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如何处理大逃港事件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来势很猛，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地区以及广州市。最严重的县是宝安、惠阳、惠东县。一些过去很少发生偷渡外逃的韶关、肇庆、梅县等地区，也发生不少外逃。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这一年广州市就有72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因偷渡被收容遣送。
这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本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据统计，8月份全省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与历年来较多的7月份相比，分别上升47％和△△， 外逃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是1962年大外逃以后，最多的一个月份。吴南生收到报告后，于9月14日作了批转：“仲勋同志：这一报告所反映情况值得注意，故送阅。” 习仲勋和省委对大量群众偷渡外逃极为关注，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在9月即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
由于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水平相差过于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元港币，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1979年春节过后，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更为严重，人多面广，急剧上升。有些地方出现群众性外逃的局面。其原因：一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二是干部作风不正。据原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回忆，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被歪曲了的信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放大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19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去港澳的达1.5万人。珠江三角洲与珠海邻近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批准出境定居毕竟要经过好几次调查，能获得批准的只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 三是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四是“前段我们宣传上过多的讲外国先进，好像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发生了不良影响。” 据统计，1至5月份，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其中3月份发生51292人，逃出9882人），发生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最严重的是惠阳地区（包括深圳市），发生7.55万多人，逃出1.75万多人，占全省发生数和逃出数的62.5％和60％。4月5日一天，樟木头收容站收容人数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达到2500多人，而当天晚上至6日凌晨，边境部队又抓获了2400多人。4月中旬省委召开反偷渡外逃紧急会议之后，情况有所好转，5月1日至5日，深圳收容站平均每天收容人数由4月份的883人下降到652人（包括港英当局遣返）。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和抢走偷渡人员，以及多次发生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据深圳、樟木头两个收容站反映，1979年上半年，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0000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
1979年上半年，深圳收容站每天要收容300到400人，但深圳的车辆不够用，根本运不过来。省委为了支持深圳的工作，给他们增加了三部车。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一部车只能装40个人。加上当时路况很不好，从深圳到汕尾来回要三天，到汕头则要三到四天，根本运转不过来。这就使得收容站里十分拥挤。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看见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给宝安提了意见。刘景范和习仲勋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一起蒙冤受屈。他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的恶劣条件，认为这样处理收容人员不当。
“当时边境一带反偷渡外逃问题一直是由省委政法系统负责处理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偷渡外逃问题被当作是敌我矛盾看待，偷渡的人被叫做偷渡犯。”
习仲勋听了刘景范的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认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习仲勋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当作敌人，要统统放走的做法，当时由于很多人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思想束缚，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据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并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
习仲勋派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三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 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0000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作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还勇于作了自我批评。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外逃到香港反映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分子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5月6日，港英当局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增调军队、警察1400余人，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余人，以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气氛相当紧张。鉴于内地群众逃港人员越来越多，从1979年初起，港英当局一改过去做法，对逃港人员采取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便遣送回偷渡人员3.3万人，为过去四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3倍，有时一天就遣回1000余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广东群众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有的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习仲勋十分关注广东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6月10日，他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总结中，专门讲了关于制止偷渡外逃问题。他指出：
为了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要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今年头四个月，全省偷渡外逃的人数已达六万八千多人，其中逃出一万九千多人，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六倍和十倍。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这个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坏人只是极少数，但偷渡是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反对。解决这个问题，是长期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要从发展经济，搞好边防地区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但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很大。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把工作做在基层，及时防范。要进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育，揭露林彪、“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破坏。大家共同努力，建设家园，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已发生的偷渡外逃行为，要积极进行堵截。对于收容起来的人员，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教育，但不要歧视他们，把他们当敌人看待。至于极少数煽动和组织外逃，搞引渡的违法分子，必须坚决给予打击。
本文节选自《习仲勋主政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