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坟墓被迁详情
汪精卫与陈璧君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争夺领导权，有时表现合作，有时表现分裂。总的说来，他们是一丘之貉。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二十几年的中间，一直是在相互倾轧，争闹不休。现在我叙述的是蒋汪“双簧剧”的最后一幕——蒋炸汪坟。这一墓，我是参与其事的。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在陆军七十四军工作。该军于10月初奉何应钦的命令，由湘西芷江空运到达南京，直接归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担任南京的卫戍并协助陆军总部处理日、汪伪军接触武装和遣送日俘、日侨等工作。1946年1月15日夜，我接到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的电话，说他奉何应钦的指示，要我立刻去总部参加一项重要会议。等我赶到黄埔路陆军总部会议厅时，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都在那里等候。何应钦亲自出席主持会议，他首先发言说：“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向泄漏。
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墓，居然葬在梅花山（明孝陵南面一个小土山，山上植有梅树林，故名），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在一起，太不成样儿。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说完他就先退了席。以后萧毅肃接着发表意见，仍然申述如何的意思。他说：“总司令已经接到重庆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以内处置好。”
当时就指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宪兵司令部在迁移期间派兵担任国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要派员协助。大致把任务分配以后，马崇六向我介绍有关汪墓的情况。他说：“这个坟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他问我用什么方法搞开。我随便谈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工兵有的是炸药，但要求绝对保密，否则不宜使用爆破；时间也得充裕些。马又告诉我：“总座的意思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筑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好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的短暂，当时就决定只能使用爆破，再利用其他音响来掩盖，以防止泄漏。会议结束，各归所积极准备。
原来决定是在1月20日深夜12时开始炸破坟墓，由于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临时改在21日行动。在此以前的三天，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就断绝了行人，禁止游览。此时外间就有些谣言，说什么又要查捕汉奸，有些在敌伪时期做过坏事的人，都惶恐起来，有的向外逃走，有的到处躲藏。关于爆破坟墓的任务，我当面指定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营长李东阳负责处理。据工兵技术侦察的估计，大约要使用“梯恩梯（TNT）烈性炸药150公斤，才能全部炸开。
爆破时，在现场监督的有马崇六、马超俊和我等。汪精卫是在1944年死于日本，他的尸体是用一具不大的楠木棺材装运回国，葬于此地。汪伪政府并准备花一大笔民脂民膏的巨款来建造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陵墓。据一位姓孔的工程师告诉我们，陵墓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预算是5000万伪币。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施工也就停止下来。工兵爆破作业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炸开墓的外层混凝土钢筋部分；第二步炸开盛棺的内窖。
内窖炸开后，才发现棺材；揭开棺盖，见尸体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尸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揭开棺盖后，马崇六指使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墓地，由马超俊进行全部棺内检查，主要是去寻找有什么葬物。检查结果，除在死者马褂口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以外，别无其他遗物。这张纸上用毛笔写“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说这张纸上的字是汪的妻子陈璧君从日本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的，以示招魂的意思。
当马崇六指挥开棺时，我发现这样做有些突然。在开会时何应钦的指示明白规定是迁移，而现在又将棺盖打开，并没有提出迁移到何处去的打算。我明知有些不对头，但不了解他们又搞什么名堂。马崇六当即吩咐工兵营长李东阳：“你的任务现在就把棺材装上卡车（车是‘陆总’准备好的），今晚还要将墓地平掉，务使不留原来痕迹。”当时我为了弄清这个谜，暗示李东阳注意，他理解我的用意。我故意对他说：“我们为了负责到底，请你随同汽车护送一趟，以免中途发生意外。这里的任务，交代你的副营长就行了。”我并对马表示，李营长忠实可靠，一切问题可以放心。马表示同意让李同去。次日清晨李由现场回来对我报告说：“我昨晚随同马崇六将汪精卫的棺材一直送到清凉山，将尸体交付火葬场，只费了半个小时，棺材同尸体全部焚化，并没有留存什么。”至此我才明白，马崇六是根据何应钦的另一秘密指示，按预定计划实施的。所谓迁移，只不过是在会上的一种托词而已。国民党头子们做事就是这样，表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时间又过了半个多月，已经是2月初，春光明媚。有一天我驱车到明孝陵游览，顺便到梅花山溜达，发觉梅花山上的景物全非，面貌已全部改观。在原来的汪坟地墓上，已建立起一座小亭，可供游人憩息。山的南北两面，还开拓了两条小径，培植各种各样的花木。周围环境，修刷一新；与中山陵的秀丽景色，遥相映对，风景确是不错。谁也料想不到此地曾经是大汉奸汪精卫葬身之处。
但是，俗谚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还要大兴土木的问题。在旧社会里所谓保密，成为例行程式，最大限度也只能做到暂时的。到2月初消息就泄漏出来了。有一天，出现一位30来岁的女人，说是刚从国外赶回来的，自称是汪精卫的女儿。先到南京市政府，要求见马超俊，其势汹汹。马超俊知道此人为什么事而来，感到穷于应付，拒不接见；最后派了一位张秘书出来应付一番，把处理坟墓的事，全部推到陆军总部，他自己装着不晓得这回事。
这个女的又跑到黄埔路陆军总部，要求见何应钦，被门首卫兵挡住，不让进去。自后她每天来一次，坚决要见，仍没有结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耍起无赖来，又哭又闹，破口大骂，大声指责何应钦不应该把她的父亲的坟墓搞掉，说什么“南京不能葬，就让我运回广东去葬好了，难道又碍你们的事吗？”最后并搬出她父亲在生时那一套臭名远扬的丑恶历史作为要挟的资本，语言实在难以入耳。
当时有许多群众围观，他们都以奇异的眼光来注视这个女的。守门者怕闹出乱子，出来一个卫兵长，对观看群众佯说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喝令群众散开。萧毅肃知道不想办法就不得开交，于是叫一参谋官出来，带着两个警卫员，身佩盒子枪，先给这个女的来一个下马威；警告她说：“限你立刻离开，否则，以捣乱秩序和袒护汉奸论罪。”这才把她的气势压下去。她见来势不对，也只好溜之大吉。一段插曲，遂告收场。
蒋介石为什么要指使何应钦炸坟烧尸呢？是不是出于对汉奸的仇恨心呢？显然不是。即使他看到汪精卫葬在梅花山，也不会“生什么气”。从当时的炸坟事实过程也可以看出是别有“苦心”。如果是出于仇恨心，那么，对一个大汉奸坟墓的处理，满可以理直气壮的公之于世，又何须鬼鬼祟祟秘密行事呢？
我以为，所谓“有碍国际国内视听”，其中就有文章。蒋汪固然争权夺利几十年，有其内部矛盾，但他们在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的根本问题上，则始终一致。汪精卫妄称“曲线救国”，出走重庆，公开投敌，在日军导演下，成立南京汉奸政权，坚决反共反人民。蒋介石被迫抗日，在抗战八年中，一贯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并且不断和敌人勾勾搭搭，阴谋进行投降活动。
毛主席论《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早经指出，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阴谋，“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诚如毛主席的分析：蒋介石扮演了红脸，汪精卫唱的是白脸，其投降卖国反共反人民的“国策”，遥相呼应。
抗日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坚持斗争，由于苏联出兵东北，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是蒋汪所没有预料到的。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以胜利者自居，依靠美国主子的力量，窃取胜利果实，继续反共反人民，自不能不仍然装着一副正经相，审几个战犯，杀几个汉奸，以示汉奸不两立。对头号汉奸的坟墓公然葬于首都中山陵一事，如置之不理，那一幕双簧剧岂不露白了？所以一面炸坟烧尸，以示“此地无银三百两”；一面又做贼心虚，唯恐因此激恼内部，有人出来揭底，也就不能不秘密行事了。
邱维达：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连长、营长、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淞沪会战、上高会战，因战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副师长、第24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中将参谋长。解放战争中，1947年被任命为第七十四军军长。淮海战役中，在陈官庄地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从1950年3月到1958年秋，邱维达在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常委。毫拳之年，撰写了不少文史资料，分别发表在全国政协和山东省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上。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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