其实都想招安，不招就上山去，来招就投靠了。我觉得，事实上这只表明儒门的一种生存处境，习大大跟大家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任何关联。根据我的判断，领导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尊儒或者不尊儒都是根据政治需要。也有人说，他实际上是法家，是儒表法里的，就是说，你要向一个堡垒进攻的时候，你不能直线进攻。所以得采取一种迂回战略，就是不左不右。事实上，在他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知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我下面要讲的就是，作为一个当代儒者，对于政治上的定西，应该始终保持距离，不该被其迷惑。你该怎样就怎样。我特别佩服朱汉民讲的新三篇，定于民、定于一。所以，刚才讲的这个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想了两个。首先，我觉得道是个“一”，就是说它是包容一切的东西。也就是说，要《原道》，就要归于那个大一，中国的精神是有个大一在的。就是要有一种彻底的包容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第二，道作为一个供人们行走的道路。道在于行，道不是来论的，是来行的。所以，要使得所论之道具有可行性，如果跟行没有联系，那就是空的。另外，我觉得当代儒者本身要有那种大儒气象，当然不光是一个形象问题，还得有一个你的行为是不是符合道的境界等等。
秋风：我们在思考方式上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刚才广云兄的发言很有意思基本上表达了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儒家如何行道的理解。这样一个理解，其实也是余英时批评当下儒家的一个立足点。那么，从儒家的立场上来说，虽然我也不能代表儒家，起码我自己觉得，我不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包括余英时的批评都不得要领。余完全不是一个儒者，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
刚才陈明说到我最乐观，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印象。儒家在当下的知识和政治环境中，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受一神教影响，都不会用中国的政教模式来思考问题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儒家在这样的趋势中，如何把握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起码我自己认为，我要理直气壮地站在一个儒者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不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说什么。我说过这句话，曾经引起过巨大的反弹，就是我们在思考方式上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把西方式的思考方式中国化，归于道统。否则的话，这样一种西式知识分子的姿态，或许能够成就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道德立场。但是，它不足以让儒家来引领这个时代。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如何去定位自身、如何思考，就是这个时代的行道之道，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具体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情。一是要推明“治道”。最根本还是要回到经学，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地方。二是要创之立法，起码要在知识上创之立法。就是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儒家社会治理秩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首先要做到自己心里有数。我们必须在当下的形势中展开，不可能通过复古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个不仅针对古，也是针对西。所以，一个儒家社会的治理秩序，它一定是不同于西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究竟是什么?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一个创造性的思考，就像当初的汉儒、宋儒一样。第三点，其实刚才广云兄说的，我们自己要去行道。我完全同意。
一个儒生当然有很广阔的领域可以去行道，比如办书院从事教育，甚至从事社区治理的尝试。但是，对于一个儒家来说，最根本行道的渠道是政治。这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儒家所谓社会治理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是王天下、王道的天下。可是，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因为我们自己有行道的理想，你跟政治之间就肯定有距离，政治家很可能会拒绝你，甚至镇压你。所以，儒家是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中，你要制君行道，又要以道导君，就不能不去与政治发生某种关系，但是我相信以儒家对于道的这样一种坚持，即便与政治发生关系，也不会被政治吞没。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道要有一个自信。
可能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有那么高的警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好像只要跟权力一接触，自己就被吞没了。我想，一个儒者不会如此脆弱。其实，过去几千年那么多儒者都在政治中行道，把完全的利益提升到行道的层次，这个完全可以给我们一个信心。我说这个，不是说我们大家要去“求招安”，其实不是。但是，这里面的关系不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在权力的对面。我想，可能儒家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是，叫“不拒绝权力，也不恐惧权力、警惕权力，而是有引导权力、改造权力”。但是，究竟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做?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也许去看历史、去看大儒的做法，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归根到底一句话，还是学问至关重要，这个学问不仅为国家找道，还要为儒者找道。我们都是要通过知识上的努力，同时来寻找这两个道。
唐文明：儒学复兴之势不全是习的讲话造成的
先祝贺《原道》20年!因为这几年跟陈明的交往比较多，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陈明这几年方向越来越明确，特别是从教的角度，无论是社会宗教还是公民宗教。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可以说在唐代韩愈《原道》很大的动机就是要针对佛老。现在我道不张的原因就是西学西教。我们要跟西学西教对话，这个不是简单地排斥，而是要先学习最后回到我们自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他者，而且可能是成为我们骨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而是要学习他。所以中心问题不能变成简单的排斥问题，这是我想讲的一点。
关于这个主题，我想说的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儒学的复兴是大势，不在于习近平呼吁要弘扬儒学，他的弘扬可能会起很多作用。但是不仅仅是他的呼吁造成的大势。用一个保守主义者柏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里的话来说：“对这些以暴力革命方式建起国的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回到自身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我觉得儒学复兴就有这样一个势在里面。所以，今天习近平即使不讲，明天还有谁会讲，我们不需要太在意习近平的讲话。我想，大家可能对这方面有些把握，我就不具体说了。就是说，要意识到这个大势不是由哪个人说了算，是中国必然会走向这样一个对历史的考察道路。
第二、即使现在看起来，好像儒学复兴的势头比较猛，但是要意识到阻力非常大，仍然需要在公共领域启蒙，完成儒学和儒教的去妖魔化过程。媒体的朋友也好，我们学者也好，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工作，都有义务在公共领域去作教化的启蒙，要把100多年来对儒学的妖魔化消解掉，这需要一些工作，还需要通过待机而行。现在一些小学开始把儒学经典作为必读书，小孩子长大以后可能就不会像以前。前几年孔子像事件，很快就撤了，其实也是阻力原因。
第三、即使不考虑这些阻力，我们面临的困难也非常多。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理论上的困难，比如说我们看到儒学在世界文明史非常辉煌，但是现在的确面临着很多问题，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即使我们心中的信念、我们理想的生活是在古代，但是仍然要面对现在的这些状况，跟现在一些基本法则怎么样配合，就需要去考虑这些困难和问题，要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提炼出来，然后去做研究。另一个更难的是制度上的困难，古代儒教跟政治是一体的，现在它跟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社会，还是在心里，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落实?制度落实有可能比理论更困难。目前，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多差异的理解，而这些差异的理解，我自己也考虑过，每一种方案我都觉得有不能心安的地方，有不容易做到的地方。这也是儒教在制度上落实的尴尬，可能比毅力上的困难还要大。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局势，我比较赞同程广云教授谈的这些想法。跟以前一样安静地做事，老老实实做学问，觉得哪些有意义就继续做。我是比较警惕那种因为听到习近平的讲话，就好像打了鸡血似的激动得不得了。这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
具体来说，儒学在公共领域需要做的几个重要课题，第一个就是站在儒教文明的高度上重新刻划中国历史，包括古代史和近代史。比如说，近现代史叙事过去基本上一种是左翼的、一种是右翼的。他们迅速失落，都是因为以政治哲学的立场来看问题。能不能站在儒教文明这样一个高度上，对现代史做出一些褒贬，或者说价值评判?如果有这样的蓄势，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现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去面临着按照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叙述中国现代史，我觉得应该以儒家的立场去构想一个现代中国，这个做出来以后，一个真正的、跨时代的改变才能启动。
第二、我要批评陈明经常的一个讲法，说儒学里面有一个帝国主义，是用哲学的方法阐述儒家精神。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一个更好更高的看法是，哲学有哲学的用处，应该对哲学的思路给予一个充分肯定。现在有一些批评、有一些反思，但是我们的很多思路仍然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哲学传统。所以，我觉得用哲学的方法去阐发儒学精神，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可能跟这个主题也有一定关系。像程广云，你老徘徊在儒门之外就不行，你得进来啊。但是，进来有进来的麻烦，徘徊有徘徊的好处。所谓的“进来者”一般都会谈担当，过去都喜欢讲“为天地立心”，我现在对这样的讲法越来越反感。为什么反感呢?实际上，我们在担当的同时一定要谦卑，现在更多缺的是谦卑。历史非常复杂，经典非常深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才能达到一个综合的理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事实上，宋明理学认为圣人可以把握天理，这样一个思路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特别是后来出现的阳明后学，今天领会了一下那明天就是尧舜了?最后的结果是“尧舜满街走，圣贤不如狗”。就变成了以自己人欲望的虚妄代替良知，认为是良知现成，实际都是一些很龌龊的人欲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儒学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担当，而是不够谦卑。原来认为是天理天道，现在全部放在人身上、放在人这样一个自然、欲望的禀性上，缺乏对终极者、神圣者的敬畏。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是我们当下自认要担当儒学的人应该思考的。
李清良：应该塑造儒学儒士的新形象
《原道》20周年纪念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牵涉到《原道》乃至我们做儒学的历史转型的问题。这就牵扯到习大大的问题，不管政府支持不支持，我们都需要重视。但是，有政府重视和没有政府重视，还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政府为什么重视呢?这其实是个大势，在这种大势的状况下政府有点转变。在整个社会都不认同儒学的状况下我们所做的事，跟这个社会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流行的东西来看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牵扯到一个历史转型的问题。也可以这么说吧，在之前，我们大概是发出一点点小声音，而现在它应该理所当然地引导风气、培植风气。
所以，我很同意陈明的观点，要理直气壮地，自觉鲜明地承担起儒家所能承担的。应该塑造儒学儒士的新形象，之前我们是迂腐保守，现在又是什么形象?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并且，我认为塑造儒学儒士形象和塑造世界文明中的中国形象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感觉塑造新儒学的形象，也与塑造当代中国、中国文化的形象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塑造形象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我们要表现出儒家对社会实际的一种参与。所以，这次这两个主题很好，一个是青年、再一个是公共领域。
儒家要重塑它的形象，必须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具体来说需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贺麟先生当年讲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儒学要想新开展必须对现在我们碰到的各种问题提出“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的概念。
对照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也想再加四个点：第一个重几，就是说要能够抓住实际的情况，又有一种很长远的考虑。当年郭嵩焘论证怎么来搞中国现代道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道和势的结合，既不偏重抽象理论，也不一味地追寻事实，要全面考察。
第二个方面就是重体。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也重视风气教化。制度设计是要跟教化风气相结合。所以，我们对于公共领域的参与，一方面当然是深入积极地探索，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理念、观念，重视体的产物。从某个角度来说，具体的制度设计是不断变化的。设计可能只能用于一时，也可能甚至就不完善，但是我们根据什么理念来进行制度设计，这个理念本身有它的价值。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积极地投入公共领域各方面实际的探索，同时我们要把这个探索跟儒教的理念相结合。用传统的话来说，就是有用也要有体。
第三个方面，就是重德。在讨论的时候，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对于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许没有必要深恶痛绝。这里我特别同意文明兄的一个看法，很多的问题，我们自认为自己懂了，其实并不完全懂，或者说，懂得不是很全面，对于儒家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是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儒教特别重视慎重、谦卑的精神。我感觉到，这样我们才不会偏离儒家的道路，这里牵涉到一个基本的道理，行道的方式要合道。
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心情迫切，可能调子太高。我们研究儒学的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人自认为是在儒学里面，其实离儒学还蛮远。这个方面非常重要，我感觉到目前我们做的很多的方案有问题，我们碰到的各种理论困难都很多，阻力其实还很大，假如我们自己都自高位置，不能成人之美，我心目中的儒学是讲王道，王道是能够将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吸取，而不是他独大。
第四个方面，我感觉到重故。温故而知新的意思，就是研究古代儒者如何自处这方面。这也就是刚才秋风先生所说的，学问还是至关重要。《原道》不仅是儒道，这也让我想到贺麟先生当年讲，一个国家要想成功，需要深入安静地探讨学术文化。所以，刚才他说安静地做学问，我也是很赞同的。
黄玉顺：《原道》是找路，我们还没找到
这个会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原道》20周年纪念;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儒学与社会公共秩序的问题，反正就是涉及到一个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就谈三层意思：
第一、谈一谈跟《原道》的关系问题。《原道》刚开始办的时候我没有参与，后来我也是它的作者，才有一些交道。但是，最深的一次交道是，陈明有一个“原道网”，文利有一个“孔子2000网”，我有一个“中国儒学网”，我们三家网站联合办了一个论坛。当时的联合论坛，应该是在整个儒学界里面最热闹的。以前张岱年先生编《孔子大辞典》，曾经把网站增列了条目。我想说的是，《原道》不仅是一个期刊的问题，还有网络，今天好像没有怎么提到这个，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第二、我很想来探讨一下，不管是期刊、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原道》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其实，刚才几位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原道》到底是做什么事的?陈明那套思想，我是比较熟悉的。刚才有几位谈到对道德的理解有一些矛盾之处，一方面我们似乎有一种倾向，其实早有一个中华之道在那儿了，所以特别强烈地抵制西方，这是一种观念。但是我们也没有想明白中国的道在哪里、怎么走。其实，还是没有找到，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原道》20年，它的真精神不在于给出了一个现成的道，恰恰就在于它在寻找道路，并且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中国的政道与治道还是悬而未决的，《原道》真精神应该是在找寻道路。我个人理解，这个道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它就是走路，你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名词，拿来就是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走路，也跟陈明的思维方式有关系，我们说的道，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现成的、已经成型的道，其实是体，是一个待建构的东西。我经常会把陈明引为同道，就是不会把一个很现成的东西，作为我们治道的模式，放到今天来。我们仍然在找这个道路。我个人理解，《原道》是在寻找道路，而不是给出了一个现成的、古代的道，它就是找路。
第三、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的。前几天有人问我，今天这个儒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引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第一段，我们现在也是在梦中，在做中国梦。儒家原来似乎还有一点统一性，今天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撕裂。儒家或者儒学这个符号，已经完全能指化了，没有所指。
刚才谈到七色光谱，其实更复杂。今天自称是儒家的人越来越多，真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价值倾向上也是这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儒家，有马儒、有儒马、有自由主义儒家，甚至还有后现代主义儒家，远远不是七色光谱的问题。是不是办一个会找找共识?这个很困难。今天儒家能指化，最突出的原因跟党国领袖的态度有没有关联?我个人的立场是比较接近广云兄，但是我这个立场恰恰也说明儒家成为一个符号。
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再用儒家做一个符号进行一些区分性的研究，其实是很成问题的、非常成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问题。
任文利：面对当下变局，我们要更加守护传统的生活方式
现在习大大尊儒，儒门如何评估应对。我觉得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习为什么尊儒?我觉得，从《原道》的发展历程来看，众方归儒是大势所趋。我不知道把秋风兄请来是作为儒门的代表还是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这么多年，学者们有像儒家归附的一个趋势，社会层面也有相应的考虑。刚才陈明提到了替天行道，文明马上就说招安，这里面有一个谁被招安的问题。我觉得并不是儒门被招安了，而是这个时代就是一个领导人、知识分子、广大民众复归儒家传统的过程。
回到历史来看这个问题，秋风兄、文明兄都喜欢拿一个情景来讲这个问题，就是汉武帝当时的情景。那么，回到当下来看的话，晚清以降的变化远远地超过了汉代周秦之变的背景，儒家面对的困境就更大，任重道远。儒门本身应对这样一个势态的时候，我想举汉高祖时候叔孙通和鲁两生的例子。鲁两生必然会骂叔孙通没节操，叔孙通也会讥斥鲁两生迂腐，这是一个必然。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确实有一个顺乎天应乎人向传统复归的过程。在哪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呢?我觉得是从生活的层面，我这一段就想研究传统社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明代离现在应该说比较远了，但是我看到那时候的过节风俗，说实话跟现在差不了太多。有天晚上我正好跟朋友吃饭，出来的时候他问我：“街头上为什么一堆一堆的火?”我说：“今天是十月一吗?”他说：“十月一是什么日子?”我说：“鬼节。”我朋友是台湾人，他说他们鬼节是七月，七月一个月都是鬼月。我回来看了看，十月是个寒衣节，十一是一个纪念日。从我们国人固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入手，包括我们自身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更为切实的做法。就是说，面对比周秦之变更大的变局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守护自己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我考量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韩德民：一个不能说坏话的儒学，肯定不是好儒学
我就先随便说两句。首先，大家都很关注的，和20年前相比，今天整个外部环境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对于这样一个变化，站在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个性气质，都有不同的感受。从主观意识上来说，我想政府无疑是利用儒学，这种利用对儒学的发展很可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首先，我帮你、给了你各种各样的支持，你总不能说我的坏话吧。一个不能说坏话的儒学，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儒学。着重去观察、去关注这样一个主观意识动机方面的特点，所以容易得出比较悲观的判断。另外一方面，这样一种利用也说明了，儒学在今天有价值。所以，这种“利用”也带有某种不得不利用的性质。在这样的意义上，招安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意义的招安，尽管当局缺少自觉，但是能把儒学当做一种资源来利用，在它的主观意识背后，确确实实隐含着肯定儒学价值的可能性。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对于这样一种“利用”，我们又可以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
我觉得这两方面不是完全对立的，我们怎么尽可能去限制、去避免第一种可能性，而尽可能把第二种可能性从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把它逐步提升为观念上的一种自觉。我想，这个是儒学研究界可以努力的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什么是儒者?儒者与儒者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大，但总体上是一种文化气质在当代社会生活下的人格类型。我觉得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把握，首先儒者相对于现代化背景下其他文化的人格，表现为这样一种意识倾向，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式，就是反躬自省。第二、儒者有一种比较自觉的规范意识。第三、反求诸己和规范意识是相反的，一个是向内的，另一种是向外的尊重现实。二者之间有一种适度的意识，保证前面两个侧面的统一，我觉得从总体文化气质上来说，儒者区别于其他文化人格。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当然，具体到个人身上，是非常富于弹性的，针对不同的个体和特点，他对规则的要求也是很大区别的。齐白石92岁时候想续弦，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44岁的，他说太老，然后给他引荐了一个22岁的，说这个怎么样?他说这个可以。92岁非要想着娶一个22岁的女孩，如果是别人，大家的观感可能很难接受，但是换到齐白石身上，大家也没有因此觉得他老不正经。这和他外在事业、内在精神达到的高度有关。大家觉得这个老头挺可爱的，92岁了还有这样一个内在的生机盎然。所以，同样是儒者，反求诸己与外在生活的对抗在什么程度下可以被接受，不同的人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
当然儒者不单纯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实际上是文化的一种趋向。就像刚才说的，自由主义者的道德海拔是很高的，我觉得其实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儒者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它不单是一个褒义或者贬义的概念，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自我认同和一个信仰选择。我是从这样三个方面来观察。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和毛泽东相比，虽然周恩来没有说自己是儒者，但是相对来说，他这样一个内在的性格有儒者的气质，而毛泽东离这种气质相对更远。
赵峰：习近平很可能要构建中共的第三套话语系统
首先，谈两个判断：一个判断，好像政界人士和儒门学者最近在接近，这是我有深刻体会的。我是在中央党校，90年代一讲儒学，官员非常不满意、非常排斥，后来慢慢好了。到了习大大当校长的时候，中央党校居然开出了读经的课，我是作为读经的一个主要的筹办者。到现在再看儒学，和西方理论有一个对比，当年一谈西方，官员眼里放光。现在一谈儒学，他慢慢敬畏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我们儒家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个官员有排斥的，总是抱着很警惕的心态，这是我的大致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从这个现象，我觉得官员好像比我们学者更有自信，这个可能和你们了解得不太一样。他为什么慢慢地向儒学靠近呢?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特别想对这个意识形态做一个重构，他找不到资源。而且，他上台的前几天，我听了他公开的讲话以后，我就在课堂里面对着学员讲，习近平很可能要构建中共的第三套话语系统，第一套是老毛构造的，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作为最高的标准，要重新衡量整个共产党的合法性，都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第二套话语就是，邓小平是把所有的合法性、合理性都要归结为现代性这个进程，共产党为什么合理?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合理?必须符合现代化进程。
习大大这个话语系统有很大的变化，所有的合理性，包括现代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改革开放，包括老毛的合法性和邓小平的合法性，所有的合法性都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个点才可以解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他要找来找去以后，他现在为止并不认为儒学一定就多么好。现在最困惑的是什么东西呢?是说不清做了30几年究竟干了什么，他一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自由主义没有给他任何的理论支撑，左派也没有给他任何的理论支撑，这个儒学当然也不可能给他支撑，他现在就乱了。但是，他就需要支撑，这就是需要意识形态建构。但是，我们的儒学好像根本不关心当代的什么事情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两个判断，一个就是饾饤之学，当然这也是需要的;第二个，抓着什么问题就干什么的，你怎么用?看见什么就用什么。这个东西，他就缺少一个，所以我说，下面就进入第三层，儒学、儒门学者现在应该干什么?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就想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是没错的，我就假设当今汉武帝问我们儒门，谁能够有资格、有能力站出来回答?我看没有!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他说的一个根本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和当年那个变化更大、更严重，而且从历史上儒门对社会的建制，好像没有太大的原创性贡献。当年那个变化是法家提供的，现在是谁提供呢?现在是那些官僚们，他闭着眼睛摸出来的，不管你什么主义，必须给这30年的变化一个判断，它到底好不好?它不好，不好在哪儿?如果你要取一个替代它的方案，拿什么来替代?如果你不能，那你的根据在哪里?你如果提不出这个东西，你永远在官员面前找不到真正的自尊、找不到真正的强势，你这种拒绝是非常无力的，你根本站不到董仲舒那个位置上，可以对汉武帝说我有“天人三策”，但是儒家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东西，让所有的人，最后不得不皈依于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制度性原创性，他并不那么挖空心思，但是他一定有某种东西给你整合出来，这个道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如果你凭着这一点排斥西方是非常可笑的。但是，你说人家西方自由主义的方案不行，那你拿出来一个看看?谁还能拿出来?那是你提供这个“天人三策”的一个基础，但是你能提出来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想这个模式有什么好处，它会不会成为现代文明，由后现代国家所主导的那种文明、会不会成为一个模式。在我看来，你要是这样干的话，你注定在这个历史上慢慢等吧，等到某一个机缘出来，也许可以复兴。
陈壁生：做学问的人应当提供能回应时代问题的理念
我参加这个座谈会，感到特别激动，特别替陈老师和朱老师做《原道》做了这么长时间，确实是对中国整个学术界有特别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儒学。
但是，当时我们开这个会的时候，想的这个题目是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主义、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由主义跟新左派，还有儒学是可以一起坐下来聊天的。就在那个会上，大家立场都不一样，当时有很多讨论。但是，十年过去，这个现象基本上不可能再出现了。
儒学是当时一个新的力量，尤其是有很多人，像秋风老师这样直接就转到儒学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事件，事实上，包括我们刚才陈老师说，如果是被问到你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方案?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为难儒学了，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现在除了傻子或者非常没脑子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真正的答案。
一个根深蒂固的革命传统，经过了两个60年的过程。我们现在如果制一套东西，得给过去一个说法。我相信，谁也不能给一个说法。所有现在儒学能给出一个说法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自由主义也给不出一个说法，有很多人看起来很可笑，如果儒学给一个说法，很多自由主义或者左派的人也会觉得很可笑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讲到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需要一种学问的时候，或者说国家建构在这个时候出现一种问题的时候，儒学的人该做一种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很麻烦的问题，是过去十年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没有遇到的问题。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因为我们首先是研究者，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我不是国务院的某个参讲或者是智囊室的智囊)，你应对的问题是什么?包括回到汉朝，董仲舒当时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董仲舒讲天人三策，我们都把他抬得非常高。天人三策能不能给汉武帝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或者制度，或者说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具体落实在制度上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像这些问题，我们都得好好考虑一下。
汉武帝时期跟独尊儒术有关联的事情只做了一件，就是立五经博士，其他的都不算。所以，考虑陈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习大尊儒，儒门如何评估应对”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得太多一点。我们今天对儒学的理解，不管是理念上的或者制度上，都远远没有到足以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最起码有一个，做儒学的人，或者做学问的人，对这个时代可以有回应。那就是说，既然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秩序的问题，最起码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研究这些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就已经差不多了。很难讲我们现在能够提供一个方案，事实上在传统，包括董仲舒的东西，提供的就是一个理念，它跟那个制度几乎一点关系也没有，最后说的天下大一统，它根本不是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回答的话。
无论哪个时代的儒者，除了直接进入政治里面去，提供理念的程度都有深有浅、有好有差。越是能在传统里扎根、吸收东西、真正面对社会问题的人，你提供出来的理念就越好。但是，这个理念最终落实在制度里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作为一个做研究的人，可能是没办法控制的事情。所以，儒学其实已经边缘化了100年，不管尊儒是什么态度的尊儒，国家建构缺乏一种真正有用的理论，或者缺乏一种有意义的价值，这样的一个现实是存在的。不管现在习大是尊儒还是反儒，跟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不大的，这种问题意识可以让我们今天做儒学的时候好好想想，它应该回应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不管你把自己的学问纳入现有的政治系统，还是把现有的逻辑系统纳入你的学问里面，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就算把这样的尊儒脉络纳入自己的系统，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人家也肯定不会找你。
朱汉民：“使道行”和“使道尊”，两者同样重要
第一点，关于习大对儒学的重视之后，我们儒者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是非常现实的，而且是在最近才出现的问题，原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他追问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儒学来说，应该说两千多年的儒者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而且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就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晚晴。
我是想到元朝的时候，蒙古入主中原，很多儒者就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当时的元朝是要一些儒者为他做事情，其中有一部分儒者同意了，还有很多儒者坚持自己的道义。最典型是许衡和刘因，其中有个典故很有意思，就是人们问许衡为什么要去为元朝服务?许衡说：“不如此则道不行。”换句话说，如果让蒙古人按他们的统治方式来统治中国，那我们的儒者之道、中华文化之道就终端了。大家就问刘因你为什么不去?他说：“不如此则道不尊。”我不保持我的道德独立性，我去为那些统治者讲话，我怎么维护道的尊严。
实际上，直接和帝王、和现实打交道，通过和政治的合作来完成行道的庙堂儒学，两千多年都有。但是，这种目标完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道德审判的过程。
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的儒者保持儒的独立性，独立地研究儒学，这也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就是坚守道德尊严。我认为这个道德尊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从正面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两者都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换句话来说，儒者如果两千多年不和政治系统合作，就是你为了保持你的纯正性、保持你的价值体系的完整性，事实上，你永远是变成儒者相互谈论的一个伟大的理想。因为儒包含着道和制，否则就变成一个学术派别，而这个不是儒者本身作为他安身立命的一个价值体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包括董仲舒也好、许衡也好，他参与了这个政治体系，虽然我们也说董仲舒在儒学可能不是纯正的儒学、不是我们理想的儒学等等，我们可以不断地批评。但是，他做出的重大贡献，包括对政治的影响，假设我们没有董仲舒这种，我甚至说没有这些儒学去参与到朝廷影响政治、去建立一个合乎儒家理想的政治，可以说儒学就是一事无成，儒者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庙堂儒学对儒学是有审判。所以，我认为山林儒学就是保持道德的尊贵性、独立性的这批儒者，我们也要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他可能就放弃很多的利益，甚至放弃个人的成就，或者是荣华富贵、成就感等等，纯粹是一个学者。因为大家知道，这套系统就是不在朝廷庙堂里面的民间儒学，他们对儒学的发展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批儒者，其实朱熹是受到当朝打击者，后来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王朝的意识形态，进入到孔庙，受到那么崇高的尊敬。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今天我们还没有庙堂儒学。陈明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提出一种可能性，假设习大大是汉武帝，他希望能够帮他解决现实的这样一个文化建构的问题，那怎么办?儒者怎么应对?当然，一种可能是自己想荣华富贵、想进入到庙堂，我认为需要一批儒者，仍然就像历史上儒者的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大，一直是有这两套系统，一方面儒者的思想和现实、政治、社会服务;另外有一批儒者过冷清的生活，待在山里面，他就是研究和思考问题，还是把他放到了孔庙里面祭祀，后来清朝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把这些明明是山林儒学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他们中间是中国儒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在现实中间，到今天为止如果我们追问这个问题，有可能重新出现这个问题。假如重现出现的话，我认为还是要有两个儒学，就是要有一部分人愿意，比如说像赵峰在中央党校，说不定他说的一些见解受到重视，我们作为一个儒者来说，对于这种进去的人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儒者能够进入到政治体系的话，我认为尽管可能会改变、可能很多东西不如何我们所想象的儒家的价值体系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至少一部分进去了，而且进去的这部分会发挥作用。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肯定的。另外剩下一批就是我们的山林儒学，继续发挥作用的。
所以，我对这两个方面都要持肯定态度，第二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的，作为儒者具有执着信念，是不是真做好准备了?是不是思考了这些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大势，假如是拿天人三策出来的话，觉得不是董仲舒，而且不仅仅是儒者原来的一些东西所解决的，我个人的看法一定是把现在很多的政治理论、政治学说、社会学说，一定是一个开放性的、能够兼容现在各种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的东西，假设习大大真求这样一个天人三策的时候，我们希望儒者做好准备。所以，我个人大致上就提出这些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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