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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岁月里

2015-05-21 区恺烘 口述 水煮历史



1920年11月下旬,粤军攻克广州,赶走在广州操纵国会的桂系军阀陆荣廷,中山先生从上海回到被滇桂军阀迫着离开长达两年半的广州,重组军政府。我伯父区玉是中山先生的家庭厨师,深得中山先生的信任。经伯父推荐,1920年末,我离开了家乡番禺县双江村,当了中山先生的后生(勤务)。时年未满十七岁,自此至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我都守候在中山先生的身边。随后,我在上海的孙宅服务到1937年,才离开孙夫人家。


我开始当中山先生后生时,他刚从上海回广州,住在新亚酒店。约一个月后,才把孙夫人从上海接来。他每天乘车从新亚酒店到位于越秀山脚下的军政府办公。


次年,即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通过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制定政府组织大纲,中山先生被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就任。在此前五个多月,他已从新亚酒店迁至粤秀楼(即今“中山先生读书治事处”)。这座二层的小楼坐北向南矗立在越秀山南麓。它有一道木桥,与山脚下的军政府大楼相连接。小楼东侧的山坳处,与执信女子中学(今广州市第二中学)有一道厚墙相隔。倚山而建的文澜阁就在粤秀楼西北方百来公尺处。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他曾专嘱许崇智拨款三千元,将这座古老的阁楼修葺一新。随后,他邀请了三老——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前来居住。


粤秀楼二楼的西厢房,是中山先生与孙夫人的卧室。东厢房实际上是客房。两厢房中隔一个小客厅。他的亲友如姐姐孙妙茜、女婿戴恩赛等来探访时,就住在东厢房里。一楼的正中是大会客厅、餐厅。楼梯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我就住在这个房间里。楼的东西两旁各有小型堡垒一个,其南面则与卫士楼紧相毗邻。


那时,我因为年纪尚小,中山先生周围的人,都呼我“阿烘”或“烘仔”。我的职责是给中山先生做些斟茶倒水、端饭送菜、扫地拂尘之类的什务,服侍和料理中山先生的生活。


中山先生勤俭节约,生活十分简朴。他茶烟酒不沾,主食素。爱吃芥蓝、菜心、通菜和虾酱,尤爱吃竹笋。除有时吃些鱼外,其他肉类不吃。他有胃病,得每天早上吃一小碗炖燕窝。我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每天早餐时,把炖好的一小碗燕窝端给他。原装燕窝的什物很多,所以,我在空闲时,都把时间花在燕窝的挑选上。中山先生另一个习惯是,午、晚餐后吃一个煨熟的苹果。这个差使,我自然也包了下来。他除早上喝杯牛奶、正餐饮点汤水外,其余时间,是很少喝茶水的。他断不是一坐下来,就茶水不断的那种人。他清早便起床,晚上仍在工作、看书,到凌晨一点才睡。每天起床后,总爱摊开地图,细细端详思考后才进早膳。我没有见过他有假日或有什么空闲时间。他最大的娱乐是晚饭后,遇着伍廷芳到访,相与下棋一阵子。偶尔在星期天,他带着我登白云山,那也不是游览,而是要熟悉此山的作战地形。若路经白云仙馆或别的寺庙,他便以能内进观赏而怡然自乐,快然自足。


中山先生对自己关心得少,对别人却关心得多。他自己没日没夜地工作,但每晚九时,便体贴地叫我休息。他的钱,主要用于买书,他除了书籍便没有什么家产。他常把自己用的东西送给周围的卫士。有次他怕我受凉受雨,把自己用着的一顶毡帽、一件雨衣送给我。孙夫人则给钱我裁衣。我还记得另一件小事:1924年9月,中山先生驻节韶关。一天,他带我游南华寺。见到寺的周围树木稀疏,就问守庙的老和尚这是什么缘故。老和尚诉说,因连年战乱,无以为生,迫得砍伐山林以换钱米,所以林木日渐疏落。中山先生听后,深表同情,即取出一百元,叫我递交给这位老和尚,并嘱他今后对寺庙周围的树木要保护好,以让后人瞻仰。老和尚连连道谢。


我跟随中山先生在粤秀楼生活了大约一年时间,第二年——1922年6月16日,发生了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的历史事件,粤秀楼连同总统府一起毁于战火。


事发之前,于这年5月初,中山先生在驻节韶关、督师北伐时,便察觉到广东省长兼陆军部长陈炯明不听指挥,擅自调动部队控制广州城,所以在6月1日转回广州,以期稳定后方局势。6月15日晚饭后,广州警察局局长李安帮、总统府顾问陈少白都先后到粤秀楼二楼的小客厅里向中山先生密报陈炯明部将叶举已开始调动大批部队前来包围总统府,劝告中山先生及时离开。陈少白言辞最为恳切,他一再说:“陈老烟(炯)今晚真家伙来了,你再不走,明天我就再见不到你了。”中山先生却镇静地回答说:“有我在,料竞存(陈炯明)不敢造反。”陈少白陪伴他到十一时多,最后中山先生对他讲:“夜已深了,你先回去睡。不要紧,有什么事情我应付得来。”这时,陈少白才告退。中山先生为了安定局势,坚持不走。


当时,粤秀楼上的用水是伙夫从楼下挑上来的。这晚凌晨一时多,中山先生用准备好的水,例行睡前沐浴。刚要就寝,我忽然听到人声嘈杂,在烛光摇曳中,见到林树巍、胡毅生、陆志云和林直勉等五人,簇拥着中山先生从楼上下来。原来他们在情急势危中,七手八脚给中山先生套上白长袍,戴上通帽,腰悬药箱,乔装成一个应急病出诊的医生,挽着他离开。中山先生镇定自若,我见他出门前,还不慌不忙地把一支曲尺手枪放在长袍里面。副官王惠龙和马湘提出要同行,但他果断地回答说,“你们不用来,留下来保护夫人好了”。他和林树巍等五人离开后约两个小时,便突然像滚雷一样,隆隆隆,从珠江边传来三声震撼夜空的炮响。这时,我恰好从孙夫人身边踱过,她宽慰地对我说:“阿烘,先生平安了。”我问她怎么知道。她说:“这是先生临行前约好的,如平安抵达军舰就发出鸣炮三声的信号。”


我们在粤秀楼听到中山先生报出的平安炮声后,每个人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拂晓前,包围总统府的四千多叛军便发起总攻。他们一支七生半口径的大炮架在粤秀楼东北角的山头上(即现伍廷芳纪念碑矗立处),居高临下,第一炮便把粤秀楼与总统府之间的木天桥打断,顿时,烈火冲天。子弹、炮弹朝着粤秀楼像雨点般打来,王惠龙、马湘扶着孙夫人刚穿越过了天桥,隆隆的炮弹便在桥上开了花,真是山岳崩颓,险象横生。我和五十多名卫士坚守在粤秀楼的堡垒中,用水机关枪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毙敌不少。我在东边那个堡垒,用机枪集中扫射从执信女子中学翻墙而来的敌军。战斗直到中午时分,子弹打尽了,才化装潜入附近的民房,撤出阵地。


一个多星期后,经过多方寻找,我终于在停泊在长洲江面的永丰舰上见到了中山先生。他的第一句话是关切地问我:“被打伤了没有?”当我回答没有时,他很高兴,并给了我一百元。我终于又回到了中山先生的身边。


中山先生率舰队在珠江河面转战近五十天的日子里,充分表现出他的英勇善战,不屈不挠处逆境而不馁的精神。他为了打开战斗局面,7月10日,决定从长洲江面驶回白鹅潭。他座驾永丰舰率先前进。当通过叛军据守的鱼珠炮台、长堤据点时,敌人以密集炮火封锁江面,势劈雷电地集中向永丰舰猛轰,永丰舰连中六弹,尾随着鱼贯而行的海圻、海琛、肇和、楚豫等五舰却只受轻伤。在战斗中,我看到好几发炮弹就从中山先生头上呼啸而过,他却毫无惧色,坚定地在指挥台上指挥。战士们在此感召下,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白鹅潭。


舰队刚泊进白鹅潭不久,英国企图干预,其驻广州的领事匆忙上舰谒见,向中山先生道:“你到白鹅潭来,是不是为了避难?”中山先生理直气壮地回答:“此为我之领土,我可往来自由,岂可谓之避难?你的话用意何在?”这位外国人说:“白鹅潭是通商口,接近沙面,万一战事发生,恐怕会引起国外干涉,不如请总统离粤,使通商自由无阻。”中山先生听后,即用斩钉截铁的声调说:“这不是你所应讲的话,我生平不服暴力,不畏强权,只知正义与公道,决不受无理干涉。”中山先生这种扬眉吐气、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烙在我心上。


在反击叛军一个多月后,因“海圻”、“海琛”和三只大型军舰被陈炯明收买,悄悄开走,北伐军在回军援救的途中,受到陈部叛军夹击而遭重大挫折。因为孤军无援,中山先生便于8月9日乘英国浅水舰离开广州到香港,再转搭邮船去上海。此行,中山先生原安排侍卫官蒋介石留守永丰舰,颁发军饷,办理善后事宜的,然而,蒋介石却违背中山先生此意,他暗中将自己的行装搬下浅水舰,待9日下午将启航时才告请随行。中山先生在不满之余,唯有同意。其善后工作只好由秘书林直勉、参军李章达去办。


中山先生在上海约住了半年,第二年——1923年2月,因滇桂联军驱逐了陈炯明,便从上海回到广州,在广州河南的广东士敏土厂重建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务。随即又投入战斗,五六月份我随他先后到清远县的源潭,三水县的河口,以及英德、博罗、惠州、虎门等地讨伐叛军沈鸿英部。8月,他亲率粤、滇、桂联军东征陈炯明,迁大本营到石龙。在石滩,他又经历了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当时,联军参谋长李烈钧将包围惠州城的胡思舜部调走,以攻打博罗。城内的陈炯明部乘虚反扑。我联军在石滩全线无法抵挡。中山先生在石龙闻此急讯,即乘火车前往督战。到达后,但见联军如退潮一样往后撤。他从车厢里下来,站在铁路一旁,急命吹号集合。岂料全不奏效,无法收拾。我见情况不妙,便劝中山先生重新登上车厢,准备往回走。中山先生上到车厢后,苦苦沉思,深感难过。他开始是坐在窗口旁的,我怕不安全,请他把藤椅往里面挪动一下,他同意了。但见他刚坐定,车厢便轰隆一声,猛烈地震动,差点把他连人带椅一起摔翻。原先他坐的车窗处,玻璃纷纷震落,他说:“阿烘,幸好听了你的,不然就危险了。”随后,我下车了解,原来是从石龙方向倒过来挂钩的火车头,是由士兵驾驶的,技术不熟,加上慌乱,以致相撞,把我们车厢的卡位撞得凹了进去,全坏了不能拉动。而我们就只有这么一个单卡。中山先生在急忙中唯有登上火车头,由这个车头载着他朝石龙的方向撤回去。这次败阵下来,中山先生又一次看到这些军阀部队纪律涣散,士无斗志,不可依靠;更认识到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所以,第二年,他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创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黄埔军校。军校成立后,我曾跟他到过军校两三次。记得其中的一次大约在8月。他进校后,首先是登上山上的炮台看实弹射击,接着是巡视学员的课室、宿舍,然后阅兵。他边走边向身边的教官、学员作详细的询问,了解得具体深入。


1924年9月,中山先生移大本营到韶关,督师北伐。10月下旬,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即来电请中山先生北上外,随之又委派许世英到韶关,面邀中山先生到北京作实现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谈判。中山先生表示同意。11月13日,他和孙夫人乘永丰舰从广州出发,我跟着同去。17日抵上海,经日本长崎、神户。12月4日抵天津。中山先生这次原请我伯父区玉随行,照顾伙食。但伯父当时正患严重的胃病,随行不得。中山先生从日本抵天津后,由于旅途劳顿,加之所进的日本伙食不习惯,终于病倒了。他先是感冒,接着是肝痛,病情十分严重。12月18日下午,北京政府派二人来迎中山先生进京,他从这二人口中得知段祺瑞政府已把“关于临时执政府必尊重历年条约”的公文送交各国公使。他当即在病床前声色俱厉地斥责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经过这次盛怒,他的肝病加剧,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以上。为求国是,在德国医生石密德的悉心护理下,仍于12月28日扶病入京。


初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虽有主治医生德国人克利,辅以苏联医生等诊治,但无起色。1925年1月24日开始,饮食不进,面色转黄。26日下午三时迁入协和医院,诊断为后期肝癌。当天下午六时动手术。负责施行手术的是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安。手术时间约半个小时,中山先生得知已得绝症,仍神色自若,表现出无比的勇气和坚定精神。3月10日,他的脉搏跳动为一百五六十次。这天,他垂危中得知东征军全线告捷的消息,深感安慰地说:“要电告汉民,不可扰乱百姓。”第二天中午,中山先生向家属和守候的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他由孙夫人抬起手腕,用钢笔在“总理遗嘱”和“家属遗嘱”上分别签了名。然后吃力地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京,是谋求统一,现在为病所累。死生本不足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实现,至以为憾。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以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死也瞑目了。”他的呼吸更困难了,不能连续讲四五个字以上的话,只连续反复讲“和平”、“奋斗”、“救中国”。医生劝他不要再讲话。这天下午六时多,他的手脚开始变冷。次日上午九时半,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终于不幸逝世了。


自1920年末至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我都一直跟随在中山先生的身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每当看到当年“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送给我留念的中山先生的遗像,伤感之情,无法自抑。今天,我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已实现并超过了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我们一定要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为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作者:区恺烘 口述 胡耀华 执笔


本文选自广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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