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们这一代付出的代价
我今年三十四岁。"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结束时二十四岁。您多半会想，我不像有些入那样，"文革"一完，巳经满脑袋白发;也不像有的人虽然刚过半百，一生最好的时光却全搭进去啦。我还蛮不错，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岁，我也会认为，这十年就是我的一辈子。
我们这一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呵，我以为上山下乡还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价太大了，对吗?
我对待人生为什么现在还很积极?就因为我在这段生活中——多艰难的生活阿——还有收获，真实的，实实在在的。
北大荒好多土地都是我们开垦的。是啊，说到这儿，是有点自豪嘛的。我们去到那儿还是一片荒原呢。新建的点儿，一无所有，只是荒地，一眼看不见边儿。农场的百分之八十都是青年，极少是五十年代的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是北大荒的一支主要力量。当然老一辈绘打下了一个基础。确实，甭管春天多苦多累，到了秋天麦子熟了，粮食上场了，西瓜结出来了，猪养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那都是自己干的。所以说这青春不是完全丢掉了，确实有价值，是吧!
我的好多战友没回来，失去了生命。好多原因，有救火死的，也有给坏人弄死的。都是身边战友的事。上海的一个知青跟我同时接到命令，说有个坏人破坏农场，要我们去搜捕。大黑夜里，正好叫我们发现，逼他到河边。那上海知青把他堵住，他看没办法就跳进河里。当时四月份，河水刚刚解冻，水面还漂着冰片子，这个上海知青也跳进去了，棉袄没来及脱，游着游着就沉下去，我就眼看他沉下去了。那坏人也淹死了。我永远忘不了这战斗。你能说这知青死的没价值吗?他是为了保卫咱国家啊。
这儿大片大片森林。中原一带很难见到，方圆几百里，每年春秋两季都容易起火，枯枝烂叶，积得厚厚，沾火就着。大部分是用火不注意，野炊、抽烟，或是汽车引起的，也有自燃的。一着火，我们就跑去救。啊，那大火救起来，烧死烧伤都有。有次宿舍起火，救火时还死一个知青。头天晚上我们还一块睡觉，说笑。房柁掉下来"轰隆"砸死了。
叫狗咬着得狂犬病死的，还有别的什么病死的，都有。他们的骨灰都留在那儿啦，当然生命也就留在那儿啦。
想想他们，我们这代青年真有值得歌颂的地方。这可不是小说，全是事实，身边的事实。我亲眼见的。有的作家说什么"荒原作证"、"白桦树林作证"，不用，用不着，我就可以作证。
再有就是我在这当中进步入了党。我入党三次填表才批准。在这之前很多普通战士都解决入党问题了。就是因为我起头说的我爷爷的问题。我父亲当初为了感激党救了他的命，加倍工作报答党；要入党，也是因为这事政审没通过。主要是我爷爷的死没人证实。
我爷爷曾在云南是个小镇税务员，一次陪税务所长上省城办事，半截道上叫武装走私的开枪打在腿上，流血过多死了。解放后为了我父亲入党的事，组织上找我家老奶奶(我爷爷的母亲)调查我爷爷的情况。老太大还是老思想，怕人家嫌我家穷，就说："我儿子一个月赚好几百块钱，在那儿当局长，阔极了!"组织上不信，说你儿子赚那么多钱，你孙子(我父亲)解放前怎么都病得要死了?老太大答不出来。这下我爷爷的成分就没法定了，组织也没钱为一个普通人跑到云南调查，成了悬案。一直影响到我加入红卫兵和入党。那时很左，为这事我找农场党委问我爷爷算嘛问题。回答说："打死你爷爷你们说是武装走私的，万一要是红军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呢?咱们总得对党负责吧!"实际上我连我爷爷面儿也没见过。我爸爸十五岁时，我爷爷就死了。
我不管他们叫不叫我入党，照样干。有些知青思想一直很浮动，总惦着返城。实际上，上山下乡头一年，高干子弟借着爹妈的路子参军，变着法儿都走了，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有各种门路的，办选调，办特困；还有的办到三线去，先先后后定了不少。我一个心眼要扎根农场，咬破手指头写血书不走。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当时的，《工作队简报》，当时对一些优秀青年就这么称呼，叫"××式的优秀队员"。××就是我的名字。最后党委书记拍了板啦，他说这个事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我就入了党。这书记我忘不了，我离开那里之后，他调到局里当局长。这位老干部心里还是有"根"的。"文革"中批斗，叫人弄断三条肋骨。
知青返城也真难，尤其那些没路子的。眼看人家一个个走了，自己怎么办，想辙。女同志想什么辙呢?就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婚姻关系上。跟大城市的人订婚，再办户口，根本没爱情可言。男同志更绝望，精神状态更没法说了。没辙就找病，吞钉子，吃硬币然后就透视，有阴影吧。或把手弄破，血滴在大便里，或弄点蛋清放在尿里，再化验，一看几个加号；说实在的到了疯狂毁灭的程度。
记得有个女青年与北大港一个男职工订婚。定好五一节回去见面，家里人都给联系好了。春节连队一百多号人差不多都回去过年。我没走。还有一千多口猪，几百只羊，好几十头马和牛，很多设施得看着。这女青年也没回去，就为的多存几天假放在"五一"一块儿歇。她非常爱干净，在宿舍洗被子，穿得挺薄，屋里烧得挺暖和的，来回倒水一折腾感冒了。连吃几天核霉素也没压下去高烧，我们急了，送她去医院。当时去农场场部好几十里路，化验又赶上停电;再送到县里，来回来去过去一个礼拜，造血功能已经被破坏，再生障碍性贫血。我是指导员，带着两个男青年两个女青年，五个人护理。这种病、得不断输血。我决定女同志别输血，我们恒男的验验;我和另外一个男青年是O型，可这个青年脸上有点为难。我说我输吧，输了四百CC血，完事她脸蛋就红扑扑了。原来是黄绿色，马上就精神起来。整天我就在走廊上蹲着。大夫跟她说："你这个男朋友真够意思。"她说："那是我们指导员，不是朋友。"大夫特别感动，非要给我开个病床，让我睡睡觉。九天九夜我们没台眼。她死后到哈尔滨火化。处理完后事回去，人们见我就说："你怎么这模样了?"就跟打监狱里出来的一样。临死之前这女同志拉着我手，不让我离开。这时她姐姐、姐夫接到电报赶来了，抢救时不让他们进。她和她姐姐、姐夫有点矛盾。可是拽着我说嘛不让我走，两眼总看着我，光掉泪。那阵子话已经不能说了，只是人还清醒着。我眼泪也哗哗的。我们没有一点恋爱关系，就跟亲兄弟姐妹一样。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怎样把她弄活了。我觉得我们够苦了，她得了病见不到父母，我看着她，亲眼看她停止呼吸。我在哈尔滨端着那个盛骨灰的磁盆，还热着呐，我想，哪怕我再抽多少血，只要她能活也没说的。
成千上万女同志都走这条道了。就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人应有的尊严、权利，换一条生路，也未必会好。因为这条路没有爱情。埋下这个种子，必然会有恶果。这也是女知青的悲剧吧!她们的价值仅仅就是一个女性。像我们这些光棍男同志，只能毁灭自己，吞钉子嘛的，我看到就一顿臭骂："咱不能干这事儿!挺不住还活嘛!"
79年知青大返城时，我是连队最后走的一个。走时心里有种负罪感。我想我最后走还是一个逃兵，最终打了败仗，还是没能战胜自己，还得随大流。我家说嘛也让我回来;人家都走了，快空了，宿舍里冷清得很。当时最大的压力是孤独。特别是后来没人了，打山东、河北、河南招来大批盲流当临时工，我带着他们干活，不是味儿了;我一想，我得走。我忘不了临走那天，几十个农场老职工送我，我提着手提包——那包里就几件破衣服和几本旧书嘛的。打营房出来，过那个小桥，那些人就像送殡赛的，在后边"哞哞"地哭。有的捂脸嚎陶大哭。尽管他们没文化，愚昧、粗鲁，可是跟大城市人际关系一比，实在可爱呀!送我老远老远的，还听见他们哭。
我回来后很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做梦似的。照理说回到父母身边，吃住都好了，可就觉得空虚，觉得失掉好多东西。后来我觉得不该这样，还得从头做起。人嗯，在哪儿就得从哪儿开始起步。这样，积极生活那股劲才又慢慢恢复。我不是说我喜欢文学吗?除上班努力工作之外，80年我在文化宫的文学班业余上了两年课。82年我又开始上电大。去年毕业了。成绩还算满意吧。我不想自吹什么，我就得这样干，我伯失去自己。我学文学，有个抱负，觉得我有责任表现我们这代人和我自己。我永远当不了万元户，也不可能给我儿子留下什么产业嘛的。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留下一本书，这辈子就没白活。
那些年使我落一身病。关节疼常常发作，还有胃疼，一疼就……忍着。恐怕我要带着它过一辈子。我妹妹早结婚成家了，那件事，一直没法对丈夫说。不说就别说了。我们心里埋着的并不止这个痛苦。但是呵，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伟大的一代。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当时，"文革"把国家经济搞成那样，几乎崩溃，我们要是不下去，两千万人会给城市造成多大的压力。尽管我们受骗，我们受苦，但我们支撑这国家大厦几乎坍塌的一角，是吧?应当说，是我们承受着"文革"造成的恶果，就是我们这代人。可是至今对上山下乡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估价。我写过一首诗，原稿早没了，但我记着这两句，大概是：
它应当枝叶繁茂的时候却过早凋落了，布满伤疤的躯干却支撑着坍塌的天空的一角。
我知道这诗幼稚。可它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
因此我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并没虚度年华。
我们不会忘掉北大荒。我们把那么多东西留在了那里，又把那么多东西从那里带回来了。不是吗?
本文选自《一百个人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